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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探析

2018-05-14付海莲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18年4期
关键词:中央苏区毛泽东

付海莲

[摘 要]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格外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问题,善于根据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求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言传与身教相结合等特征的思想工作方法,主要内容包括:说服教育法、政治宣传法、调查研究法、榜样示范法和批评教育法。这些方法不仅在当时有力地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而且在新时代对于我们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我们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从而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强大正能量。

[关键词]中央苏区;毛泽东;思想工作方法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8)04-0047-09

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向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其他政党无法比拟的政治优势。作为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保证。毛泽东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明确指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P154

思想政治工作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离开了正确的工作方法和途径,也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基于这一原因,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2]P139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格外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所提供的是指导工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教条,在实际工作中要善于根据不同情况对其加以灵活运用。在此基础上,毛泽东逐步探索出了独特且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对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虽然历史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前进的重要保证,研究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问题,对于我们做好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特征

方法就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为实现预期目的所采取的对策和手段。方法问题是任何工作过程中都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各项工作顺利完成的重要保障。方法得当,各项工作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反之,结果往往只能是事倍功半。中央苏区时期,为充分动员和发动群众,毛泽东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社会各阶级特点进行了深刻地分析。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及不同阶段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毛泽东在对不同阶级开展思想工作的过程中,始终注重使用与时代及各阶级特点相对应的方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体系。可见,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使之在实际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挥作用方面,毛泽东可谓是当之无愧的典范。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已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具体表现如下:

(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所谓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方面要真正掌握理论,弄清楚理论提供给我们分析和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什么;另一方面要真正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来灵活运用理论,而不能盲目地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只有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也只有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保持其持久的生命力和不竭的战斗力。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非常注重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提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真正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中,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他强调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学习和运用这一理论所提供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开口闭口就是“拿本本来”,认为书上的一切都是真理,对马克思主义生搬硬套;还有一种动辄就是“上级领导机关”,处理问题时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只知道盲目的执行。这两种错误倾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都不适应主客观情势,无法深入群众,不符合革命斗争的需要,甚至给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对待本本主义的态度上,毛泽东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如果采用本本主义的方法,那将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可能会使人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为证明这一观点,毛泽东还专门列举了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共产党员的案例,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革命叛徒。而相反的,往往那些没受过教育的工人们却可以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究其原因,就是在于本本主义脱离了我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因此,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P111对于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毛泽东也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形式主义看似毫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命令,但这种执行是盲目的表面的,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执行上级的指示,而且还会导致党的策略路线无法深入群众,影响革命斗争的顺利开展。毛泽东认为,通常当人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时候,并不是单纯的因为指示来自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指示的内容适合于现实革命斗争中的主客观情势,符合斗争发展的需要。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形式主义只不过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是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托词而已。

要纠正以上两种错误倾向,就必须在计划之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努力做实际调查。毛泽东形象地把调查研究比喻成“十月怀胎”,而解决问题就像是“一朝分娩”,因此调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毛泽东深谙任何伟大革命任务的完成都不是简单容易的,中国革命斗争要取得胜利,就必须靠中国共产党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如果策略失败或犹豫不决,那么革命就势必走向失败。要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就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也就是要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只有通过努力开展实际调查,才能洗刷空洞的唯心主义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才能争取尽可能多的群众共同战胜敌人。基于以上原因,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2]P115

