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农经》特约记者 邵光

中美贸易摩擦再次引发国人对国际贸易，特别是粮食贸易与国家粮食安全的思考。而我国大豆曾经遭遇的冲击和现状以及现今国际大豆贸易，是窥见国际粮食贸易的一个绝佳视角。

在此轮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大豆成为我国回击的王牌。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3月进口美国大豆310万吨，数量同比锐减27%，巴西大豆进口量则增加1/3，为233万吨，从俄罗斯进口大豆15万吨左右，同比增逾1倍。

据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18—2027)》预计，今年全国大豆种植面积将保持恢复性增长。报告称，受益于大豆发展政策，预计大豆种植面积将增长1.1%，产量超过1500万吨。在需求拉动下，大豆进口继续维持高位，但进口来源将得到优化。

大豆在此轮中美贸易摩擦中所引起的关注，除了其特殊的地位，也与国产大豆当年被进口大豆击溃而引发国人关于国际粮食贸易，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的思考有关。

从世界第一生产国到第一进口国

国产大豆的变迁

大豆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作物和多种日常食物（豆浆、豆腐、豆芽、豆奶、豆油等）的主要来源和主要原料。大豆也是人类拥有的一种含有高营养价值的原始作物，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蛋白质来源。大豆油是消费量最大的植物油，大约构成了世界食用油产量的一半；豆类食物不但占据着世界食物产量60%以上的份额，而且在蛋类、家禽、猪肉、羊羔肉、牛肉和鱼类生产的饲料方面均是首选。

大豆的生产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从那时起，中国就已经种植大豆了。直到二战时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大豆生产量最高的国家，约占据世界大豆产量的90%。在欧洲，大约是18世纪上半叶有了大豆的种植；在美国，1765年大豆首次被当作“中国的野豌豆”介绍到北美殖民地，直到20世纪40年代，大豆农业才在美国真正起飞，美国在接下来的五十年中主导了世界大豆生产。1961年时，美国生产的大豆已占世界总量的68.7%；而居第二位的中国，大豆产量份额跌至23.3%。不过，那时其他国家生产的大豆加在一起也才8%。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大豆农业在拉丁美洲飞速发展起来。到2011年，中国大豆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仅仅只有5.55%，而美国的份额是31.88%，巴西的份额是28.67%，阿根廷的份额是18.73%。

从1995年开始，我国从大豆净出口国变成大豆净进口国。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大豆进口关税降为3%，豆油关税降为9%，豆粕的进口关税保持在5%，且从2006年开始豆油的关税配额也被取消。这一时期，国内对大豆的需求量持续增长。2017年，中国进口大豆数量再创新高，达到9554万吨，同比增加13.9%，进口依赖度达85%以上。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主任倪洪兴曾分析指出，开放条件下国内农产品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口税后价格，只要国内价格高于进口税后价，进口就有动力。倪洪兴还提到，充分开放市场且国际市场有足够供给增长潜力下，国内农产品价格可以说是取决于国际市场价格。

倪洪兴并不支持过度进口大豆，他认为，“过度进口对国内生产造成了明显的挤压和抑制，使国内生产不但没有随需求增加而增长，反而大幅减少。国内大豆价格被压低，大豆生产效益受到严重影响，削弱了产业可持续发展基础。同时，国家粮食安全也面临潜在风险。”

两大冲击

大豆市场的对外开放带给国内大豆的首要冲击就是国内大豆产量的下降。

我国的大豆种植相比其他的主要出产国(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缺乏竞争力，因为我国耕地有限，产量相对较低；再加上生产机械化程度不高，小规模农场的竞争力低于南北美洲的大型农场。这导致国产大豆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国内大豆的价格明显高于美国或巴西。数据显示，从2004—2014年，国内大豆的生产成本增加了2倍。此外，中国大豆价格保持在较高水平是因为2008年国家启动了“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旨在帮助处于大豆开放市场中的农民。

图1 中国大豆历年进口量（万吨）

2008年，我国在东北地区开始对大豆实施“临时收储”，每年10月下旬或11月初发布最低保护价，从 2009/2010年度到2012/2013年度，大豆临时收储政策连续执行了四年，直到2013/2014年度，大豆价格稳定在4600元/吨。国内外大豆间的价格差价不断增大，压榨厂(油厂)更趋于采用进口大豆。

