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燕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一、研究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在严格的户籍政策限制下，人口流动主要以国家规划为主，如“三线建设”、“上山下乡”等，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后，随着政策限制放宽，以经济因素为主诱因的人口流动成为主流，流动模式基本表现为三种，一是由农村流向城镇，二是由小城镇流向大城镇，三是由农村流向农村。其中第一种模式所占比重最大，体现为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一过程。

人口迁移是否属于人口流动的一部分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对于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的异同，有的学者认为人口迁移不同于人口流动，认为人口迁移为户口迁移，是单程的移动过程，其终点是到达迁入地，即流而不动；而流动人口的过程带有双程往返的特征[1]；有的学者将人口迁移看作人口流动的一部分。现有研究往往根据研究需要进行选择，本文则将人口迁移归为人口流动。

在中国人口流动大潮中，民族地区人口流动也迅速发展。早期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进行研究的经典文献当属郑信哲和周竞红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研究》[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向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向少数民族地区各类城市的流动；第二类是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流动；第三类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跨境流动。这样分类的依据是地理范围，首先按照是否是民族地区内的人口流动；其次按照是否是中国国内的人口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