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绘荣 李彤

〔摘要〕 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都是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为政治系统提供了合法性的来源和稳定发展的动力。政治认同表现的是一种内隐的政治态度，政治参与则表现为外显的政治行为。构建有利于政治参与的政治认同，要净化政治生态，增强公民对政府和执政党的认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增强价值认同；从制度层面完善网络政治参与渠道，增强制度认同。

〔关键词〕 内隐；外显；政治认同；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8）01-0021-04

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于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指出：“政治认同不仅是一种政治心理倾向和态度，更是一种现实的政治行为，是政治活动实践的结果。” 〔1 〕从概念上讲，政治认同属于主观意识的范畴，是社会成员对其所在政治共同体心理上的认可和情感上的依附。而政治参与指的是社会成员以合乎法律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目的是为了满足个人或群体的利益。二者统一于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并反映出特定社会的政治发展状况。因此，我们拟通过分析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的逻辑联系，力求把握二者之间作用的内在规律，从而探究增强社会成员政治认同的路径。

一、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的内隐与外显

政治认同表现的是认同主体的态度，具有内隐性；政治参与则是参与主体的实践行为，具有外显性。从内隐到外显，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相互产生作用，既受到政治系统的影响和制约，又对政治系统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政治认同本质上是社会成员的主观态度，是政治偏好的一种表现形式。“政治偏好有一定的能动性，能够反作用于政治实践活动” 〔2 〕。也就是说，政治行为是政治偏好的外在表现。根据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可知，政治体系完美运行是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输入输出互动：输入的是要求参与者的支持和服从者的支持，经过转换即政策制定的过程，再经过提取、分配、管制、象征，最后输出环境结果，然后输入相应的反馈，如此循环。也就是说，假设社会成员缺乏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即政治系统在输入环节没有给予必要的支持，就会导致政治系统运行不畅，最终社会成员不愿主动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中描写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公民政治参与热情的衰减，包括投票、竞选或担任公职、参与请愿、参加公共会议等活动均有体现。总结帕特南的观点，大致就是政治认同度高（政治信任度高）→政治参与热情高，反之亦然。

政治参与是政治系统的重要内容。政治系统缺少了社会成员的主动参与，也会失去活力无法有序运转。政治认同作为一种政治态度，也是一种政治心理，影响和制约着政治参与行为的广度和深度。“政治态度是政治行为的准备阶段，是政治心理转化为政治行为的必经环节，政治态度的倾向性决定了政治行为的选择指向” 〔3 〕。积极的认同一般都导向积极的参与，这是因为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持认同态度，输出的政策和结果也会符合人们的利益诉求，于是社会成员就会更加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激发起主动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反之，消极的认同往往会导向消极的参与。例如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港独”势力对香港民众政治参与热情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97年至今的20年里，香港的政治生态经历了急剧而深刻的变迁。围绕普选权等众多议题，香港社会日益走向分化与对峙，激发了诸多社会矛盾，乱象频出，表明香港居民在身份认同、国家认同等问题上仍然有着一定的困扰 〔4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中央出台了许多政策予以解决。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声明》，标志着香港政改拉开序幕。2017年7月1日，正值香港回归20周年，辽宁舰访问香港并首次向公众开放，极大地增强了香港居民的民族自豪感。相信随着未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陆港交流的深入，香港居民一定会逐步走出认同困境。

政治认同在我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属于相对较新的领域。政治认同的客体众多，不仅是对国家、政府和政党的认可和支持，还包括对政治制度、政治价值观念的认同。辩证唯物主义讲实践对认识具有决定性，这种对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的認同不可能无中生有，必须是从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实践中得来的。

