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友茂

一本《民国老课本》里，有篇课文叫《水仙花》，全文女，下：

早春时，窗下置水仙一盆。父命二子，各作短文记之。兄之文曰：“水仙花为多年生之草。叶细长，有并行脉。茎生于叶丛之间。花为伞形，其色白，别有杯形之副冠，色黄。其地下茎为块状。”弟之文曰：“今有仙子，姿态楚楚。带袅，裙长，凌波无语。名曰水仙，真无愧也。”父见之曰：“兄所作，科学家之文，弟所作，文学家之文也。”

恐怕用不着争论，杂文既是一种“直接、迅速反映社会事变或动向的文艺性论文”，它无疑应是“文学家之文”，即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的形象思维创作过程，决定了文学作品与科学家们运用或主要运用逻辑思维创作的学科著作，有着根本的区别。从内容来说，学科著作材料翔实、准确无误，而文学作品依据生活而从不拘泥于真人真事。从形式来说，学科著作的语言贵在朴实明白，而文学作品语言贵在文采飞扬。从作者来说，学科著作主要用判断和推理说话，而文学作品主要以生动感人的形象描绘说话。从读者来说，学科著作诉诸读者以事实与理智，鉴赏者侧重于科学真实和实用功能的评价；而文学作品诉诸读者以感情和想象，鉴赏者侧重于艺术真实和审美创造的判断。从功能来说，学科著作主要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重在实用；而文学作品是社会感化的手段，重在审美。

我们再来看一下杂文自身的特点。杂文与同属于文学作品这个大家族里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品系，呈并列关系（有人将杂文归于散文类，那毕竟是一种粗分），自身还有其鲜明、突出的特点。

一是战斗性与愉悦性和谐统一。杂文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它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杂文又有愉悦性，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它使读者在笑声中愉快地和那些旧事物告别，获得关的精神享受，愉悦性伴随战斗性而生。

杂文家宋志坚十几年前写的一篇杂文，足可让我们体会杂文这“两性”的和谐统一：一家叫某联异的鞋厂，因给小平同志做布鞋受到老人家的赞扬，便制作了一只同款巨无霸布鞋，高高置放在厂区显要位置，供人们仰望，以示全厂上上下下的荣耀。就此，宋志坚拟题《请别高举“鞋子”》，予以抒发感慨。单是这题目，就够力够绝够妙了。内文里，作者通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叙述、生发，联想、升华，发问：“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时，除了穿鞋子，还穿了内衣外套，当然也穿了袜子，是否人们还有必要去‘追踪一下‘小平内衣‘小平外套和‘小平袜子？”这种写法，笔触轻松愉快，题旨却绵里藏针，针砭时弊入木三分。读之，不亦快哉！

二是论辩性与形象性有机结合。杂文的本质是论辩的，它有“论”的色彩。但杂文的“论辩”，迥然不像理论文章那样重在以逻辑力量阐述思想，推销观点，教化社会，而是像“随风潜入夜”的春雨那样，“润物细无声”地濡染、感化、俘虏读者的信服度和认知力。所以，杂文的论辩，是以形象性见长的论辩。杂文的形象性，最主要的方法是“砭锢弊常取类型”，它虽然写的是“一鼻，一嘴，一毛”，其“形象”却是可知可感的。

多产、高产的杂文家汪金友曾写过一篇题为《“受罪”与“受辱”》的杂文：《资治通鉴》里有一个“唐太宗赐绢惩顺德”的故事，说的是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给人办事私收了20匹绢绸。事发后，唐太宗并没有让监察部去查办，而是在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到大殿里开会的会上宣布：长孙顺德收受别人的绢绸，说明他的家里很缺这种东西。于是奖励顺德将军绢绸50匹，让他背回家去。接着，唐太宗让人搬出50匹绢绸，一匹一匹地往长孙顺德身上放。一边放，一边问：“背得动吗？”长孙顺德欲卸不敢，欲背不能，僵在那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散朝后，有人问唐太宗：“顺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复赐之绢？”唐太宗说：“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汪氏则借此议论：给贪官“发奖”，这事听起来新鲜。但仔细想想，“发奖”只是一种形式，唐太宗真正的目的，是让贪官“受辱”。

