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出身和周家的文化

2018-05-14李新宇

关东学刊 2018年1期

李新宇

[摘要]家庭出身和它提供的文化环境，对人的成长无疑是重要的，那么鲁迅出身于一个怎样的家庭？这个家庭有怎样的文化？它给予鲁迅的是什么？本文认为，周家不仅是书香世家，而且本来很“闊”，正因为曾经很“阔”，鲁迅在家境败落之时才感觉到那样巨大的落差，心理上激起强烈的反应，形成深刻的记忆，并影响到看人、看事、看社会的目光。鲁迅作品所体现的立场，并不源自他的经济地位，而是超越了阶级地位，对种种人生困苦产生大悲悯。周家的文化是一种多元的复合文化，而且带有神秘色彩。这种文化易于培养孩子的想象力。

[关键词]鲁迅；出身；家境；文化

人们大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走什么样的道路，成为什么样的人，与出身和教养是有关的。尽管人们常说英雄不问出处，但事实上英雄都有出处，没有哪一个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人在出生时很被动，不可能对自己的生长环境进行选择，但这环境对人的成长却十分重要。试想，一个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与一个都市豪门的阔公子，面对的条件和出路是一样的吗？平等是人类追求的美好理想，但既往的社会却不曾平等过。而且，对于个体而言，许多不平等都是无奈的，比如父母的资质、家庭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人生最初阶段所面对的一切，都是家庭给予的，只能被动接受。

那么，鲁迅出身于一个怎样的家庭？这个家有怎样的文化？它给予鲁迅的是什么？本文所要回答的，就是这些最基本却又长期被忽略或搁置的问题。

一、家庭出身

过去的教科书和鲁迅传记，因为要展示一个无产阶级文化旗手的形象，所以对鲁迅的家庭出身往往是轻描淡写，说他出身于士大夫家庭，强调的却是这家庭的败落：常年跑当铺，交不起学费，去南京求学时只带了8块大洋……然后是强调他于困顿中接触底层社会，与劳动人民建立了联系，于是对中国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沿着一种流行的思路，似乎不穷就无法与劳动人民取得联系，也就无法成就他的伟大。因此，从教科书到专家们的著作，对周家未败落之前——鲁迅13岁之前的情况，进行的是淡化和模糊处理。

那么，鲁迅到底出身于一个怎样的家庭？他自己的确说过，是经历了“从小康人家而坠人困顿”的。但是，所谓“小康人家”，其实是鲁迅的谦词。因为只要稍微有点儿教养，富豪的孩子就不会说自己出身于富豪之家，权贵子弟也不会说自己出身于权贵之门。考察鲁迅的家庭，如果按照鲁迅那个时代的说法，应该是“书香世家”，如果按照1949年前后划阶级成分的标准，则应该是“官僚地主家庭”。按照当时的观念，官僚地主阶级是最反动的一个阶级。

不过，官僚地主家庭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有权有势的“土豪”。中国历史上那些新兴的王朝，在初建时都会带来一批这样的新贵。他们因为参与打天下等种种原因，追随新的统治者而成为新时代的宠儿，拥有了权力，占有了土地，因而既是官僚又是地主。不过，这种家庭往往有权、有钱、没文化，所以，其成员最容易无法无天，无所不为，加之朝代更替，这种权贵之家一般都不能长久。另一种官僚地主家庭却不是这样，虽然同样有权、有势、有地位，但他们的权势和地位不是来自改朝换代之际的抢劫，而是来自和平年代的人才选拔，是“学而优则仕”的结果。一些能够温饱的家庭，有能力供孩子读书，于是中秀才、中举人、中进士，甚至中状元，攀宫折桂，进人上层。做官之后，家庭的经济情况自然更好，就更有条件让儿孙读书，于是一代又一代，几代下来，就成了“书香世家”。

鲁迅的家庭就是这种书香世家。从他的六世祖中举人，到鲁迅这一世，已经是八代，家中出过举人、秀才一大帮，有的还中了进士，点了翰林，也就是抵达了中国文化阶梯的最高层。同时，这又是一个人财两旺的家庭，据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在《恒训》中的记述，周家从明朝万历年间已经是富裕之家，最富有时曾经拥有土地一万多亩。那时周家的具体情况现在已经难以查考，能够弄清的，是鲁迅的八代祖周熊占之后的情况。

鲁迅喜欢用“阔”“阔人”这些词，其实他家就曾经很“阔”。

周家之“阔”，从住宅就可以看到。鲁迅出生在新台门，那是一座五进院落。宅院的所谓一“进”，就是一道门加一个院子。如今的人们住共有的楼房，往往没有了这个概念，但实物是仍在的：当下乡间的农家院只有一进，而北京的皇家宅院故宫是九进，曲阜的孔庙也是九进。民居则没人敢建九进。俗话说“侯门深似海”，但即使比“侯”还要高一级的“公”，《红楼梦》中荣国公的荣国府，也只是五进。

新台门是周熊占在鲁迅出生之前80年左右兴建的。他们家本来就有一座四进的大宅院，即老台门，但因为周熊占有三个儿子，儿子们又有许多儿子，所以同时修建了新台门和过桥台门两处住宅。于是，在周熊占手里，周家就有了老台门、新台门、过桥台门三座江南风格的深宅大院。周熊占的三个儿子成为致、中、和三房，鲁迅属于致房；致房又有三个儿子，分为智、仁、勇三房，鲁迅属于智房；智房又有三个儿子，又分为兴、立、诚三房，鲁迅属于兴房。

