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

说林纾（林琴南）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不算过分。近百年前，他曾极力维护孔孟、伦常与古文以为立身之本。所谓“铲伦常”“禽兽行”以及“引车卖浆者流”之类攻击，皆出于林纾之口。最为人诟病的是他那些以《荆生》《妖梦》为代表的黑幕小说，影射并谩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为禽兽，不是让“荆生”这样的“伟丈夫”将他们大骂一通，痛打一顿，赶下山去，就是让“罗苍罗阿修罗王”将他们吃了，隐约透露他对权势者（有论者称隐指徐世昌、徐树铮）用权力甚至武力干预新文化运动的期盼。就这样，在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上，他成了逆潮流而动的一个典型，并带着这样的烙印离开人世。

1924年10月10日，郑振铎在其主编的《小说月报》第15卷第10号“国内文坛消息”专栏和《最后一页》发表林纾逝世的消息：“正在我们写这一次国内文坛消息时，我们得到一个很可悲痛的消息，即我们中国的介绍欧洲文学最多且最努力的林琴南君已于本月九日逝世了。林君的死自然没有康拉德及法郎士的死足以使世界的文学者震动，且他的重要不过在他的许多不甚忠实的翻译上，然像他这样重要且这样努力的文学者，在中国已经不易见到，且他的工作在我们的过去的文学界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与相当的劳绩。我们对于他的死，认为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大损失，很值得使我们悲惋的。”

1924年11月11日，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15卷第11号发表《林琴南先生》一文，指出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林纾，“在一般的青年看来，似乎他的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已完全动摇了，然而他的主张是一个问题；他的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又另是一个问题；因他的一时的守旧的主张，便完全推倒了他的在文坛上的地位，便完全堙没了他的数十年的辛苦的工作，似乎是不很公允的。林琴南先生的逝世，是使我們去公允地认识他、评论他的一个机会。我们现在可以更公正的评判他了。”

郑振铎的这两段话，客观公正，可谓有关林纾的持中之论。

郑振铎并不认同林纾的“守旧的主张”与“顽固的言论”，然而他懂得将“一时的守旧的主张”与“数十年的辛苦的工作”加以区别。既不以林纾“数十年的辛苦的工作”来掩饰他“一时的守旧的主张”，更不以林纾“一时的守旧的主张”来否定他“数十年的辛苦的工作”。郑振铎还特意选录了林纾白话诗集《闽中新乐府》中的《村先生》《兴女学》《破蓝衫》三篇作品，说：“在康有为未上书之前，他却能有这种见解，可算是当时的一个先进的维新党。”

郑振铎也没有否定自己先前对于林纾的古文翻译的评说，依然认定他的翻译是“不甚忠实的翻译”。但他并不因此抹杀林译小说的历史功绩。首先，林纾是“我们中国的介绍欧洲文学最多且最努力”的一位。其次，林纾又是开风气之先，最早介绍欧洲文学的人，鲁迅与周作人都曾受益于林纾的古文翻译。“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周作人的这句话，也是郑振铎的心声。

郑振铎从正负两个维度来确立林纾“在文坛上的地位”，认定林纾“在我们的过去的文学界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与相当的劳绩”，认定林纾的死，“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大损失，很值得使我们悲惋”。这样的“持中之论”，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出于同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的郑振铎之手，殊为不易。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不可抗拒的规律。新思想要取代旧思想，新文学要取代旧文学，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为人类总得“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在新与旧博弈之中，也总得有所选择，旗帜鲜明，不能骑墙，不能模棱，因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都会成为过眼烟云。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在《“中国文坛的悲观”》中对此已经说得很清晰了：“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以证明文坛也总归还是干净的处所……我们试想一想，林琴南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为时并不久，现在那里去了？”即使现在有人想用弘扬传统文化之名来诋毁一个世纪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也不会再将《荆生》与《妖梦》当做法宝祭起。

然而，任何新的东西，亦都由“旧”的发展而来，都由“旧”的孕育而成，都曾在“旧”的母体中吸取过营养。人类的发展是文明的累积。不论是什么人，只要他为这种“文明的累积”作过贡献，后人都不应当忘记他们。“林琴南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不配继续存在，但林纾“在我们的过去的文学界”的“很大的影响与相当的劳绩”却不会丢失。而且，今天的人们，似乎也正在摆脱那种因人废言或因言废人的思维，对于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不论是文坛的，还是政界的，都开始有了新的视角与新的评价方式，不会再因为某人出了什么偏差，就连他藩也之时的第一声啼哭也带有原罪，充满邪气。

如今回头去看郑振铎有关林纾的“持中之论”，感觉相当鲜活而且无可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