此外，中国种植的都是非转基因大豆，含油量比进口大豆低3%—5%，市场于是出现了分化：超过60%的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用作食品(豆腐、豆浆等)，而90%的进口转基因大豆用作压榨豆油和豆粕。而且中国大豆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北部，即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在1990年之前，中国的大豆压榨工厂(油厂)主要位于大豆生产地区，销售区位于南部及东南部地区。在这种模式下，大豆的价格呈北低南高的状态。

大豆开始进口后，沿海地区建设了许多新的大豆压榨厂，产生了“北粮南运”的流通模式。位于港口附近的大豆压榨商购买国产大豆，成本更高，部分原因是中国交通运输的瓶颈。不断增加的大豆进口量随后改变了大豆贸易模式，国内大豆失去了资源优势。

外资进入中国压榨业是我大豆市场对外开放带给国内大豆业第二大冲击。

进入本世纪以来，伴随大豆进口量增长和大豆压榨产能不断增长的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大豆压榨产业越来越多的份额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

2004年4月，在大豆价格达到360美元/吨的高位时，中国的大豆压榨厂购买了美国大豆。6个月后，价格大幅下降到190美元/吨，许多买家试图违约，但最终不得不履行合同。高价买豆最终导致许多中国压榨企业巨额亏损和破产，国际大豆贸易商借机得以进入中国油脂压榨业。这次“大豆危机”导致了行业格局的巨变。

目前，虽然国内企业拥有2/3的大豆压榨产能，但外资公司掌控了中国70%的进口大豆贸易量。

美国ADM和新加坡丰益国际联合投资的企业目前是行业内最大的外资企业。丰益国际在中国拥有56个分支机构，年压榨量2000万吨。美国邦吉公司于2005年进入压榨业，在南京、天津和上海设有机构，与三维集团在日照建有合资压榨精炼厂。美国嘉吉公司在中国运作34家独资或合资企业，并在广东、江苏建有四家压榨厂。

图2 大豆供应链

图3 大豆产供销链条中资本的角色和位置

大豆贸易中的资本之手

直到20世纪，中国一直是大豆生产的第一大基地，而当时国家之间很少有大豆贸易。引起之后大豆生产区域和大豆贸易巨大变化的，正是跨国资本的介入。以日本的三井物产、丹麦的宝隆洋行、俄国犹太裔商人创办的罗曼•卡巴尔金父子公司等为代表，这些公司于1908年开启了向欧洲出口大豆的贸易，大豆因此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资本从来不会以物品本身的性质来为其定性，而是把它们视作贸易的标的。在资本的逻辑里，大豆不再是一种富含蛋白质、能够提供食用油的人类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能够为资本家谋取利益的商品。而大豆对资本的最大诱惑在于它适合于资本密集的大规模栽培。不管是在中国东北，还是在其他地方，到大豆产地看到的往往是一望无际的大田作业。目前世界上的大豆生产集中在四个国家，即美国（40%以上）、巴西（25%左右）、阿根廷（15%左右）与中国（6%左右），四国的产量达到全球产量的近九成。而大豆及其产品（主要为豆油与作为饲料的豆粕）的消费遍布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摆脱对它的消费。由于大豆只在有限几个国家生产，只有经过大规模的跨国贸易，亿万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人们才能消费大豆与大豆制品。

这样一来，大豆的产供销链条变得很长，从资本投入到种植、贸易、加工，再到消费，产供销链变得层次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最终，跨国公司成为大豆供应链的实际控制者。

跨国公司和资本

如图3所示，在数以百万计的豆农与数十亿计的消费者之间存在着长长的大豆产供销链条，而在这个链条里的每个环节上都有跨国公司的渗透，包括对农业投入（如种子、农药、化肥、农机）、贸易、加工、零售等环节的投资。而且跨国公司谋求的往往不仅仅是掌控某个环节，而是整条产供销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以谋取利润最大化。

由于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资本，并且能够轻易地从各国银行获得进一步融资，这样的能力是个人经济体、普通公司甚至是一些小的国家都不可比拟的，因此资本成为助推世界大豆产供销一体化的关键因素。由于具备这些优势，在大豆产供销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基因、种子、农药、化肥、贸易、加工、分销以及零售）上，少数几个跨国公司就足以形成对全球市场的垄断控制。