由此已经可以看到几点：

一、周家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连续几代都有三个儿子；二、鲁迅这一支，从高祖到鲁迅本人，若干代一直都是长房长子长孙。

三、从“致中和”“智仁勇”“兴立诚”这些房号，可以看到一种书香气息。这是一个兴旺的家庭，也是一个有学问的家庭。鲁迅出生时，父亲是秀才，祖父是翰林，周吉奎是进士，周庆蕃是举人，周乙斋是举人……

老台门、新台门、过桥台门，这三座宅院是什么样子呢？关于台门宅院的结构，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新台门》中曾说：

台门的结构大小很不一定，大的固然可以是宫殿式的，但有些小台门也只是一个四合房而已。例如鲁迅的外婆家在安桥头，便是如此，朝南临河开门，门斗左右是杂屋，明堂东为客房，西为厨房，中堂后面照例是退堂，两旁前后各两间，作为卧房。退堂北面有一块园地，三面是篱笆。普通大一点的就有几进，大抵大门、仪门算一进，厅、堂各一进，加上后堂、杂屋，便已有五进了，大门、仪门及各进之间都有明堂，直长的地面相当不小，至于每进几开间，没有一定，大抵自五间以至九间吧。①

周作人看不起他外婆家的宅院，但根据他的描述，也是有中堂、退堂和后园。它远不如周家气派，因为它的中堂和退堂左右都只有两间房子，也就是说，每一排房子都充其量不过7间。那么，周家的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先来看看老台门。现在它被称作”鲁迅祖居”，与“鲁迅故居”一样，也是绍兴的文物保护单位。

老台门是一个典型的台门建筑群，坐北朝南，青瓦粉墙，砖木结构。主体建筑有台门斗、大厅、香火堂、后楼，共四进。沿街第一进是宅院大门，也就是头门，六扇黑漆竹丝门。进去之后便是仪门，左右各有耳房，仪门上方悬挂着蓝底金字的“翰林”匾。为周家赢得这翰林匾的，就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再往里走是天井，绍兴俗称“大堂前”，是周氏族人举行重大喜庆活动和祭祖活动的场所。大堂是三开间的一个大通间，正中上方挂着“德寿堂”大匾，两旁的柱子上有一抱对：“品节详明，德性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大堂后面又是一个天井，然后是“香火堂”，那是祭祀祖宗和办丧事的地方，堂前正中上方有神龛，放着周氏列祖列宗的牌位。香火堂左边为客厅、餐厅，右边是佛堂、客房。香火堂后面又是一个石板天井，天井后面是“座楼”，这是主要居住区，每排9间，分前后上下层。座楼中间还有一間小堂前，作为平时会客之用。西厢楼房9间，是厨房和佣人房间。东厢楼房7间是书房，供子弟读书的地方。书房正上方悬挂的匾额是“志伊学颜”，“伊”指商汤宰相伊尹，“颜”指孔子弟子颜回。墙上挂一个灯笼，灯笼上有四个字：“文星高照”……这是典型的诗书之家的气派。

老台门是周氏的祖宅，重大喜庆活动和祭祖活动都在老台门举行，鲁迅在绍兴期间，遇到这些活动，都要去老台门。过年过节，要去老台门磕头。

鲁迅居住的新台门比老台门多一进，空间比老台门大得多，也比老台门气派。可惜1919年卖给朱家之后就被拆掉了，现在已经看不到。现在的“鲁迅故居”那两扇黑漆石库门，是新台门原来的边门，所以不仅小，而且看不出宅院原来的格局。但从1919年周家卖房时画的图纸看，它坐北朝南，大门里面是仪门，仪门里面是大厅，大厅里面是大堂，大堂里面是后堂，后堂里面是后楼。五进院落的后面，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那是他们家的后花园，占地2000多平米。

关于新台门的结构情况，周建人曾有这样的描述：

我们新台门有大门（内有门房间）和仪门（挂匾额），这是第一进；大厅是喜庆、祝福用的，是第二进；大堂（也称神堂）是挂新台门共同的祖像、祭祖和停放死人用的，平时只当作通路走，是第三进。另外，在大厅西南还有大书房，供子弟读书用。这些都是公共的。住房是按房族分配的。我们兴房住的是第三进四楼四底，其中一间小堂前是悬挂兴房祖像的，小堂前东一是祖母和二哥住，楼上姑母回娘家住；东二前半间曾祖母住，后半间吃饭；小堂前西一楼下是父母住，楼上是长妈妈带大哥或我住。小堂前和曾祖母楼上堆放杂物……住房前面有廊厦，廊厦外面是桂花明堂，廊厦东头偏南有一扇黄漆的门，黄门一门上，我们就是一个小天地。另外，大厅旁的七间厅房，也是我们的。①

如果计算房屋和土地面积，新台门宅院总共占地4000多平米，房屋在1919年卖掉时除已经典出和拆掉的部分之外，尚有住房近1200平米。仅鲁迅所属的兴房，鲁迅出生时家中只有曾祖母、祖母、父亲、母亲和鲁迅5口人，却拥有4楼4底前后16间楼房，外加厅房7间、空房2间，还有专门用来养兰花的兰花房。这样的格局和空间，何止是“小康之家”！

