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丽娜

摘要：以北京一所中学549名中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探讨中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质、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正性情感及负性情感在年级、家庭抚养、是否班干部上差异显著，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2）中学生大五人格、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相关显著，并且大五人格、社会支持可以很好地预测其主观幸福感；（3）中学生的社会支持在大五人格外倾性、开放性、友善性、神经质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中介作用

一、问题提出

本研究试图探讨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从而了解人格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内在机制，并确定人格是如何通过社会主持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本研究有助于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机制的了解，为中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

二、研究对象及方法

（一）被试的选取

本研究对北京市某中学初、高中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正式测量共发放问卷594份，回收594份，回收率100%。对收回的问卷进行筛查，剔除无效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549份，回收率92.4%。回收后对问卷录入和整理，得出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二）研究工具

1、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

主观幸福感量表采用张兴贵2003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和E D Diener等人编制的快乐感量表。其中，生活满意度量表包括学校、学业、友谊、家庭、环境和自由满意度6个维度共36个项目，量表采用7级计分制，每个测验项目最低分为1分，最高分为7分，得分介于0-252分之间，分数越高，表面生活满意度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新都介于0.87-0.93之间，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间隔一月的稳定性新都介于0.80-0.85之间。探索性因素分析研究发现，6个因素的方法累积贡献率为49.54%，结构效度良好。快乐感由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组成，分别有6个和8个项目；每个项目最低分为1分，最高分为7分，分数越高，说明正性情感或负性情感体验越强烈，已有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共10个条目，评分为4个维度，即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和总分。考虑到中学生的实际情况，对量表中的一些项目进行了修改，第4、6、7题中的“同事”改为“同学”，第5、6、7题中的“夫妻”改为“恋人”，同时删去第5题中“女儿”一栏；对修改后的量表进行了小样本相隔3周的重测，结果表明，10个项目的相关系数为0.71-0.92之间，重测信度较好。

3、大五人格简式量表

该量表以Costa等人（1992）的大五人格简式量表（NEO Five-Factor Inventory NEO-FFI）为基础进行修订。各因子由12个项目构成，共有60个项目，每个项目有5个等级，从“十分不赞同”到“十分赞同”。五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6，0.81，0.77，0.68，0.73。

（三）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19.0软件分析数据，主要采用描述统计、配对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回归分析、中介分析等。

三、研究假设

1. 中学生主观幸福感存在人口学差异。

2.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人格特质各指标存在显著相关。3.将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所建立的模型可接受。

四、研究结果

（一）中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状况描述

1、中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各个维度在年级上的差异

年級因素在中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上比较发现，初二年级>1+3年级>初一年级>高一年级>高二年级；经多重比较分析，年级差异显著（p<0.05），初中各年级主观幸福感总分显著高于高中各年级（p<0.05），初一与初二年级主观幸福感总分差异显著（p<0.05），1+3年级与初一、二年级主观幸福感总分差异不显著（p>0.05），高中年级间主观幸福感总分差异不显著（p>0.05）；初一年级正性情感得分显著低于初二南极，且差异显著（p<0.05），初二年级正性情感得分显著高于初一、高一和高二学生（p<0.05），其他年级间正性情感得分差异不显著（p>0.05）；初二学生负性情感显著低于初一和高二学生（p<0.05），其他年级间负性情感差异不显著（p>0.05）。

2、中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各个维度的家庭抚养差异

家庭抚养因素在中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各维度上差异显著（p<0.05），经多重比较分析，父亲单独抚养的中学生显著低于父母共同抚养及母亲单独抚养的学生主观幸福感（p<0.05）。

3、中学生是否为班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及各个维度的得分比较

班干部因素在中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各维度上差异显著，身为班干部的学生得分显著高于非班干部学生（p<0.05）。

4、中学生性别因素的主观幸福感及各维度的得分比较

性别因素在中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各维度上差异不显著（p>0.05）。

（二）中学生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1、相关分析

对不同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进行相关分析得知：大五人格的外倾性、开放性、友善性、严谨性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各维度有较高的正相关（p<0.01），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及其各维度有较高的负相关（p<0.01），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有较高的正相关（p<0.01），如下表显示。

2、回归分析

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以大五人格、社会支持及各维度为预测变量，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该回归方程有效（F=68.661，p<0.01），预测变量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友善性、严谨性、主观支持、客观支持与对支持的利用度进入回归方程，回归系数显著，这说明大五人格和社会支持可以解释主观幸福感，解释率为51.6%，结果表明，中学生大五人格和社会支持可以很好地预测其主观幸福感。

3、中介分析

由上述所得各变量间的相关、回归分析结果，可进行变量间的中介关系检验。以中学生大五人格各因子为自变量，社会支持总分为中介变量，中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为因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下图所示。

中介模型（ mediation model）采用Hayes（2013）编写的SPSS PROCESS 宏程序插件中的模型进行检验。其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采用Bootstrap 方法（重复抽样5000 次）进行参数估计。若95%偏差校正的置信区间（95% CI）不包含0，则表示变量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