这些跨国公司与全球金融体系密不可分。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拥有雄厚资金的投资者（包括大公司、机构投资者、退休基金、信托、银行）可以于数秒内在世界范围内动用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资金，寻求最快和最高的回报。近年来，国际流动性十分充裕，但金融市场相当滞怠。为了追求稳固的长期投资收益，金融投资者将大量资本投入全球食物生产和农产品贸易，这使得一些经营农产品的跨国公司很容易筹得海量资金。利用这些资金，这些跨国公司可以开启新业务，可以收购国内较小规模的公司，可以到世界各国收购大量公司，也可以并购大型竞争者。这一切都有助于这些跨国公司扩大自己的实力，从而强化它们对大豆产供销链条各个环节的控制。

图4 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大豆产供销链条

大豆产供销领域的五大跨国公司

目前，主要有五家大型公司控制了全球的大豆产供销链条，分别是美国孟山都、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

在种子和生产所需的其他原材料投入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孟山都公司；而在种植、贸易和加工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这四家公司，简称ABCD四大粮商。也就是说，这五家跨国公司几乎控制了大豆供应链的所有环节（图4）。

而为这五大跨国集团提供资金支持的国际债权人有很多，包括荷兰的荷兰银行、荷兰商业银行、拉博银行；法国的巴黎银行、里昂银行、法兴银行、法国农业银行；美国的美洲银行、花旗集团、摩根大通集团；德国的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以及瑞士信贷集团、英国汇丰银行、意大利联合银行等很多世界著名投资银行。有了这些投资机构的资金支持，这五大跨国集团才能更有力地渗入大豆链条中所有环节的业务，并不断快速扩张。

10多年前，美国大豆占中国进口大豆总量的38%，巴西为34%；而现在中国大豆57%进口量来自巴西，只有31%来自美国。

跨国公司全面控制大豆产业

种子控制

直到1990年以前，没有人能控制大豆种子。那时，种子几乎完全掌握在豆农与国营育种公司手中。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家跨国公司，如孟山都、先正达、拜耳、陶氏化学、杜邦先后开始介入种子行业，大力推动种子供应的商品化，也就是以剥夺农民种子控制权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1996年，孟山都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的转基因大豆品种——抗农达转基因大豆。其特点是不怕孟山都自己生产的“农达”型除草剂，农民什么时候对作物喷射除草剂都可以，不必等大豆生长到足以承受化学物质的时候才喷射。

从1996年开始，在跨国种子公司的推动下，各种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都在快速扩大，包括玉米、棉花、油菜籽，但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扩大的速度最快，尤其是在阿根廷、美国和巴西。在阿根廷，转基因大豆占大豆种植总面积的比重于2000年便超过90%；几年后，这个比重在美国也跨过了90%大关。与阿根廷毗邻的巴西曾一度花大气力抵御转基因大豆的入侵，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到2010年，转基因大豆已占美国大豆种植总面积的93%，占阿根廷大豆种植总面积的99%，占巴西大豆种植总面积的76%，世界平均水平也已经接近80%。而转基因大豆的种子主要来自孟山都，从2004年算起，世界上超过90%的转基因大豆种子都来自孟山都一家公司，这使得作为种子和农用化学品供应商的孟山都在与豆农打交道时完全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种植控制

大豆的种植模式有两种，一是少数大型种植园，二是大量个体豆农。

在阿根廷和巴西，第一种模式占主导。比如马托格罗索州长、巴西国家参议员玛奇拥有的玛奇集团在巴西拥有20万公顷的土地，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大豆种植户。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种植园平均拥有约一千公顷土地，而新出现的种植园规模往往更大，可以达到10000—15000公顷。这些大型种植园一般集中在大地主与跨国投资商手中。

即使在阿根廷与巴西也存在第二种模式，即千千万万个规模不大的大豆种植农场。就农场数目而言，它们占绝大多数。然而，就土地拥有量而言，它们却只占很小一部分。换句话说，大豆种植是以极少数所有者控制极大量土地的方式进行种植的，单兵作战的小农户实在是微不足道，只能受人宰割。

跨国公司控制小型大豆种植户的一个手法是合约式种植。在巴西，35%的大豆生产采取合约式种植的形式，缔约的一方往往是跨国粮商。利用欧美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ABCD四大粮商不时扮演银行的角色，向豆农提供贷款，豆农拿到的贷款通常直接来自于这些跨国公司。除了贷款，这些跨国公司还为农民提供种子、肥料和其他农用化学品，其回报是收获季节的大豆。例如在2004年，邦吉一家公司便独自为巴西农民提供了价值约十亿美元的各类农业投入。其他跨国粮商也是各类农业投入的提供者。虽然这些跨国粮商通常不直接在大豆种植方面进行投资，但合约式种植实际上使他们得以间接控制大豆供应链上的种植环节。