我喜欢游览名人故居，每到一个地方，如果当地出过著名的历史人物，就喜欢去看看他的家。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中，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一直到陈独秀、鲁迅、胡适、徐志摩等，大都去过了。在我的印象中，要说故居的气派，还是鲁迅第一。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故居，与一般百姓的住宅并无多少差别；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的故居总觉得格局太小，不够大气；徐志摩故居，一看就知道很富有，却缺少了诗礼之家的底蕴。现代文化名人中，除鲁迅之外，没有哪家是五进院落加一个3亩多地的后花园。

事实上，儿时的居住环境对鲁迅影响很大。这使得他即使迁居北京之后，买房子也从来没想过买小院。第一次买房子，八道湾是每进9间的三进院落。兄弟失和后再买房子，只有夫妻俩和老太太三人住，也仍然要有前院和后院。到上海之后无法再住三进、两进的院落了，买楼房也从来没有想过买哪个楼上的几居室，选择的范围，都是独家享有的几层小楼。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在他的《恒训》中说过，周家鼎盛时期“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成为富有的“大大族”。到九世、十世，各房大都开始败落，只有长房，也就是鲁迅这一支，仍然保持了下来。关于家族的兴衰，周福清曾有总结和反思，认为先祖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是因为勤俭持家，有赢余即买土地，所以田产日益增多，收入稳定，家境厚实。而到了后来，家里开当铺，开钱庄，开珠宝店，赚钱极快，却使家产变成了浮财，来得快也去得快。尤其是太平军一到，所有店铺被抢劫一空，“当铺十余所”也荡然无存。周冠五在《周氏家族的经济情况》中对周氏家族的兴衰作过分析，认为绍兴周家的

一、二世是贫苦农民，可以说是无产阶级；到

三、四两世就成了富农兼工商业主；五、六两世就成了剥削阶级；七世至十世，继续发达上升，十一世至鲁迅出世，虽经太平军之乱而衰弱，但仍处于稳定时期。

考察土地情况，鲁迅出生时家中的土地已经不多，但也不像后来的一些回忆里说得那么少。据周冠五提供的九世周宗翰为三个儿子智房、仁房、勇房分家时的分书：“三子成立，遂建智、仁、勇三房名号，为之分拨田产、当旬、架本、房屋一一配搭阄定。又存公祭田百亩零，另立祭簿，户名佩公祭，自长及幼挨次轮值祭扫，收租完粮。又置读书田二十亩零，户名致芹轮公，亦各随值年轮收纳粮，以为延师之资。庶几香留一瓣耳！尔三房自分受之后，各宜和协勤慎，以光祖上也。勉勤！”这里说的“当旬”即当铺，“架本”指大型家具。根据这份文件，勇房分得的土地是：山阴湖田178.62亩，中田3.7亩，会稽上田38.89亩，下田5.435亩，共计是226亩6分多一点。智房是长房，所得自然不会少。

智房又是三个儿子，分为兴房、立房、诚房。226.6亩土地三房平分，每房约得田75.5亩。兴房到这一世单传，只有一个周福清，这75.5亩土地自然属于他。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说他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也说，1893年他们家还有稻田四五十亩。土地由75亩多变为“四五十亩”，是鲁迅出生之前两年，祖父为捐五品同知并活动内阁中书而卖掉的。

到鲁迅13岁，祖父科场行贿案发，又卖掉了土地20亩。鲁迅家进人土地最少的时期。周建人说过：兴房只剩下稻田二十亩，要靠它吃饭，所以即使父亲生病也没有再卖。周作人是从1898年开始记日记的，日记中1898年和1899年等几年，都有下乡收租的记录。所以，此时的周家并不像鲁迅自己所说的那样“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①。如果说“什么也没有”是事实，那是在1919年卖掉旧家之后。但那时候，鲁迅已经是月薪300大洋，周作人也已经是280大洋，而且两人都有不菲的稿费和讲课费收入。所以，鲁迅一辈子并未真正穷过。

计算鲁迅家的土地，有一笔账是很容易遗漏的：周家除了各房拥有的田产之外，还有轮值的祭田。轮到哪一房，就由哪一房主祭，这祭田的田租就归哪一房。据周作人和周建人提供的情况，小的不算，仅是两个大祭：致公祭有田300多亩，由致、中、和三大房轮值，27年轮到一次；佩公祭有田160亩，9年轮到一次。把这些地均摊到每一年，计算下来，鲁迅家的土地就增加了30亩。这还没有算“学田”，那是只要家中有上学的孩子，就可以分享的。

鲁迅家土地最少的时候是1894年至1910年。至1911年1月，周家决定只留祭田30亩，把其余的祭田分给各房。从鲁迅和周建人签字画押的分单看，他们分到的土地是72亩+9亩+4亩一85亩，“由致派兴房豫才收执”。也就是说，加上原有的20多亩，辛亥革命发生时，鲁迅名下的土地至少是105亩。②