这篇杂文，文字干净利索，道理浅显易懂，其活泼生动的形象性为深刻独到的思想性作了铺垫和渲染，使皮和毛合为一体，有血有肉。让人读后，击节称赞，大为感叹：噢，反腐倡廉，惩治贪官，原来还可以这么做。

正因为这篇杂文选题角度新，选材典型、有生命力，将论辩性与形象性完美结合，所以被多家杂文报刊（版面）相中，并获得了第三届中国浙江鲁迅故里杯廉政杂文大奖赛一等奖。

第三呢，幽默、讽刺与文采巧妙运用。幽默，是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合情理之处。讽刺，是以含蓄的语言或夸张的手法，讥刺、嘲讽守旧、落后的人或事。杂文笔法，就是以讽刺、幽默为主的笔法。杂文语言还要有文采，精练、别致，往往庄谐并用，骈散结合，妙趣横生，令人叫绝。

当年，老一辈杂文家聂绀弩所写的《我若为王》就是具有这些特点的一篇好文章。你听，他说：“我若为王，自然我的妻就是王后了”，纵然她“没有任何德性”，“那时候，她也仍旧是王后”，“被人们像捧天上的星星一样捧来捧去呀”；“我若为王，我的女儿就是公主，我的亲眷都是皇亲国戚。无论他们怎样丑陋，怎样顽劣，怎样……也会‘被人们像捧天上的星星一样捧来捧去，因为他们是贵人。我的意欲，我的贪念乃至每一个幻想都可以竭尽全体臣民的力量去实现，即便是无法实现的。”……作者对“为王”后的种种情况作了预测性的分析、判断，条分缕析，和盘托出。这些内容，看似是作者的恶作剧，侃大山，胡俚戏，却又让人觉得不虚妄，很实际，不离谱，符合讽刺的真实性和典型性，恰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这样的杂文，有滋有味，妙语解颐，笑死人都不负责。

若说杂文这种文体还有什么非说不可的突出特点，那就是它形体小，含义丰，缩龙为寸，要言不烦。

两年前，由群言出版社重新出版面世的民国时期的《启蒙国文》第四册里有篇题为《蝙蝠》的课文：“鸟与兽哄。蝙蝠常中立。鸟胜，则蝙蝠飞入鸟群。曰：‘吾有两翼，固鸟也。兽胜，则蝙蝠走入兽群。日：‘吾有四足，固兽也。未几，二族议和。蝙蝠在侧。遂共斥之。”连后来为了阅读的方便，今人添加上的标点符号在内，一共77个字。这篇已为人们熟悉并不时引用的寓言体杂文，告诉我们：写杂文，务求简练，能用两句话去表述的就不必用三句话去说；能八百字、一千字搞定搞妥的，就不必像餐馆师傅甩面（条）那样拉长拉长再拉长，一直“扯”到一千五或两千字。编辑、读者喜读千字文，冗长的“老太婆的裹脚布”，谁见谁皱眉头。

当然，杂文的特点，不止这些，但主要有这么几条。

正像一个“旱鸭子”即使背会了《游泳大纲》也仍然可能会被淹死一样，一个杂文作者，纵然把上面的“文学作品与学科著作的区别”“杂文的突出特点”背得烂熟，也可能仍然不会写杂文，或者仍然写不出质量上乘的杂文。因为，杂文写作，既需要杂文作者有对社会，对人生，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洞察力、判断力，即深刻的思想性，也需要有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比较宽泛的知识结构、比较扎实的国学底子。另外，还需要“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社会良心和担当精神，和那么一点儿悟性。总之，杂文作者要写出好杂文，才、情、胆、识，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