贸易控制

表面看来是巴西、美国和阿根廷三个国家掌控了大豆的出口端，中国和欧洲两大经济体占据了大豆进口端，但事实上，大豆从出口端到进口端的贸易活动并不是由这些国家掌控的，而是由跨国粮商掌控的。跨国粮商往往在出口国掌控了出口，在进口国掌控了进口，大量的交易只是发生在跨国粮食企业内部，即各分公司之间。大豆供应链贸易的这一环节牢牢掌握在ABCD四大粮商手中（其他大宗农产品也大同小异）。衡量大公司霸主地位的一个指标是最大三家公司占据某类市场的份额（即CR3）。早在2001年，美国大豆出口的CR3已达到65%。也就是说，三家公司大约控制了当年美国大豆出口的2/3。1990年，巴西大豆出口的CR3只有34%，1998年升至43%，而到2001年，已超过60%。巴西有二十万大豆种植户，但他们的产品只能出售给五家大宗产品贸易公司。与对豆种的控制不同，全球粮食贸易由几大粮商控制的局面由来已久。在ABCD四大公司中，至少有三家，即邦吉、嘉吉、路易达孚从19世纪中后期便开始这类贸易活动了。

跨国公司在大豆贸易中占据霸主地位，这使得世界市场上的大豆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公司内部就可以决定的事情，因为这些公司既可以影响大豆产地卖出多少大豆，也可以影响大豆销地收购多少大豆，市场两端的出与进全部由它们运作。

同样，跨国公司建有遍布全球的分公司、子公司和关联公司，拥有海量有关各地市场供给、需求趋势的即时信息，而且它们的内部交易市场不对外开放。这些对独立贸易商来说是不可企及的，尤其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商，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加工控制

ABCD四大粮商在全球范围内对大豆加工市场也紧抓不放。据统计，大豆压榨业的CR4（行业前四名份额集中度指标）在美国达到80%（2002年、2007年数字），在巴西达到43%（2004年数字），在欧盟也达到80%（2004年数字）。阿根廷的情况更极端，CR3就高达85%（2010年数字）。

这些大型跨国公司渗入新市场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挤占当地的大豆加工市场：一方面这些公司通过大量购买当地加工厂的股份，一步步蚕食，最终夺取其控制权；另一方面，这些公司在当地建设新的加工厂，并迅速增加其产能。掌握了加工环节，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锁定进货来自这些大公司自身。

近些年，ABCD四大粮商已经开始减少其在北美的大豆压榨产能，而增加在新兴市场的产能，尤其是在中国的产能。20年前，全球大豆压榨业中是美国一枝独秀。1992—1993年间，在世界大豆压榨产量中，美国是3481万公吨，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达39%；巴西占17%；阿根廷占9%。三国加在一起占全球产能的2/3左右，再加上欧盟国家的16%，已达全球的80%以上。而中国那时的产量只有449万公吨，占全球的5%，略高于日本的4%。

短短20年以后，全球大豆压榨业的布局已截然不同。美国的产量已从2006—2007年的峰值4919.8万公吨下降到2012—2013年2月底的4395.3万公吨，六年间跌幅达1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产量从3597万公吨猛升至6565万公吨，六年间升幅达82.5%。如果从占全球大豆压榨产量的份额看，现在中国已以28.3%稳居第一；美国以18.9%退居第二；阿根廷以16.1%超过巴西的15.9%，分别排第三、第四；欧盟27国的加总份额是5.1%，排第五。