同时，有些财富是难以计算的。据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说法：“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人于质铺和药店里……”四年多，要当掉多少东西！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周家还是有东西可当。当鲁迅拿着一件狐皮袍子去当铺时，当铺的老板就曾不无嘲讽意味地这样说过。直到1919年举家北迁之际，房间里还挂着赵孟頫的画。在那个年代，人们也知道那是“无价之宝”③。

与昔日的辉煌相比，周家的确穷下来了。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鲁迅和周作人离家外出读书之后，家里只有周建人和祖母、母亲三个人，却仍然有男女佣人好几个。祖父在杭州坐牢，但坐牢还带着小妾，带着一个男仆和一个女仆，租了一套楼上楼下的房子住着。人要吃饭，房要交房租，仆人要开工资。这时候，周家没有一个挣钱的。在这种情况下，1906年鲁迅从日本回家结婚，家中竟然把太平军时代毁掉的房屋修了起来。事实证明，鲁迅家中并不贫困，因为正是这一年，周建人开始当小学教师，第一次拿到工资，要把钱交给母亲，母亲却不要他的钱，让他自己留着买书。这是周家最困难的时期，但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写到他的母亲，仍然是对亲友的乞借给予周济。如果很穷，族人怎么会向她求助，她又怎么能樂善好施？

鲁迅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因为家庭曾有的辉煌，鲁迅童年时的确是“王子”，走在街上，也被另眼相看；即使到外婆家去，也被高接远送，甚至村里的孩子都被安排不必读书或干活儿，专门来陪周家少爷玩。

正因为曾经很“阔”，在家境败落之时，虽然并未跌落到底层，已经感觉到巨大的落差，心理上激起强烈的反应，留下深刻的记忆，并影响到看人、看事、看社会的目光。

考察鲁迅的家庭出身，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鲁迅的精神，他的作品所体现的立场，并不源自他的经济地位。也许一般人是“屁股决定脑袋”，处于什么阶级就说什么话，或者是坐在哪家板凳上的问题，处于什么位置就说什么话，但伟大的头脑则不然，而是能够超越自己的阶级地位，对种种困苦中的人们都有大悲悯。

二、家庭成员的文化构成

写着鲁迅的家庭出身，就想到了周家的家庭文化。

这个家庭的文化如何？鲁迅受过怎样的熏陶？这是一般的研究者不屑一顾的，我却觉得很重要。理由很简单：无论学武功还是练手艺，童子功都很重要。那么，做人，处事，想问题，童子功就不重要吗？童年形成的习惯，思想上打下的底色，常常影响人的一生。

要了解周家的家庭文化，需要先看看鲁迅童年家里都有哪些人。所谓家庭文化，首先是人决定的。

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都是典型的男权社会。所以，家庭文化一般也是由男性家长主导。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周家的男性家长。

首先是祖父周福清（1838-1904》，鲁迅出生时，他在北京做官。这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年轻时喜欢喝酒，多次喝得不省人事。却因为父亲临终时对他的酗酒表示担心，便从此不喝酒、不吸烟、不赶时髦抽鸦片，而是专心读书。因此，他于父亲去世后连登科第，1867年中举，1871年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馆之后外放四川荣昌知县，他以母亲年老为由拒绝，被改派到江西金溪县。

然而，他有极强的个性，虽然公正廉明，富有爱心，却性情倔强，恃才傲物，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又喜欢臧否人物，所以为上司所忌恨，几年后即被抓住把柄，失掉了职位。后来又重新谋职，虽然曾得到五品同知衔，实授却是七品内阁中书。

长孙出世的喜讯传来，正有一位姓张的官员来访，于是周福清为自己的孙子取名“阿张”，然后根据谐音取名“阿樟”。因为这一辈是“寿”字辈，学名就叫“樟寿”。在12岁之前，因为祖父在北京，鲁迅与祖父接触极少，而且后来也不喜欢祖父。但是，无论接触多少，也无论喜欢不喜欢，祖父作为一家之长，对儿孙的影响是巨大的。何况，翰林公是整个家族中读书的儿孙们共同的偶像。周建人曾经说过：

鲁迅幼年时代的一般“家庭教育”粗分起来，可以分为二大派，方法上：一派是主张放纵，一派主张严厉。目的上：一派主张养成拍马和钻营的手段，一派主张养成正直、强硬的性格。鲁迅的家庭教育系统上是属于严厉的一派的，但到鲁迅时代，周家（鲁迅家）已经在衰落的过程中。鲁迅的祖父和父亲性情又本不严厉。只是鲁迅的祖父以喜欢“骂人”出名，并非拍桌大骂，是喜欢指摘和批评别人。这很为人所忌，因此他常为当时的人所不喜欢，入狱之后，心境更加不快活了。见人常常从昏太后、呆皇帝骂起，以至于其他的人们，一一指摘他们的缺点和短处。鲁迅也不赞成他的祖父，实际上他的祖父对家里的人并不严厉。①

然而，一方面是周家的男性家长本来就不死板，对孩子的要求相对宽松，另一方面，周家的文化并不只是由男性家长所承载的文化构成，而是有它的另一面：周家的女性从鲁迅的曾祖母、祖母到母亲，包括保姆和女佣人，承载的却是儒、释、道、巫混合的民间文化。周家的几代老太太都信佛，但又算不上佛教徒，对佛教的教义未必深知，这就使得这种信仰并不具有排它性，因而很容易与道家文化以及民间的种种礼仪、禁忌、妖精、鬼怪等结合在一起，共存并行而不悖。