(二)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P286思想问题的产生,除了一小部分是由单纯的思想认识问题和思想意识问题引起的,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由革命、生产、学习、工作、生活中诸如经济、土地、住房、教育等实际问题引起的。在解决群众思想问题时,如果只是单纯地讲道理而不了解问题产生的缘由,不帮助群众解决他们在革命、生产、生活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那么思想政治工作就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真正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肯定是从群众的现实诉求出发,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满足群众利益的过程中,不仅可以达到解决思想问题的目的,而且还能有效地组织团结群众,推动党的中心任务的完成。毛泽东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明确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动员群众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战争,也只有在依靠群众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战争。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要动员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就必须高度重视他们的切身利益问题和生活问题,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党才能真正成为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也才能真正的拥护党、响应党的号召。因此,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强调我们要真正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就必须做大量的工作来动员人民,使人民真正围绕在党的周围、热烈地拥护党的领导、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这些工作包括:“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2]P137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要解决好农民问题,首先就要从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入手。1929年4月,毛泽东在进行充分的实地调查并总结赣南土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提出要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苏维埃政府所有并把土地分给无田及少田的农民耕种使用。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除土地问题外,毛泽东还格外重视通过加强经济建设来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毛泽东提出要通过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極性……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2]P119这些经济工作具体包括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设立粮食调剂分局和广泛开展出入口贸易等。通过以上工作,不仅可以发展生产,还可以“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2]P122

(三)言传与身教相结合

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者所代表的思想价值观念同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自身所持有的思想价值观念交流、沟通,最终达成共识的一个过程。既然要交流、沟通,自然离不开言传。至于如何言传,毛泽东指出,不能采用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方式,而应该用群众化的方式,也就是采用广大工人、农民都喜欢接受的方式。毛泽东明确指出任何革命工作都来不得官僚主义,因为没有人喜欢它,我们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2]P124官僚主义从其本质上来说就是不理不睬或者敷衍塞责的怠工表现,而命令主义表面上看起来不怠工,好像是在努力干,但实际上命令主义的方式是无法成功的。这种工作方式即使暂时在形式上取得进展,也无法巩固工作效果,最终只会导致失去信用,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因此,在言传的过程中,应当根据具体的环境和群众具体表现出来的情绪,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群众化的方式去做一切思想动员的工作。

但是,思想政治工作要取得成效,仅靠言传是不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身教比言传更能起到说服人、教育人的作用。所谓身教,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者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模范带头作用,从而达到影响和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目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不单是来源于理论本身的力量,更来源于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身的示范行为。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注重把言传与身教相结合。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身首先要做到;凡是要求群众不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身首先不做。对此,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4]P5221933年4月,毛泽东到达瑞金沙洲坝后,发现饮水问题是当地群众面临的一大难题。为帮助群众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亲自进行实地勘察,调查地下水源的情况并带领广大干部、红军官兵和当地群众挖井,真正帮助当地群众解决了长期困扰他们的饮水问题。由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地处赣南、闽西偏远山区,物质极度匮乏,加上当时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势力的重重封锁,根据地军民生活异常艰苦。面对困难,毛泽东在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同时,自己率先垂范、厉行节约,夜晚工作时都只留一根灯芯。在毛泽东的积极倡导和带动下,中央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也都积极响应,一场轰轰烈烈的节省运动由此展开,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革命事业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和群众基础。

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主要内容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根据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说服教育法

在毛泽东看来,思想政治工作是解决人民群众的思想问题和认识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于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认为方法问题至关重要。他提出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方法,其中说服教育法是毛泽东一直坚持和提倡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他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摆脱命令主义的方式,运用说理的方法对群众开展启发教育。“如果理说的好,说的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5]P833比如在教育引导群众推翻束缚中国农民的家族主义、封建迷信等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时,毛泽东提出不能使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2]P33,否则只会成为土豪劣绅用来破坏农民运动的口实。共产党对于这类工作的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2]P33此外,毛泽东还非常擅长运用历史典故进行说服教育。1930年5月,毛泽东和红四军第二纵队到达江西寻乌,他发现由于古田会议对军队干部打骂下属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结果导致一些干部在管理下属时畏手畏脚,出现了无所适从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后提出了七条干部管理教育方法,其中一条就是干部要学会和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运用《三国演义》中黄忠大败夏侯渊的典故,他说年迈体衰的黄忠之所以能够杀死占据优势的夏侯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诸葛亮的“激将法”。通过这个典故,毛泽东号召广大干部在工作过程中要学会跟下属摆事实、讲道理、讲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和调动下属的主动性、积极性,如果只是一味地打骂和惩罚下属,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在进行说服教育的过程中,毛泽东还非常注重针对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语言。“毛泽东同志讲,碰到雇农要讲雇农话,碰到中农要讲中农话,碰到商人要讲商人话,碰到工人就要讲工人话,不能讲一大篇,他听不懂。只要一两句点到切身利益的话,他就懂了,比如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讲的‘我们的军队是为穷人打仗的这样的话。”[6]P156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中央苏区的工人、农民群众都积极参与到各项革命活动之中。