1999年，外资开始大举进入国内大豆压榨行业以前，中国土地上的大豆加工企业基本上都是内资企业。直到2000年，内资大豆油脂加工企业仍占全国产能的90.3%，占全国实际大豆压榨量的91%。而在2004年前后，作为国际大豆贸易定价基准的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期货价格剧烈波动，众多中国大豆加工企业高位采购后，大豆价格却骤降导致中国大豆压榨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国内油脂企业因此普遍遭遇严重困境：生产会亏损，不生产也会亏损。不仅小企业如此，一些大、中型企业也未能幸免。数据显示，那段期间，70%的国内压榨企业停产，大量企业倒闭。此时，ABCD四大粮商控制着全球73%的粮食交易，中国的“大豆危机”正好为资金雄厚的外资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ADM、嘉吉、邦基、路易达孚、丰益国际、托福、来宝等国际大豆主要供给商通过参股、控股、收购等低成本扩张方式攻城略地，大举进入中国大豆压榨行业，由此加快了中国大豆压榨行业的整合步伐，外资企业大豆压榨产能与实际压榨量的比重迅速攀升，内资企业压榨能力和实际压榨量不断萎缩。到2007年，内资大豆油脂加工企业产能为4920万吨，占全国的63.9%，比2000年下降了26.4个百分点；实际大豆压榨量1768万吨，占全国的52%，比2000年下降39.0个百分点。同期，外资企业压榨量从9%快速提高到48%。

2008年，国家实施扶持国产大豆政策之后，大豆压榨业的局面才没有进一步恶化。2010年，国企压榨量占整个行业的30.34%，外资约占37.24%，民营企业占32.42%，形成“外资主导、大型国企次之、民营企业补充”三足鼎立的市场格局。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国企与民营企业也往往有外资的参股，外资控制的压榨量比重实际上更高一些。

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统计，2005—2006年，国产大豆压榨数量为740万吨，占国内榨油消费总量的20.85%。此后一路下滑，2008—2009年，国产大豆压榨数量跌至220万吨，只占国内榨油消费量的5.23%。国家实施扶持国产大豆政策之后，2009—2010年，国产大豆压榨加工数量回升至600万吨，仍低于五年前的水平，占榨油消费市场份额为13.64%。

目前，控制全球90%大豆贸易的四大粮商控制了中国60%以上的实际压榨能力后，也垄断了中国80%的进口大豆货源。它们从南美购入廉价大豆，从美国购入享受巨额农业补贴的大豆，再转卖给在中国的压榨企业，赚取垄断的贸易利润。同时，四大粮商全资拥有与控股的加工企业，还可以赚取加工利润。

跨国公司的联盟

由于每个公司控制的环节存在差异，为了利益最大化，跨国公司还通常会组成各种联盟，从合资、合伙、长期合同协议到其他形式的战略联合。换而言之，这些联盟体现的是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这些战略联盟并非由某家企业拥有完全的所有权或控制权，而是由多家企业形成非常紧密的合同关系网络，以便增加它们对大豆产供销链条各个环节的控制。

孟山都与嘉吉于1998年各出资50%组建的合资企业——瑞耐森有限责任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孟山都与嘉吉这两家公司的企业文化与经营策略非常不同，却走到了一起，目的是将孟山都在种子和生物科技方面的优势与嘉吉在粮食加工、销售、风险控制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瑞耐森的任务是为粮食加工与饲料市场开发与销售转基因产品，包括转基因大豆（还包括转基因玉米、小麦及其他油料作物）。相似的例子还有ADM与制药及生物技术跨国公司诺华的合作。2000年，诺华将其旗下的涉农部门与另一家公司合并，组建了先正达公司，先正达生产八大类农业产品，现已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种子（杂交种子与转基因种子）公司。通过这项联盟，拥有庞大加工网络的ADM可以与更多的农户直接打交道，在种子、农用化工产品方面占有优势的诺华则可以为使用其产品的用户确保下游市场。

这些合作都显示了沿产供销链条纵向联手的趋势，由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投入企业（农药、化肥、种子、生物技术巨头）与世界上最大的粮商（从事贸易、加工以及市场营销）联姻。前者需要后者遍布全球的处理与加工设施，以保证使用它们产品的生产者拥有下游市场；反过来，通过加强与上游合作伙伴的合作，跨国粮商也可以强化它们对豆农与原材料的控制。在这些联盟内部，不存在开放市场的问题。

跨国粮商之间的横向联盟也十分常见，如路易达孚与ADM在1993年的合资项目，邦吉与嘉吉在1995年的交换合作，路易达孚与嘉吉在2001年的合资项目等。

这些纵向与横向联盟的强大力量使得市场的竞争空间紧缩。研究者一般都接受这样的看法，当四个最大公司的市场份额总和超过行业的40%时，市场的竞争性就开始递减，导致顾客支付的更多，厂家的利润更高。而现实情况是，这几大跨国公司与它们战略同盟的市场总份额已经远远超过40%。