而且，周家的女性个个资质甚高，个性很强，没有一个平庸的。

鲁迅出生时，他的曾祖母（1814-1893）67岁，是这个四世同堂之家的老祖母。她活到鲁迅13岁那一年，享年80岁。根据周作人的回忆：“曾祖号苓年公，大排行第九，曾祖母在本家里的通称是‘九太太；她的母家姓戴，父亲是个监生，所以大概也是本城的富翁……曾祖母的相貌很是严正，看去有点可怕，……终日笔挺的坐一把紫檀的一字椅上边，在她房门外的东首，我记得她总是这个姿势，实在威严的很。”由此我们知道鲁迅的祖父和父亲为什么外表都那么威严了。

曾祖母晚年很慈祥，孙子们摔倒了，或者在他面前装二十四孝中的老莱子的样子，故意跌倒了逗她开心，她就非常关心地说：“啊呀！阿宝，快起来，这地下脏呢。”但是，她却是一个有个性的人，而且在年轻时表现有点怪。

比如，他对儿子周福清极为严厉。结婚不久的一个晚上，小两口正在灯下聊天，她拿着一把长柄芭蕉扇上楼，告诉他们天已晚了，不看书就不要点灯耗油，说完就把油灯扇灭，下楼去了。早晨天刚亮她就起床，如果儿子和儿媳还不起床，他就会在楼下喊：“天亮了，还不起来！落在讨饭船，就是讨饭的命，学什么大户人家的样子！”①明明自己就是大户人家，却偏不允许儿孙学大户人家的懒惰和骄奢。

再比如，她的儿子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京报送到家中，她按规矩用头上金簪拆开喜报，悬挂堂上。这时合族聚集，满院子的人欢天喜地向她祝贺，她却突然放声大哭，说“拆家者！拆家者！”意思是这个家要败了！后来的事实是被她不幸言中，这个家果然败在这位翰林手里。按照传统的说法，她是一个有福的人，不仅因为她的儿子点了翰林，给家族带来荣耀，还因为“一人有福，托带满屋”，在她活着的时候，必然家庭兴旺，满院祥瑞之气，而在她去世之后，这个家就败了。她陪同鲁迅走过了最初的12年，也是鲁迅无忧无虑做阔少爷的12年。

曾祖母下面是祖母，她与鲁迅更亲近。但这位祖母却不是亲祖母，而是继祖母。亲祖母姓孙，生下周凤仪不久就去世了，距鲁迅出生还有十几年，自然与鲁迅无缘。鲁迅生活中的祖母是续弦，姓蒋，生于1842年，鲁迅出生时39岁。

名义上，她在周家很有地位，因为她是翰林夫人，但事实上却是一个被遗弃者。因为丈夫不喜欢她，一再纳妾带在身边，而把她晾在家里。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她曾落人太平军之手，却没有殉节，因而遭到嫌弃。后来鲁迅在《我之节烈观》等文章中所发的许多感慨，都带着对祖母的同情泪。原因之二是她做了一件让周福清受伤的事。周福清在金溪任知县时，曾将母亲和妻妾都带在身边，但不幸蒋夫人闹出了“听窗事件”，周福清在房内大骂，却不知道蒋夫人此时是扶了母亲站在窗外。于是闹得满城风雨，被上司抓了个“大不孝”的罪名，加上此前发生的对皇上的“大不敬”，使周福清被参革职。所以，周福清把她送回家，从此不再理她。

寂寞，是那个时代那种家庭中女人的共同命运，而蒋氏的遭遇尤甚。儿子不是亲生的，再好也似乎隔了一层；生过一个女儿，出嫁不久就去世了。这使她更加依恋和疼爱孙子。尽管孙子有专职的保姆带着，但她还是喜欢陪在身边。

她所承载的文化是复杂的。她“笃信神佛”①，每当菩萨生日之类的日子，要点起一对蜡烛，在香炉里烧上三柱香，跪在方凳上向天跪拜。她平时不诵经，也不上庙，但遇到什么事情，却会忍不住说一声“阿弥陀佛”。她的信仰，是彻底民间化了的。但正因为这样，她很有文化，满肚子来源不同的神话与传说。

在鲁迅的记忆里，有许多祖母为他讲的故事：从牛郎织女、月中嫦娥，到“美女蛇”、法海与白娘子……几十年之后，鲁迅在《狗·鼠·猫》中写道：“那是一個我的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古事。忽然，桂树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使我吃惊，也将祖母讲着的话打断，另讲猫的故事了——‘你知道么？猫是老虎的先生。她说。‘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呢，猫是老虎的师父。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就投到猫的门下来……”祖母的故事力量很大，许多爱恨就这样植根于鲁迅心中。因为祖母的故事，鲁迅对猫从无好感；因为祖母的故事，鲁迅同情白娘子而恨法海，多年后在大舅父家看带插图的《白蛇传》，仍然一次次用指甲抠法海的眼，直到最后把它抠烂。

事实证明，蒋夫人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周福清科考行贿案发之后，衙役到周家“捉拿犯官”，闹得人心惶惶。这时候，蒋夫人让家人备轿，自己穿戴整齐，在仪门上轿，到县衙找知县去了。

