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

用人体造型美的视角，去扫描莫言，他不能算“文苑美汉”。过早谢了顶的脑袋，没有窄腰而只有肥臀的线条，窄窄的一双眼睛，似乎也不具备穿透生活的光泽。老实说，从相貌上很难找到他一点潇洒的气质。记得，他有一次亮相于电视屏幕，当我看到他按照导演的要求，憨态可掬地时而行走时而静立沉思的时候，立刻笑出了声：“快来看莫言，是不是有点儿像熊猫？”

妻子甩了我一句：“重要的是，他内在应该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我和她争辩说：“我是说外形，又没有涉及他的五脏六腑。”

妻子说：“从外面看仪表堂堂，内里一肚子草莽的男人多了。莫言这几年写了多少东西，这是那些酒囊饭袋的人根本无法相比的。”

她说这些话是由衷的。这些年来，凡是莫言发表在大刊物上的作品，她都是先于我閱读的。她的文学感悟能力十分过硬，20世纪末期，她就特别欣赏莫言发表在《收获》上的《野骡子》。我是在她的启迪之下，才开始阅读莫言近年的大量作品。

1998年，我们几位作家应邀到台湾参加活动。当天，妻子送我到机场时，对我耳语道：“当过军人的莫言，就是与别人不一样。你看，别人都慢悠悠地磨蹭，只有莫言像个搬运工，不惜力地帮大家集中行李。”

的确，莫言是个一贯肯于在集体中吃苦负重的人。198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德国的时候，莫言在团队里也曾拿出他的那份朴实，在往返的机场上扮演搬运工的角色。其实，并没有人让他这么干，其闪光点在于，这种行为出自他的本能。因而，在访德归来作总结时，他是全团一致公认的劳动模范。这些看起来貌似平常的行为，正是身背“娇”“骄”二气的同行们，最为匮乏的精神。

我特别看重莫言身上这种质朴的气质。因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总把莫言看作自己的“忘年交”。

那年元旦前夕，友人们在我家中欢聚，年轻一代的作家中，莫言也来了。在我的记忆中，他当天说话很少，酒却喝得不少。在我的认知中，文人有两种酒态：一种是酒后忘我，一种是酒后沉默。莫言属于后一种。他与在座的王蒙、叶楠碰杯时，只是往嘴里倒酒，没有其他人酒后的高声喧笑。最有意思的是，当友人们离开我家之后，妻子才发现莫言带来了年节的礼物：一个竹编篮筐里，蜷卧着两只颜色相异、绒布做成的小猫。

“这有点儿像他今天的肖像。今天他的话很少。”我说。

“应当说人家十分腼腆。”妻子说。

我笑了：“老虎醉酒后，也是腼腆而无声的。”

为了论证出一个真实的莫言来，我对妻子说：“你看他的《红高粱》，是不是充满了人性中的野气？蔫人出豹子。这个山东高密小子，骨子里藏有豪气、义气、霸气和匪气。”

妻子笑个不住：“你别乱说了。”

“这是最高的褒奖。你没看见文坛上有不少人，骨子里最缺的就是这种宝贵的钙质吗？”

第二年早春，一位山东的编辑来我家组稿。言谈之间，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瓶酒，说是奉莫言之命给我带来的家乡烈酒。那瓶酒的名称，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是酒瓶上的商标，我却一直记忆在心：那是《水浒传》中的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虎的画面。没等这位编辑多费唇舌，我便应下为他们报纸副刊写稿。他连连对我表示感谢。我说，你感谢莫言去吧，只要是莫言的委托，我一定尽己所能。之所以如此，我当真觉得莫言的躯体里，蕴藏着“打虎人”的阳刚之气。

事隔不久，华艺出版社派人找到我家里，希望我出面，找上几个有创作实力的作家，出一套实力派作家的丛书。在年轻一代当中，我找上了莫言、刘震云和陈染。后来在会议间隙，莫言曾对我说：“老哥还不忘我，我铭记于心。”

我心里始终有莫言，倒是真情实话。20世纪末期，出现了一些自私自利的作家，那些人只为自己活着，莫言始终与之泾渭分明，他行文做人的野气里，始终不失中国传统中的忠厚。尽管后来，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写作，彼此来往少了，但莫言在文苑崛起之后，并没有忘乎所以，自吹自擂。这是我尊重并深爱莫言的又一要素吧。

摘自《河北日报》2018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