根据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18-2027）》预计，今年全国大豆种植面积将保持恢复性增长，增幅约为1.1%，产量将超过1500万吨。

资本介入后的影响

在几大跨国资本几乎垄断了大豆产供销链条所有环节的情况下，受益方毫无疑问是像孟山都和ABCD这样的大公司。

在农业的种植传统中，农民都是在收获后储存一部分作为来年使用的种子，豆种的价格往往高于一般大豆的价格。在1980年的美国市场，前者是后者的一倍左右，约为12美元一蒲式耳。到1995年，即大规模推广转基因大豆的前夜，两者的价格稍微有点变化，豆种13.6美元一蒲式耳，不过两者的差距基本上维持不变。

但1996年，当豆农使用上孟山都的种子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农民第一次从孟山都购买转基因大豆种子时，需要签订一个“技术使用协议”，这份协议充斥着让人头痛的法律与技术名词，很多农民看不懂或没有看这份协议就签了字。而协议的要害在于农民购买的种子只能使用一次，禁止农民在收获时留下转基因种子进行再播种，除非他们向孟山都缴纳不同名目的专利费。至此，传统的种植模式被打破了。为了“新模式”的形成和无阻碍的推行，孟山都不止一次将“违反专利”的农民告上法庭。

巴西一开始禁止使用孟山都的转基因豆种，孟山都一边游说巴西政府放弃对转基因豆种的限制，另一方面对巴西豆农种植从阿根廷走私进来的转基因豆种采取放宽策略。转基因豆种的走私导致种植走私转基因大豆的巴西豆农越来越多。到2000年，巴西南部已有20%—40%的大豆是转基因大豆。与此同时，日益扩大的中国市场对巴西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最终，巴西政府放弃了对转基因大豆的禁令，于2002年批准让豆农有条件地种植转基因大豆：不能买卖转基因豆种，但可以使用自己上一季的收获作为种子。目前，巴西生产的大豆85%都是转基因大豆。在巴西转基因豆种合法化后，孟山都与两大跨国粮商嘉吉、ADM达成协议：在收购大豆时，粮商会检验它们是否属于“抗农达”品种。如果是，它们将向豆农收取每吨7美元的专利费，收入与孟山都五五分成。

与此同时，孟山都与其他大型跨国种子公司大举收购、并购其他种子公司，或与其他种子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到2008年，全球主要农作物（包括大豆）种子市场的2/3被十家公司控制，其中孟山都居于翘首地位，独占22.4%。在大豆种子领域，孟山都及约两百家关联公司现已控制了高达93%的美国市场份额，美国豆农们几乎全都使用着孟山都的“抗农达”型豆种。

通过其垄断地位，孟山都可以随时提高豆种价格。从1975—2000年的25年间，豆种价格增加了63%；而在接下来的12年间，豆种价格飙升了211%，几倍于同期消费物价指数的增长率，涨至53.2美元一蒲式耳，比1995年贵了四倍。与此同时，豆农在豆种上的花费在增加。1997年，豆农在种子上只需花费其收入的4%—8%，到2009年，种植转基因大豆的豆农需要花费其收入的16.4%来购买种子。

豆种只是孟山都的收入来源之一，“抗农达”豆种的特点是有利于放心地使用孟山都的“农达”型除草剂，而不伤害豆苗。而孟山都之所以研发“抗农达”豆种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或扩大其“农达”型除草剂的销售。简而言之，在赚取“抗农达”种子利润的同时，还能赚取除草剂利润。自1996年推出转基因豆种以来，孟山都的净销售额几乎呈直线上升态势。1996年，孟山都的净销售额不到30亿美元，此后快速上升，到2012年已达135亿美元，是1996年的4.5倍。

相对于生产国的豆农，跨国粮商具有绝对优势。同时，由于大豆收购权也集中在越来越少的几家粮商手中，这使豆农失去了议价能力。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进口国的消费者也能搭车成为赢家呢？不少研究表明，就总体而言，农产品出场价格与最终销售价格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如1997年，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估计，在全球范围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农产品），两者的差额越来越大，而跨国贸易公司的垄断行为是根本原因，因为哪里跨国公司的市场影响越大，哪里两者的差额就越高。2002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一份研究也注意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者价格与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扩大速度很快，尤其是在那些市场集中程度很高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