似乎过了很长时间，祖母坐着轿回来了。

潘庶祖母、母亲、长妈妈、升叔和我都到了祖母的房里，只听得祖母说她见了俞知县了。

“俞知县怎么说？”我母亲关切地问。

“我对他说，周介孚是读书人，是知书达礼的，他做的事，他一定自己会来了结的，决不会连累别人。现在家里只剩下女人和孩子，全不知情。请差役以后不要再来了。”①

从此之后，差役果然没到家里来过。

据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和观鱼的《三台门的遗闻佚事》记述，蒋夫人还很幽默，善诙谐。大家在一起谈笑，她静静地坐在一边，会突然画龙点睛地插上一句，让人哄堂大笑。回头看她，却泰然地坐着，自己并不笑，还问别人为什么发笑。在众多的回忆中，后来的鲁迅也是这样，说话把别人逗得哄堂大笑，自己是不笑的。

而且，她做事的风格也是地道的周家做派：一次周建人从外面回来，族叔周伯文双手插腰站在白板门的门槛上，周建人轻轻地从他腋下过去，他就抡起烟袋敲到了周建人的头上，并且说：“见长辈为什么不叫。”论说，长辈这样教训晚辈，是让人无话可说的，因为作为孩子的周建人的确没礼貌。但周建人把这事告诉祖母，祖母却二话不说，拿起烟袋就到神堂前坐了下来，正好周伯文从面前走过，她抡起烟袋就在他头上狠敲了一下，而且说：“看见长辈为什么不叫！你会教训阿侄，我也会教训阿侄！”吓得周伯文赶紧认错。

祖母下面是母亲鲁瑞（1858-1943）。据周建人回忆，鲁瑞的爷爷鲁世卿小时候很穷，父亲早亡，与母亲相依为命。但他酷爱读书，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有一天，他到城陛庙去求梦，梦到菩萨给他一个算盘一支笔。圆梦的人解释说：这是皇帝叫你去管账。于是，他就凑上盘缠进京去了，结果真的做了专管皇家木料仓库的官。后来他在家乡买了700亩田，在城里买了房子，并且拿出10亩田酬谢那个圆梦的人。在这个基础上，鲁瑞的父亲有了读书的条件，中了举人，做过户部主事。鲁瑞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都是秀才。

鲁瑞嫁到周家，过门不久周凤仪就中了秀才，所以鲁瑞被周家人认定是“旺夫”的好媳妇。过了不久，她又生下了鲁迅，然后是连续生下了周作人、周建人……所以成了周家的功臣。至于她本人情况，据周作人说，“她没有正式读过书，却能识字看书”，早年只看弹词和小说，后来也看报纸。她读过很多小说。从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到，鲁迅到上海之后还给她寄过张恨水的小说。

她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传统女人，更不胆小怕事，性格中有刚强和洒脱的一面。有一点周家人不愿多说，那就是鲁瑞在公婆面前大概算不上恭顺。因为后来她曾对她的儿媳妇们说：“你们每逢生气时就不吃饭了，这怎么行呢？这时候正需要多吃饭才好呢，我从前和你们爷爷吵架，便要多吃两碗，这样才有气力说话呀。”②看来，她是跟公公吵过架的。另一件事是清末天足运动刚刚兴起，她就放了脚。这在周家引起议论纷纷，思想保守的堂弟“金鱼”说：“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那时周凤仪已经去世，她是寡妇，却不怕这样的流言，冷冷地说：“可不是吗？那倒真是很难说……”周作人晚年曾说：“这一件就很足以说明她的战斗性。”③

除了亲人之外，还有女佣阿长。她虽不是周家人，却是鲁迅的保姆，朝夕相伴，日夜相守，自然对鲁迅影响很大。她教鲁迅的一切，既有周家的种种规矩，又有绍兴的民间文化。比如，大年初一睁开眼，第一句話要说“恭喜恭喜”，说过之后要吃福橘。她教给鲁迅许多规矩：人死掉了，不能说死掉了，而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或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能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万不可钻过去……还有她的那些知识：长毛来的时候，要掳小孩子，要掳漂亮姑娘，当鲁迅由此断定她很安全时，她说：“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这些知识其实并非阿长的创造，而是中国民间长期以来的文化积累，就连大学士徐桐也相信。它很荒诞，却体现着某种文化。

阿长在周家的地位很特殊，虽是佣人，却什么事都管，包括鲁迅的婚事，她也干涉，一段可能很美好的婚姻，就是被她拦了下来，造成鲁迅和那个女孩子终生的痛。而且，她什么话都敢说，周家上下也都能够容忍。周凤仪生病期间，有一天在朦胧中看到一个女人进了自己房间，走到床前，撩开帐子，往周凤仪床头的碗里倒了点儿什么。周凤仪以为是妻子鲁瑞，所以没有在意。但她刚刚出去，鲁瑞就进屋来了，去往碗里倒藕汁。周凤仪有点奇怪：怎么刚刚倒过又来倒，妻子却说未来过。这事让人很困惑，阿长说：“看来，宜少爷的病是不会好的了！”她认定宜少爷刚才看见的那个女人，是章介千家的小姐，是曾许配给周凤仪的，却突然病故而没有成婚。阿长说他们两个姻缘未了，现在章小姐来找他，就是要约他走。她的一席话，把鲁瑞说得心神不宁。①