Bootstrap 方法可以克服传统的逐步检验法和Sobel 检验法在处理小样本量，或者变量为非正态分布时统计效力不佳的缺点，并且能有效地解决变量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及多重中介模型的问题（张涵，康飞，2016）。

五、讨论

（一）中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现状

首先，从调查的结果来看，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较高，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研究者认为这是学生特殊的年龄特点和生活环境的产物。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年龄差异研究发现，20岁左右是主观幸福感的高峰期，随后呈现下降的趋势。其次，从身心特点来看，处于青少年期的中学生一方面逐步提升的自我意识已经发展，有着丰富而敏锐的自我体验，而且勇于尝试，可以敏锐地觉察到自己潜力的实现，体验到自我成长和扩展；另一方面身体状况多处于生命周期的最高点，精力比较充沛，健康水平也较高，从而主观幸福感的整体水平也较高。而且，人们呢经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仅能为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提供充裕的物质支持，而且也能在精神上为青少年提供支持，如我国不断建立的各种保护青少年的法律法规，充分保证青少年的各种权益；如由于家长对教育有了更多的认知，能为孩子创造一个相对自由和宽松的空间，子女也能较为充分的享受到父母的关爱和支持，从大的社会环境或小的家庭环境方面，都能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和心理支持。

其次，年级间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其中初中年级的主观幸福感总分较高，初二年级为最高。对于不同年级所处的处境和特点不同，生活环境的变化对于青少年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生活事件，对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初中学业压力相比较高中年级比较轻，而初一学生由于新进入一所中学，还不能很好的适应初中的环境和生活，因此比初二学生体验到更少的主观幸福感和正性情感及更多的负性情感；1+3年级作为我校初、高中衔接的特殊年级，比高中年级体验到了较高的主观幸福感，这可能与我校在本年级无论从课程还是德育方面都给予了丰富的资源有关，学生在这个年级可以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初二学生经过初一一年的学习和沉淀后，逐步掌握了初中学习的方法，交往到更多的同伴，升学压力也相对较小，所以有更大的主观幸福感，体验到更大的正性情感和更少的负性情感；高二学生即将面临高考，因此主观幸福感得分较低，而高二学生由于进入青年初期，个性渐趋封闭内隐，也更趋于理性和现实，因此体验到更少的正性情感和较多的负性情感，需要对高二年级进行相关的教育和指导。

家庭抚养因素在中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各维度上差异显著，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单独抚养的中学生显著低于父母共同抚养及母亲单独抚养的学生主观幸福感，说明父母对孩子的共同抚养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更大的主观幸福感，而母亲在孩子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上远远大于父亲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母亲作为孩子安全感的重要他人，从生活上能够给予孩子更大的幸福感受，让孩子从心底感受到满足。

曾经做过班干部的学生相比较未做过班干部的学生，能够体验到更大的主观幸福感和正性情感及更少的负性情感，这与预想也是一致的。做过班干部的学生一般具有较强的学习、组织能力，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和同伴的肯定，因此不难理解会有较大的主观幸福感和正性情感及更少的负性情感，而且现在学校一般会对班干部进行相关的培训，而且学生也有更多与老师沟通的机会和渠道，因此会比未做过班干部的孩子更感到幸福。

调查发现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与国内外一些研究结果一致。但总体来看，目前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的研究无论在任何年龄群体都没有得到很一致的结论。也许正如Fujita等所言，女性群体有着更多的极端情感体验，但是由于女性在体验到更多强烈的积极情感的同时也体验到了更多更强烈的消极情感，两者相互平衡，故从整体上来看，主观幸福感没有出现明显的性别差异。具体原因仍需进一步的验证。

（二）中学生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情况

研究显示，中学生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显著，外倾性、开放性、友善性、嚴谨性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各维度有较高的正相关，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及其各维度有较高的负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对于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Gray用气质的差异来解释，提出了情感易感性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差异主要是由两个基本的脑动力系统的差异造成的。Costa McCrae也用气质的差异得出结论，认为外倾性、开放性、友善性、严谨性与神经质分别对积极和校级情感的敏感性不同，可能是由神经生理结构的特点所决定的。

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中学生的人格特质通过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预测作用。不同人格特质的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不同，在社会中得到的支持也相对不同，对支持的利用度也不同，从而主观幸福感也不同。外倾性高、开放性大、友善性强、严谨性高、神经质低的个体倾向于感知到更多来自家庭、朋友等的社会支持，形成良好的人际互动，进而体验到比外倾性低、开放性小、友善性弱、严谨性低、神经质高的个体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的缓冲器模型认为：社会支持的缓冲作用经常通过人的内部认知系统起作用。因此，人格特质通过社会支持影响主观幸福感。

六、不足与分析

本研究由于样本的局限性，只从一所中学抽取学生，其推广性还有待商榷；1+3年级由于是北京市试验班级，因此人数较少；且本校初三学生由于备考压力，未能获得本年级的数据，如果能有对本校初三和1+3年级的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可能会有更多有益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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