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凤霞口述 吴霜整理

20世纪50年代，吴祖光、新凤霞与夏洐合影

我从小过流浪卖艺的生活，对于家观念很淡。解放前一直没有个安定的家，解放后虽然有了美满幸福的家庭，但因丈夫工作忙，我的演出也紧张，对家也不很留恋。吴祖光那时是电影局的编导，他经常体验生活，外出拍戏，下厂，下矿，去部队，去农村，在外多在家少，我们已经很习惯经常分开工作，很少一起在北京过家庭生活。1957年后，我和祖光分开了三年，但觉得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每天都忙着演戏。“大跃进”年月，每天都紧张地一头钻进火热的氛围里，哪有工夫思念丈夫哇，写信都是只当学文化了。

元气还没有养足，又来了“文化大革命”。祖光被隔离审查多年，从1966年到1975年不知转了多少地方，经历了多少痛苦的日夜。从不许通信，到可以通信；从不许见面，到可以让孩子看看爸爸。而我也一直过着劳改隔离、审查生活的日子。1968年，我被编入“深挖洞”的劳动中，这期间我干得很努力，也时刻惦念着祖光的处境。直到几年后忽然有一天，我被叫到专案组，通知我可以去河北团泊洼农场探亲。啊!探亲，我不敢想象，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去团泊洼要从北京坐火车去天津，还要倒几次车，虽然我从小闯荡江湖，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坐过火车，小时候总是由母亲带着我，解放后就没有离开过集体，也从没一个人坐火车上过路。

准 备

我和张伟被隔离关在一起，她爱人张庚和祖光关在一起，现在他们两个同在团泊洼农场干校。叫我之后也把张伟叫去，也是通知她去探亲。有了同伴，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们两个同时向战备组组长请假，组长给了一个星期假，因为我是病号而且从来没有休息过，这次可多住些日子，不用忙着回来，况且春节深挖洞劳动也该休息了。

去天津火车票很好买，可是要给亲人带东西，就要费点脑子了。我和张伟商量着买东西，因为这正是春节呀。祖光喜欢吃的东西我都想方设法买上了。他喜欢吃中国式的苏糖和南方的糟肉。我到稻香村买了原料，自己为他扣了糟肉带去。桂圆我都把皮剥下来省得占地方，干大虾、干贝、海参和做好的鸡鸭都带着，做好了的桂花红豆沙装了一大盒子。蜜供他爱吃，也买了两斤，还买了玫瑰糖。虽然祖光让我来时少带东西，说他们干校什么都有，但我想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家过年必备的，也是祖光喜欢的，所以我每样都准备了很多，家里多留下些给孩子老人吃，带一份给祖光。

我给祖光做了两条衬裤，以前我给祖光做过两条羊毛混纺针织内裤，这种料子是混织的，穿起来又薄又舒服，比毛裤轻得多，暖和又结实。我给祖光用尼龙针织料子做的裤子，穿着很合适，又能带去妻子的心。张庚很喜欢也很羡慕这种自制针织裤子，给张伟写信也想要一条，张伟的针线活不如我，她把张庚的信拿给我看，我说：“我也给他做一条。”张伟买来料子，我给他做。因为这种料子必须用手缝，有松紧，要对针缝起来，不能用机器，为了赶做我花了两个晚上做到深夜，因为上下午都要劳动。做好了拿给张伟，她非常高兴，准备带给张庚。

祖光穿衣服不讲究颜色，但料子必须舒服，哪怕一条短裤。我买来一种混纺的棉布，给祖光用机器做了两条短裤，是原裆新式剪裁的，穿着挺舒服。张伟说：“我也买这种布，你给老张也做两条吧。”我当然满口答应了，我这人是个急性子，早上买来料子，一个晚上做两条短裤，第二天上班交给张伟。她高兴地说：“新凤霞给我做过裤子……”

我给祖光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张伟也一样。我们两个背着大包小包上路，那时候也不觉得像个逃难的样子。我对张伟说：“咱们这患难姐妹，去探望他们难兄难弟，多么有意思啊!”张伟平时最爱哭，她看看我再看看自己，眼圈红了。