说到这里，涉及一个内容：周家的文化中不乏“迷信”因素。事实上，不仅是阿长，不仅是女人们，周家的男人也少有无神论者。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周凤仪也有种种讲究和忌讳。比如，科场案发那一年，他报考时用的名字是“周用吉”。科场案发之后，他想到的是：“‘用吉这名字多不好，把‘周拆散了！奇怪！怎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②他为此非常愧悔。他的父亲周福清也一样，从杭州监狱中往家写信，地址中的“覆盆桥”总是写作“福盆桥”。家里人都明白，他忌讳这个“覆”字，害怕这个家族覆灭，把“覆”写作“福”，是为儿孙祈福。③

生活中的种种细节也是如此，比如，鲁迅、周作人、周建人，都是7岁开蒙，绝不会在6岁或8岁。开蒙那天，虽是大白天也要打着灯笼。灯笼上有“文星高照”四个字，灯笼里的蜡烛一定是“状元红”。

这就是周家的文化，鲁迅小时候，就在这种文化中成长。

三、复合文化中的神秘色彩

除人物之外，还可以通过一些事件来考察这种复合文化在周家的表现。

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旧历八月初三，据说是“灶司菩萨”的生日；而他出生时又是“蓑衣胞”，据说这样的孩子很少，将来可能有出息，但却难养活。

所谓“蓑衣胞”，就是出生时披着撕破的胞衣，那胞衣就像蓑衣。一般孩子出生时是胞衣先破，婴儿出来，剪断脐带，然后胞衣才从母体脱落。但是，婴儿出生时有种种特殊情况，比如脐带缠在婴儿脖子上，出生时就像被捆绑着，而且很危险。在许多地方，包括我的故乡青州，都把那样出生的孩子称作“带锁的”，“锁”也许是“索”，因为那脐带更像绳索。在山东河南一带的习俗中，这样的孩子在结婚成人时需要增加一个仪式：新人的脖子上预先用红丝线挂一把锁，这时由专人在香案前祝祷，然后用剪刀把锁剪掉，从此就枷锁解除，可以放心生活了。只是被脐带缠住脖子，就这样麻烦，像鲁迅那样把胞衣当蓑衣披在身上，当然问题更严重。周家的文化禁忌，使他们闭口不说这种孩子有危险，而是只说有出息，而有些鬼神专与有出息的孩子作对。解除的办法当然有，那就是让鬼神找不到他，或者不屑于理他：比如，明明是男孩子，偏给他取个女孩儿名，甚至扎上耳朵眼。此外就是叫“猪”叫“狗”叫“狗剩”。进一步的办法，就是到寺庙里记名，也就是让他在名义上出家。周家为鲁迅的安排，就是让他出家做和尚。

周家的长房长孙，当然不能真出家，但一切都必须做得像真事：找一个寺庙，拜一个师父，把名字写进和尚名单，这样就算出家了。所以，鲁迅成了小和尚“长庚”，有了一个和尚师父。鲁迅逝世前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我的第一个师父》，其中写道：“中国有许多妖魔鬼怪，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贱，他们才放手，安心。和尚这一种人，从和尚的立场看来，会成佛——但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从读书人的立场一看，他们无家无室，不会做官，却是下贱之流……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希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拜师是否要贽见礼，或者布施什么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还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论理，是应该用各种破布拼成的，但我的却是橄榄形的各色小绸片所缝就，非喜庆大事不给穿；还有一条称为“牛绳”的东西，上挂零星小件，如历本，镜子，银筛之类，据说是可以避邪的。”①

除此之外，大家族礼节与规矩特别多。保姆阿长教的那些禁忌之外，还有许多礼节：过年要敬天地，敬祖宗；过节要敬神灵、敬先人；如何摆供，用什么供品，一切都马虎不得；人死了如何人敛，怎样为死者穿寿衣，怎样跪拜，怎样磕头，也自有章程；尤其是隔三差五的祭祖，一代又一代死去的先人，今天是致公祭，明天是佩公祭，后天又是什么祭，加上四时八节各种节日，不同的仪式体现着复杂的传统，呈现着古老的文化。这些文化，今日中国人已经很陌生，甚至许多人对它一无所知，但鲁迅和他的兄弟们却是泡在其中长大的。对此，周作人笔下写过一些：

堂前平时只当作通路走，其用处乃是在于祭祀的时候。顶重要的当然是除夕与新年，悬挂祖像达十八天之多，其次是先人的忌日，中元及冬夏至，春秋分则在祠堂设祭。堂中原有八仙桌分置两旁，至时放到中间来，须看好桌板的木纹，有“横神直祖”的规定，依了人数安置坐位和碗筷酒饭，采用十碗，名十碗头，有五荤五素至八荤二素不等。仪式是年长者上香，男女以次跪拜，焚化银锭，男子再拜，先为四跪四拜，次则一跪四拜，俟纸钱焚讫乃奠酒，一揖灭烛，再一揖而礼成。中元冬夏至于祭祖后别祭地主，即是过去住过这屋的鬼魂，由小孩同佣人们行礼，多在廊下举行……①一年中几次上坟，也都有讲究，下面是周作人记述的清明上坟：

