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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话是杂文最重要的审美要素

2018-05-14任蒙

杂文月刊 2018年5期
关键词:篇目真话杂文

任蒙

说杂文“骂人”也不讳言,我认为可以这样说,“骂人”也是一种批评或批判。

我接触杂文这个圈子有几十年了,但参加与杂文相关的活动很少。杂文的范畴比较窄,不像诗歌散文那样,有那么多人参与创作,尤其是诗歌,几乎是青春的代名词。但杂文就没有这么宽泛,严格地说,参与杂文创作的人太少,因为它的范围太小。

杂文研讨会确实开的少之又少,从第一次到今天,还在讨论杂文是个什么东西,当然这个有一定意义,但杂文不止于此。我想讲的一点是,文章千古事。文章在中国,向来有一种神圣感、庄严感。杂文不在立文,不在立言,不在文章的本身,它在于一种社会功用、一种目的,要把作家的情怀,或者说是爱与恨表达出来。当然,要表达爱与恨,你就必须把文章写好,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不能说杂文不在立言立文,就可以把文章写得很平庸。

原来有人说杂文有两种功能,即批判或者歌颂,我倾向于杂文的功用重在批判。杂文既要有战斗性,也要有尖锐性。杂文首先应该坚持讲真话,它所针对的批评对象也应该是真实的,不能是虚构的。那种真话,本身就是杂文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审美要素。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杂文批评的靶子也在变换,但不管社会怎么变迁,杂文批判的对象一定要准确,要真实。

杂文提倡讲真话,就是要敢于针对现实社会问题开展批评,能够客观地列举出不良现象或社会倾向,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做出深刻解剖,不回避问题,不轻描淡写,不绕弯子。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准确诊断,对症下药,实现有效治疗。

著名杂文家邵燕祥先生的许多杂文,读起来真叫痛快淋漓,那种感觉绝不是我们读域外某些文字所能够体验到的。为什么?因为他批评的社会现象,我们都不陌生,作家讲出了许多读者想说的话。这就是杂文的真实之美。

杂文最重要的东西,不在文章自身如何,而在于它针对问题的准确,在于它批评问题的深度。

或者换句话说,杂文终究是一种时评,是与某个特定时代人们的命运和生存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我认为,杂文走出它所生长的环境,还能如何如何,那很可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杂文。

记得是2000年,我出版了杂文集《戏说红尘》,也是我的第一本“纯粹”的杂文集。这本集子收录的150多篇杂文,占了我所创作的杂文作品的大部分(此前有相当一部分杂文作为散文和随笔,分别收录到我的其它集子中去了)。《戏说红尘》收录的杂文每一篇都曾经发表过,所发表的报刊共110多家,其中有《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法制日报》《科技日报》《红旗》《群言》等全国性报刊,有40余家系各省市自治区及省会城市的党报或晚报。这本杂文集的写作时间跨度本身就有20余年,现在又过去了十几年,但其中许多篇目今日读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一本杂文出版这么久,许多内容还不让人觉得过时,这就是自己坚持写真话的结果。尽管很多地方难免囿于时代的局限,也有应编辑部之约而碍于友人情面赶出的某些篇目,但更多的篇目还是敢于触及社会现实,从一个角度比较准确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世态变迁。

所以我说,要写杂文,就是写自己的良心。

杂文要坚持讲真话,更主要的是,其锋芒所指,是带有倾向性和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绝不是单单为了批评某一个单位或某一个人。作为杂文作者,至关重要的在于讲真话,不说或尽可能少说违心的话。虽然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我一直把它作为对自己从文的一条基本的原则要求,努力去进行实践。

杂文为人民代言,是人民之心声,可是,有些话如果老百姓早已道出,杂文还不能言及,杂文必将丧失生命。杂文家的作品印刷在书刊上,老百姓的“杂文”是传递在口头上的。

如今手机高度普及,微信已经深度潜入人们的生活了,许多短文极为精炼,寓意深刻,冷嘲热讽,尖锐生动,其中好多“段子”,已远远超越了当年报刊上刊登的讽刺小品,并且传播非常迅速。这是杂文面临的一个新情况,或者说是一种“新对手”,也是对杂文本身的一种挑战。因此,杂文必须更加贴近现实,更加强调以真话构建杂文的美学面貌,更加深刻地对一些社会丑恶现象进行剖析和批判。

十多年前我说过:“杂文作家发出的声音即使是孤独的,但最終他们将不会孤独。”今天的社会,大众用手机参与“杂文”创作,证实了杂文作家不会孤独。但是,杂文作家必须加快脚步,走在时代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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