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良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五月，五十五岁的司马迁，接到好友任安狱中求救信。几年前，自己为李陵兵败降匈奴发声，罹难入狱的情景如在眼前。彼时，亲人“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朋友“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自己除了“深幽囹圄之中”，有“谁可告诉者”？

此时，司马迁本可直告任安，自己不能也不敢涉足，与“巫蛊”事件有关的太子案。可他“憨”劲儿上来，偏要给任安上课，“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就像当年自己遭腐刑，还要写《史记·货殖列传》一样。道理很简单，当初若有“五十万钱”赎罪金，就可免受腐刑；如今任安，就算手握一座金山，也甭想保住吃飯的家伙。事涉皇权稳固，触碰到底线，活的机会为零。

只是，任安此时此刻的求救，无意间让遭遇腐刑，尊严、士气全无，只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淤积心底“伤哉贫也”怨怼，瞬间如火山进发。

好在，司马迁一直清醒。前者，替李陵直言获罪，在生死间抉择，他清醒；不去求汉武帝为任安开释，做无谓努力，他清醒；遭遇腐刑，深切体会到金钱，在国家、士子和黎民百姓生活中的作用，他同样清醒。作为太史令，清醒的责任，是把真相留给历史。替商业正名，为商人立传，颠覆汉初“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的经商政策，摒弃惠帝、高后时期，堵死商人进入社会上层的通道，清除“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历史羁绊。破天荒地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为商人扬名立万。按照“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社会要求，让市场“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之”。

司马迁替商人辩护，不乏知音。清代姚鼐，与司马迁的心息息相通。他认为“讥其贱以绳其贵，察其俗以见其政，观其靡以知其敝，此盖子长之志也”。问题的关键，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语境下，司马迁不顾“士农工商”的职业世俗，将属于“末”技的“商”和商人，成为与“士”平起平坐的“列传”主人，载入史册。

吊诡的是，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汉承秦制是最突出特征。一方面，朝廷需要商人经商，源源不断地为政权缴税；一方面，朝廷要抑制商人发展，按《算缗令》赋税，按《告缗令》清算。同时，还不得染指官营盐、铁和酒，这些与国民生计联系紧密，有着丰厚利润空间的生产和销售渠道，人为地竖起“官营”和“民营”壁垒，明火执仗地与民争利。

正如司马迁所说：“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所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承认人的欲望，承认“不满是向上的车轮”，才可以按照“故善者凶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经营规则，最大限度地让商人，循着《史记》描述愿景“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满足“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成以致其关；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

显然，司马迁的怨怼，一直延续到黄仁宇。之间，经历了两千年，也仅仅是《货殖列传》换大数据。民国后期经济窳败真相，要假托《万历十五年》展现。司马迁的怨怼，除了让人唏嘘，别无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