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文

社会生活中，有一门很深的学问叫“做人”。所谓“做人”，其实就是处理人际关系。中国社会历来欠缺个人融资渠道，借债、讨债、还债，就成为“做人”这门学问中的“硬功夫”。鉴于有“欠债的是大爷，讨债的是孙子”之说，“讨债鬼”也是一句非常恶毒的骂人话。因此要在“做人”这门学问上过关，得到“会做人”的肯定，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不讨债。

“不讨债”的成因与成色，也有不同。有的不讨债，是真诚情愿的。

道光十八年（1838年）春闱，时年28岁的曾国藩高中进士，入翰林院。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始做从七品的小官，岁俸加月费银，全年收入不过六十三两。当京官十年，因为曾国藩刻苦自修且为官勤勉，屡次朝考成绩优异而连升四五级，道光二十七年（1848年），曾国藩一跃而为二品大员，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

但因清朝官员俸银很低，二品大员年俸也就四百两银子，加上曾国藩为官清廉，不屑于投机取巧为己牟利，当咸丰二年外放江西乡试正考官、得讯母亲病逝直接从江西回湖南老家守制，交给儿子纪泽操办全家还乡之事时，曾国藩家的经济状况是旧债新欠达数百两。十年京官，二品大员，还乡之际竟然一身旧债、两袖清风，曾国藩堪称清官无疑。

曾国藩欠人家的债，同时人家也欠曾国藩的债。朋友欠曾国藩的债，总数不下千两。对欠自己债的朋友，曾国藩将心比心，心存恕道，嘱咐儿子纪泽切莫催要。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信中，是这样说的：“找我借钱的，都是比我光景还要差的穷朋友，咱家虽有旧债要还，但也不能向这些人索要。有些穷朋友看我家要还乡，家境也不宽裕，可能会千方百计凑钱来还，还来也要退给人家。既然我不能还清别人的欠账，人家欠我的又要人还，这就有违恕道了。”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曾国藩不去催讨别人欠自己的债，完全出于真心诚意，并非不得已而为之；既是体谅欠他债的朋友的难处，同时也是对自己道德品质的要求。曾国藩最终能够成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人，从他中年以二品大员离京时的境况和应对，可见端倪。

有的不讨债，是半情半愿的。

在上海滩的“三大亨”中，素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杜月笙怎么个会做人法呢？我想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不讨债。

杜月笙幼年穷苦，父母先后亡故，4岁失怙，14岁时到上海滩水果店当学徒，仍是衣不暖食不足。后加入青帮，靠上青帮老大黄金荣，以其机灵诡诈，善解人意，从此发迹。人生顶峰时在上海滩呼风唤雨，杜某人跺跺脚，整个上海滩都要晃三晃。

1951年，杜月笙病危，清楚自己快要不行的时候，他叫来大女儿，从香港汇丰银行拿回一包东西，里面全是向杜月笙借钱的借条：最少的一张是5000美元，其中有一张是500根金条，也还算是少的，借款人不乏当时的国民党军政核心人物。杜月笙一张一张看，一张一张撕，女儿非常不解：“为什么要撕掉？”杜月笙说：“我是不愿意你们去要錢，我不想让你们在我死后去打官司。”

杜月笙非常自得的名言是：“别人存钱，我存交情。”我说杜月笙的不讨债是半情半愿，世界上最还不清的债，其实是人情债，杜月笙存下的“交情”，是要生息的。杜月笙从一贫如洗到荣华富贵，靠什么在上海滩呼风唤雨？一是靠他的交情让一帮人为他打杀拼命，二是靠花他钱的那些权势人物，给他撑着场面。临死前撕掉那些巨额借条，是因为这些东西或许不仅要不回来，还会给后代惹祸；毕竟他杜某人已经归西，他的那些交情，很多也就一笔勾销了。

还有一种不讨债，是超脱和智慧。

著名学者钱锺书，一生著书等身，自己和夫人杨绛生活简单，巨额的稿费成为有人向他借钱的理由。拒绝显然得罪人，来者不拒又恐欲壑难填，怎么办呢？钱先生想出一招：折半奉送。你不要拿走那么多，我也不指望你还，即时两讫。钱先生省了惦记着人家还钱，拿走钱的人，也不好意思再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