政治参与贯穿政治社会化的整个过程，而政治认同是建立在政治社会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政治社会化，就是社会成员在不断参与公共政治的实践过程中习得知识，逐渐产生政治认知和态度的过程 〔5 〕。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离不开政治参与，二者的作用是相互的。社会成员从一个自然人的状态，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融入了政治系统，在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念这种环境的培养和熏陶之下，获得了政治知识和经验，产生了较为清晰的认知和态度，对政治生活有了自己的立场和判断，即成为了一个政治人，完成了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随后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通过行使政治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可以说，政治社会化建立在参与政治生活的基础之上，而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产生了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这其中也包括政治认同。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6 〕，政治社会化的全过程都离不开政治参与，从选举班长到选举人大代表，从加入少先队到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就无从谈起，更不会产生对政治系统的认可和支持。政治认同来源于社会成员对公共政治生活的参与，参与程度越高，越能融入政治系统，从而社会成员会习得更多的知识，获得更深刻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认同的程度也相应更高 〔7 〕。

二、政治认同为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心理基础

政治认同体现的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系统的一种态度，在维护政治稳定、提高执政党合法性、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提供了良好的心理基础，有助于推动政治系统的发展。

（一）政治认同是政治稳定的前提

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在内的政治系统为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基本的环境，而政治认同程度的高低则直接关系到政治系统能否有序运转。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体现在政治体系与社会经济环境的互动中，是指“相对的持续性和政治体系的一些比较基本和主要的成分，如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基本组织结构不发生变化” 〔8 〕。基于对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关系的分析，亨廷顿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经济发展拉大贫富差距、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比例失调和城乡差距。可以理解为，这三者共同作用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不满日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政治认同程度降低，引发社会动荡。自2010年以来爆发的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政治动荡（西方媒体称之为“阿拉伯之春”）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国家一般都是由某一领导人长期执政，政治体制僵化，政府贪污腐败，国民经济衰退，再加上年轻一代熟悉互联网和外部势力的影响，导致国民普遍对当局的政治认同度降低，爆发了一系列示威、集会游行、工厂罢工等反政府活动，后发展为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可见政治认同对政治系统保持稳定有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稳定又与政治参与的程度密切相关。政治认同程度越高，政治系统就越稳定，社会成员才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表述的转变体现了党对我国国情的深刻认识，着力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的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参与积极性，是我国今后很长时间保证发展稳定的重要基础。

（二）政治认同是执政党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在政治系统中，权力的行使往往通过执政党来实现。在西方，不管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政党更迭都会带来立法、行政、司法人员上的变化，政治制度和政策也会发生改变。执政党能够赢得大选，是因为其在竞选时提出的口号和政策等得到了选民的认同，这种认同和获得的选票为执政党的合法性提供了来源。执政党上台之后，政治认同还能够拓宽合法性来源，比如领袖魅力、执政绩效、意识形态等等，民众的政治认同有助于将这些因素转化为政治合法性的现实来源。政治认同的范围越广、程度越高，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就越充足。一旦社会成员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度降低（一般表现为民调支持率走低），就说明执政党的政策没有满足民众的利益，民众自然就不会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和支持执政党。例如，2006年9月至2011年9月，五年间日本自民党和民主党共有六名首相先后就任，尽管内阁的频繁更换没有给日本带来混乱，但也从一定程度上表明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对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程度。可见，执政党只有保证出台的政策、制定的制度和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得到民众的认同，才能激发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主动性，进而巩固阶级基础。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里的人民衷心拥护，指的就是人民心理上的支持和情感上的依附，也就是人民对党的认同。

（三）政治认同是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动力

民主政治是多数人掌握的政治，体现了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自主参与、共同管理的方式。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是漫长且困难的进步过程，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等方方面面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培育民众良好的政治认同感，可以凝聚民心，汇聚力量，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民众基础；可以促成民众养成对政治现实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从而更加积极地、理性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力量源泉；可以强化人们相互信任、互助合作的信念，进而强化民众的政治信任感，为民主化进程的顺利推进提供润滑剂。政治认同本质上是社会成员对国家、政府、政治制度、政治价值观念等心理上的认可支持和情感上的依赖，保证了政治民主化进程有一个稳定有序的软环境。

三、构建有利于政治参与的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系统能够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政治认同是实现政治参与的内在因素，政治参与是政治认同得以形成的外在基础。既然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有着如此紧密的关联，那么构建有利于政治参与的政治认同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前文提到，政治认同的客体众多，不仅包括国家、政府、政党，還包括政治制度、政治价值观念。那么，我们可以从对政府和执政党的认同、对主导性价值观念的认同和对制度的认同等方面着手，强化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和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