(二)政治宣传法

毛泽东十分重视政治宣传工作在宣传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任务以及发动、动员和组织群众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为只有宣传工作做好了,才能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也只有宣传工作做好了,才能充分动员群众参与到革命斗争之中,推动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所以,毛泽东把宣传工作列为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同时还指出,如果忽视了这个工作就等于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他提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2]P86

早在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分析总结以往革命经验教訓时就曾经明确指出,以往边界各县的党组织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宣传工作都不够重视,他们简单地以为只要有武装力量就可以进行革命斗争,却不明白共产党要想彻底打倒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单纯依靠革命武装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其中还离不开政治宣传的力量。所以,在组织动员苏区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运动时,毛泽东号召要“经过以村子、屋子为单位的群众大会去做经济建设的宣传,在宣传中要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讲的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众的生活,增加斗争的力量,讲得十分实际。”[2]P124毛泽东认为通过开群众大会的方式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可以引导群众积极投入中央苏区的购买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巩固金融和发展贸易等经济活动,充分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

针对当时红军在政治宣传工作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从宣传的内容、技术等方面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在宣传内容上,毛泽东提出,要发布具体的政纲,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开展宣传工作,通过深入的宣传争取城市贫民,对妇女作出切实的宣传口号,取得对青年群众的宣传,针对各部分游民生活和性质的不同进行与之相适应的宣传工作,注意对民团、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的宣传工作,以及依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制定不同的宣传口号。在宣传技术上,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宣传队的建设,审查并从速起草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采用壁报、革命歌谣、画报等宣传形式,设立口头及文字宣传股,研究并指挥口头及文字的宣传工作,加强军队纪律建设,以及召开各种群众大会。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许多针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方法,例如在敌军经过的地区张贴宣传标语,给敌军邮寄和发放传单,优待敌方俘虏兵,医治敌方伤病员等,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三)调查研究法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开始使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他们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对不断兴起的农民革命斗争持限制和否定的态度。迫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淫威,他们抛弃了革命最主要的同盟军——农民,结果导致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处境堪忧。为回应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各种诋毁和攻击,毛泽东在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五县进行了为期32天的实地考察,撰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继续开展调查研究,写出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两篇调查报告,为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29年4月,红四军进驻瑞金。毛泽东到达兴国后,立即对兴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展开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上,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为进一步掌握乡一级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情况,从1933年11月开始,毛泽东先后到兴国县长冈乡和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进行实地调研,随后写出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两篇调查报告。通过以上调查,毛泽东充分了解了当时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革命斗争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和途径,有力地推动了中央苏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更是强调了社会调查的重要性,他明确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认为只有在充分调查了某个问题的现实和历史情况后,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看法,进而顺利地解决问题。因此,毛泽东呼吁全党同志:“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2]P110在谈到调查研究的具体方式方法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开展调查研究并不一定非得要出门,也可以把所有了解情况的人都集中起来,通过调查会的方式向他们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这样同样可以得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洗刷空洞的唯心主义精神切实进行实际调查,调查的对象是社会的各个阶级,调查的目的是要明确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并由此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此外,毛泽东还对调查的技术做了详细的论述。在毛泽东的带动下,调查研究法成為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有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之一。

