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

前段时间，英国《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称，“美国一些初创企业正在模仿中国模式，但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文章称，旧金山的年轻创业者推出了一款类似中国共享单车的无桩式电动平板车服务，结果被当地政府给罚了。旧金山监事会的一名成员表示：“如果你以这种不打招呼的方式进入市场，那你就得不到信任。”在他看来，街头突然出现众多的无桩电动平板车，人们乱骑乱放，对此应该颁布禁令。反观中国，当ofo、摩拜和小蓝等租用平台的自行车在大街小巷穿行时，中国几乎所有地方政府并没有即刻颁布禁令。只是到了车辆停放无序、严重扰乱城市出行环境时，才仓促推出了对应的整治管理。

这就提出了一个发展和治理何者为先的问题。先发展后治理，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不乏成功案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向世界各国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技术和对应管理经验。十多年前，我国在一些试验区推行企业进入市场管理由审核制向备案制改进的试点；最近五六年，一些先行一步的地区还推行了由备案制向更为宽松、普惠的商事制度的试验：在一个市场制度管理相对完善、信息相对透明的厂商集聚区，一家企业规模可以达不到一定的门槛线，而且年检和税收还能商量，但要自行报备并接受抽查。抽查合格的能继续享受优惠，而不合格企业的好处将被取消，这大大促进了创新企业的生成速度和成活率。尝到甜头的部分试验点，甚至出现了法无禁止即可先试的行商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