（一）净化政治生态，增强公民对党和政府的认同

公民对政府和执政党的认同，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前文提到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中描绘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公民政治参与热情的衰减与美国人对政府的不满之间的必要关联，表明公民对公权力认同的重要性，认同进而支持，才能以积极的态度参与政治生活。《中国公民意识调查数据报告》中的调查结果显示，有六成以上的受访人对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表示“非常信任”，有半数以上对人民代表大会表示“非常信任” 〔9 〕，说明当前我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还是很高的，但依然有提升的空间。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尤其是过去五年砥砺奋进的经验告诉我们，增强公民对党和政府的认同，首先要从净化政治生态入手，坚决打击腐败，努力创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执政环境。党的十八大以后，全面推行从严治党，尤其是2016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都表明党加强了制度层面对权力的约束。其次，要促进政府决策的公正公开透明，科学合法。在网络日益发达的当今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今非昔比，要求政府必须重视网络舆情，做到政务公开，公正执法。以2016年发生在北京的“雷某事件”为例，公安机关执法过程的不合法、不透明、信息更新不及时与网络上日益高涨的关注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巨大的反差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又导致了民众对公安机关的认同度持续走低，极有可能引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威胁政治系统的稳定。

（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增强价值认同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一系列社会矛盾也集中凸显，如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不断拉大、反腐形势严峻、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等。这些矛盾的呈现表明我国有部分公民对现实存在诸多不满，这些不满若持续下去，就会导致政治认同弱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降低，从而不愿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长久如此，就会导致政治冷漠，表现为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行为方面的消极和被动。因此，解决一系列社会矛盾的关键，就在于从政治价值观念入手，提高公民的价值认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雷厉风行，全面从严治党，查处了一大批违法违纪的官员，有效地净化了政治生态。与此同时，倡导全社会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地凝聚了共识，使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观，政治参与度和认同度有了明显提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三）从制度层面完善网络政治参与渠道，增强制度认同

“制度认同是一个人基于对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有所肯定而产生的一种政治感情上的归属感，是社会民众从内心产生的一种对制度的高度信任和肯定” 〔10 〕。当前，社会成员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面临参与渠道不畅通、制度建设不健全等问题。这是因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成员的政治认知水平不断提高，带来的是政治参与积极性的高涨，与此同时制度建设却相对较为滞后，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程度提高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政治稳定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政治参与提升时，并随之保证社会政治制度的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能随之提高，才能保持政治稳定。具体来说，一方面，要拓宽社会公众的参与路径，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要与时俱进，鼓励公民通过网络渠道建言献策，同时政府有关部门也可以通过网络及时发布公告、澄清事实，积极与网民沟通。另一方面，要加强法治建设，完善立法，公正执法，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进一步规范我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公民的制度认同提供前提保障，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驾护航。

综上所述，作为政治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相互影响、协调运转，共同维系着政治系统的稳定。现如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战乱表明，一旦社会成员失去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参与就会失控，不管是埃及、利比亚，还是也门、叙利亚，最开始都是由民众对政府不满最终演变为国家战乱，稳定和发展更无从谈起。因此，从内隐到外显，必须从政治权力主体（政府和执政党）、政治价值、政治制度等层面来构建有利于政治参与的政治认同，以保证政治体系的有序运转，进而推动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发展。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7.

〔2〕楊绘荣.外生性与预见性：艾伦·维尔达夫斯基论政治偏好〔J〕.理论月刊，2013（11）：53-57.

〔3〕方旭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下的政治认同〔J〕.学习论坛，2013（4）：48-51.

〔4〕王 衡.国家认同、民主观念与政治信任———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3）：147-161.

〔5〕杨光斌.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78.

〔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7.

〔7〕陈 刚，魏文秀.从参与到认同：网络问政的政治逻辑与现实意义〔J〕.媒体时代，2013（3）：38-41.

〔8〕萨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6.

〔9〕沈明明，等.中国公民意识调查数据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10.

〔10〕秦国民.政治稳定视角下制度认同的建构〔J〕.河南社会科学，2010（1）：112-114.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