(四)榜样示范法

榜样可以产生巨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能够有效地发挥带动和组织群众的作用,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通过榜样的力量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并且将榜样示范法列为我们党内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之一。《长冈乡调查》就是毛泽东重视榜样、树立榜样和发挥榜样的带头示范作用的具体体现。在调查中,毛泽东指出:“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7]P277当时在中央苏区的许多苏维埃机关中,出现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严重影响了苏维埃政府同群众的关系,妨碍了苏维埃政府各项任务和计划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许多下级苏维埃政府工作的同志却在很多地方创造了非常好的动员组织群众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针对这一现象,毛泽东提出上级苏维埃人员有责任收集整理这些好的工作经验并将其传播到更广大的区域中去。在毛泽东提到的许多创造了好的工作方法的下级苏维埃中,长冈乡是典型之一,毛泽东甚至称赞他们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长冈乡在实际工作中同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毛泽东认为收集并发扬这些好的经验,使像长冈乡这样的典型成为一切落后的乡苏、县苏的具体榜样,并把这些榜样的工作提高到先进乡苏、县苏的地位,有助于把群众紧紧团结在苏维埃的周围,从而使一切苏维埃工作适合于粉碎敌人“围剿”的要求。此外,为了发挥榜样的力量,从1933年1月7日起,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还专门增设了宣传苏区干部群众克己奉公等各种光荣事迹和专登表扬稿的“红板”栏目,通过表扬的方式表达出鲜明的舆论导向,在整个中央苏区构建出一种积极向上的革命氛围。

(五)批评教育法

批评教育法也是毛泽东经常使用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之一。对于批评教育的作用,毛泽东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2]P90当时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些错误的思想妨碍了对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以及纠正的方法,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彻底肃清这些错误思想。其中,在分析这些不正确思想的来源时,毛泽东认为党的领导机关缺乏对不正确思想的坚决斗争和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因此,批评教育法成为毛泽东提出的纠正办法中的重要方法之一。例如,在谈到如何纠正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时,毛泽东对批评教育的方式、目的和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地论述。毛泽东认为,主要通过教育来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这样就可以从理论根源上肃清单纯军事观点。在教育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加紧对俘虏的教育。在批评教育的方式上,毛泽东指出,主要是以地方党批评红军党和群众政权机关批评红军的方式;在批评教育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批评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党的战斗力,从而早日实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能把批评作为进行个人攻击的工具;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提出所有的批评教育都必须是在党的会议上进行;另外,毛泽东指出,批评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绝对不能主观武断和庸俗化。通过批评教育,肃清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使部队摆脱了旧式军队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党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顺利开展。

三、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当代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在具体革命实践过程中所总结出的一系列思想工作方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内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仅在当时有力地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而且在新时代对于我们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既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贯坚持的基本思想原则。“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5]P109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开创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结束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受压迫受奴役的屈辱历史,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再次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中国人民从此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华民族也由此实现了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此后,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我国发展的国内外大势出发,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凝心聚力,实现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更需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带领全国人民朝着决胜全面小康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结合当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自己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我们党的精神旗帜,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就是要坚持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立足于现实,又植根于历史,是历史、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统一。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列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是新时代的精神旗帜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一定会激发出全国各族人民强大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书写新的辉煌。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握现实,准确认识我国社会发展实际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当前我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任何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都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不能违背或超越这一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人民对美好生活也提出了层次更高、内容更广的要求。但是,当前还存在很多影响和制约满足美好生活需求的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走科学发展之路,在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发挥我国的经济潜能和优势,使发展能够實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加可持续,从而进一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二)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形势下,我们应当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在开展思想工作的过程中,树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所谓人民利益至上,就是时刻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切实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民利益至上,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的,也是衡量党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以及中国共产党最本质的价值取向。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样,“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标准。”[5]P1096在实际工作中,要做到人民利益至上,就必须树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8]P28这一论断不仅为我们树立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阐释,而且从本质上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根本遵循。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就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要“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雪中送炭,纾难解困,扎扎实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9]P364。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还要不断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开展思想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使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树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就是要把一切工作放在如何进一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来认识,放在如何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群众中来思考,放在如何引导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中来把握,努力为实现全体人民的福祉探求更加科学合理的工作方法。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更要植根于群众之中,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者,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新时代我们党要想把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一方面要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虚心向群众学习,及时发现和总结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把这些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全体党员领导干部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法,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民情,虚心向人民请教,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评议,从而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最大正能量。

[参考文献]

[1]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Z].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7]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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