清明上坟，规模就大得多了，不但是妇女同去，还因为要举行三献礼，有些旧排场，所以于男女座船、火食船、厨司船之外，还有一只吹手船，多的时候一总可以有十只船以上……

祀后土神祭品，肉一方，刀盐一盘，腐一盘，大锭一副，烧纸一块，上香，门宵烛一对，酒一壶，祝文。

墓前供菜十大碗，八荤两素，内用特鸡。三牲一副，鹅、鱼、肉。水果本色，百子小首一盘，坟饼一盘，汤饭杯筷均六副。上香，门宵烛一对，横溪纸一块，大库锭六百足，祝文。②

今日中国人大多有不少所谓科学知识，却没有这样的文化知识。怎么办喜事，怎么办丧事，怎么过年，怎么过节，怎么上坟，怎么祭祖，祭器怎么摆，祭品怎么用，大多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三牲”和“小三牲”，什么是“五事”，也没有多少人能够清楚。尤其是城市人，如果用传统的眼光看，真是连过年也不会。他们的所谓年节，就像过三八节、五一节和那些官方节日一样，只是放假休息吃东西，却不知道过节的本意，更不知道节日的儀式。鲁迅却不同，从小就熟知那些礼仪，懂得所有的禁忌，他身上的那些教养和文化，是今日唯物的青年难以理解的。当年增田涉写鲁迅，苦于对他的一些做法无法理解，当下中国人与鲁迅之间，文化差异已经不亚于增田涉与鲁迅。

鲁迅不仅参加那些仪式，而且率领弟弟们举行自己的仪式。比如，大年夜随全家举行完敬天祭祖的仪式之后，鲁迅还要祭书神。因为他是读书人，书是重要的，当然要祭书神。据1900年除夕周作人日记：“下午接神，夜拜像，又向诸尊长辞岁，及毕疲甚。饭后祭书神长恩，豫长兄作文祝之。”③

用现在的话说，鲁迅和他的家庭都颇为迷信。从道理上讲，儒家信徒多像孔子一样，“子不语怪力乱神”。然而，孔子是聪明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因而不否认鬼神的存在，只是不去讨论罢了。周家的男性家长遵守孔子的教诲，不宣扬鬼神，心中却有赶不走的鬼神，因而不禁止佣人和女人们信鬼神。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些怪异现象，人们自然会做出种种“迷信”的解释。

这种情况从周作人出生时的传说可以看出。

据传说，周作人出生时有点怪：一个老和尚长驱直人，一直走到少奶奶房前，然后转眼不见了。接着，周作人就出生了。晚年的周作人曾经纠正那些传说，他的说法是：

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见恶的朕兆。但是有一种传说，后来便以讹传讹，说是一个老和尚转生的，自然这都是迷信罢了。事实是有一个我的堂房阿叔，和我是共高祖的，那一天出去夜游，到半夜里回来，走进内堂的门时，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但转瞬却是不见了。这可能是他的眼花，所以有此错觉，可是他却信为实有，传扬出去，而我恰于这后半夜出生；因为那时大家都相信有投胎转世这一回事，也就听信了他，后来并且以讹传讹地说成是老和尚了。当时，我对这种浪漫的传说，颇有点喜

欢……①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是周作人在经历了种种“破除迷信”的运动之后写的，他在表明自己并不迷信，并且试图用唯物主义来克服那些传说，所以说阿叔是“眼花”，是“错觉”。可是，在他们小时候，周家并不这样认为，周作人自己也不这样认为，而是“有点喜欢”。因为这至少证明他有来路，不是寻常之辈。所以，1921年1月30日他还梦中得诗：“偃息禅堂中，淋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并把此诗写成条幅送人。再后来写《五十自寿诗》，开头仍是：“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架裟。”

后来的周作人口口声声不迷信，说自己相信神灭论，但即使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笔下也常常出现怪现象。比如，写到他生天花，传染了妹妹端姑，导致可爱的妹妹死亡，就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的症状十分险恶，妹子的却很顺当，大家正很放心，把两个孩子放在一间房里睡，有一天两人都在睡觉，忽然听见呀地叫了一声。不知道是谁在叫，据推测这是天花鬼的叫声，它从我这里出来，钻到妹妹那里去了。大人惊起看时，妹子的痘便都已陷人，我却显是好转了。”②

无论是老和尚的身影，还是天花鬼的叫声，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周家人相信。这反映着周家的文化。

鲁迅，还有周作人，这些文学大师就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长大。

这种文化好不好呢？不能简单回答，但我想到一个问题：对于儿童来说，是给他一个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切都清清楚楚的世界好，还是让他面对一个神秘的世界好？这同样不能简单回答，但我想，后者大概更易于培养孩子的想象力。一切都有标准答案的世界，会使人彻底失掉思考能力。

①周遐寿：《鲁迅的故家》，《鲁迅回忆录》中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01页。

①周建人口述、周哗整理：《鲁迅故家的败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0-11页。

①《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5页。

②《公同议单》，《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8页。

③周建人口述、周哗整理：《鲁迅故家的败落》，第5页。

①周建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此处引自《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第737页。

②周建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第746页。

①周建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第737页。

②《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