等 车

张伟有力气，也比我能干，为人热情，买票上路都是她照顾帮助我。到了天津，一刻都没休息就赶去团泊洼的汽车站。那时候正是“文革”末期，汽车没有准时间，问谁都说不能保证是有是无，更说不准什么时间开车了……我们等啊，等啊，排成了队。过了两个多小时，来了一个人说：“对不起，今天不开车。”人们一个个的都唉声叹气，甩着手没办法呀!大家都散了，我们不能走啊，我们两个还没吃东西，于是找了一个小饭铺先吃点东西。多年不去天津了，听见满街的天津话感到很亲切，但我是从小就不会说天津话，天津劝业场是我从小唱戏的地方，很亲切，但现在的环境乱了。我和张伟吃了饭，在劝业场附近一家书店买了两本书。我们又回到汽车站，看看没有人，我们两个坐在一块木棍子上，真累呀，翻看着小书，都是“四人帮”的宣传品，看起来也没意思。等啊等啊，我看着我的大帆布背包，想想祖光把这些他喜欢的东西拿出来的情景，心里也就不烦了。这里边有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的是我亲手剪的窗花。剪纸是我从小学会的，我用红色电光纸剪了一些窗花，准备带到团泊洼干校农场，贴在祖光住的屋里，一定会给这次春节增添色彩的。过了好一阵子，三三两两的赶车人都向车站走来了，我跟张伟把自己的东西都拿好准备排第一个，谁想我们两个刚刚站好，车站里面就出来一个人大声说：“往后，往后!”人群一下子乱了，过了会儿才重新站好。我和张伟一下子被赶到后排去了，我们也不抢，后就后吧，反正能上车就是万幸了。我向后头一看，队伍都拐了弯了，一会儿就这么多人了。我心里正纳闷，一个青年带着两个妇女过来了，这青年身后跟着一条狗，他对我们说：“出来，出来!”我们感到莫名其妙，“出来!快，快!”我们还没明白过来，那条狗就冲着我们吐着大舌头，看样子想对我们发狠、咬人了。我知道“狗仗人势”这句话，赶快出来了。青年赶快把这两个妇女塞进了队伍中。大伙看看我们也都不敢说什么，我们更是敢怒不敢言，只好背着东西向队伍最后站着去。车子开出来了，前边的人拥挤着上车，等轮到我们最后几个人时车子已经满了。眼看着车开走了，张伟对我说：“要不是被挤出来咱也上车了。”我点点头对她说：“我当时也想过咱们不让他。可是那条狗我有点怕，人我倒不怕，怎么着同着这么多人，他也不能把咱怎样。可是那条狗是专门仗势撒野咬人的。”因为我在旧社会被狗咬过，现在还是怕狗，躲着为好。

新凤霞1955年摄于北京

又等了一两个小时，车又来了，我和队伍的人全都上了车。坐在车上心想，那个操北京口音的青年怎么就专门把我们两人拉下来，挤上他带来的两个妇女呢?准是他认出我来，知道我们好欺负。

团 聚

车开得很慢，也许与我的心情有关，盼着快。之前写信叫祖光在他们干校汽车站等着我们，头趟车没赶上，他一定还在等第二趟车。从郊区开进一片荒凉的农村，冬天的农村一根绿草都没有，只有秃枯的树干，一望无边的雪地。心想祖光一定在车站等我，真够冷的，十冬腊月天哪!车子终于靠道边停了，前边一个大牌楼写着“中央文化部五七干校”。我看到祖光和张庚同志正在道边等我们，这是1974年冬天，我和祖光从1967年分手后头一次见面。祖光还是那样冷静地站在道边，身上穿着我为他拆洗好，今年寄来的丝棉裤和袄，脖子上围的是我给他织的深蓝色毛围巾，两手插在裤兜里，五眼底棉鞋是我在百货大楼给他买的，脚上准是穿着我给他织的长筒毛袜子。给他寄这套棉衣时，在袖口袋里我还有意写了一个小纸条：“你穿上这些衣服吧，走在哪儿也跟着我的双手，带着我的心!”

我站在大道边上，对面是祖光，可是道边隔着一条沟，我们的东西都在地上，我一样一样地递给他，最后迈大步过这条沟时，我双手扑向祖光，他接着我，我的双手扶住他的肩，他一抽我的腰，我借力纵身跳过了沟，终于跟祖光在一起了。我好好看看祖光，他样子没有变，只是脸晒得红里透着点黑，显得更精干更结实了。祖光肩背手提大小行李，一样也不叫我拿，他说：“地上滑，你路不熟，当心慢着走。”张伟跟着张庚也是边说边笑地走着，我们这两对就先各自回了住处，说好先放下行李再见面安排怎样生活。

干校的房子都是一排排新盖起来的，祖光这间房不小，原来住四个人，因为别人都回家过春节了，这房子就只有祖光一人了。房子大，透风不暖和，生一个自己搭的土灶，白天烧水闷着小火儿，四面都是空床，上面有行李卷儿，只有祖光的床铺整整齐齐。没有椅子，有木凳、木箱子各一个，收拾好了我带来的东西，祖光让我看他为过春节给我准备的东西。呵!罐头、鸡、鸭、鱼、肉、烟、酒、核桃仁、花生仁用麻袋盛着，米、面就更多了，祖光说：“我们这里每天有去天津的汽车，托他们给带来的。我和张庚还特地去了一趟天津买年货。”我说“接妻子过年啊!”

我把东西收拾完，看看屋里很干净，一点都不觉得环境生疏。也怪了，男人住的集体房间里一般有一种光棍堂味儿，可是这间房子里却没有。祖光会烧土灶，又省煤又暖和。我把我的洗漱用具拿出来后还有一点点粉香味儿哪。

屋当中一个大灯泡儿，我想起从家里带来的红纸和窗花了，便拿出来贴在各处。祖光桌上有一把张小泉的小剪刀，找出红纸，叠好很快剪了一个葫芦万代，连着一排，用糨糊围着灯罩贴了一圈儿，白灯罩周围一圈红葫芦，照得满屋子红，显得温暖热乎!特别是晚上站在外边，从远处透过窗户纸看满屋红色，真有点气氛哪!人们来看我们时都说：“嚯，简直像是新房!”

我把给祖光做的短裤拿出来，又把一件细线蓝色的对襟毛衣给祖光穿上，都是为了让他过春节穿的。我还告诉他，张庚同志喜欢你的尼龙混纺针织裤，张伟让我也给他做了一条，还做了两条短内裤。祖光听了满意地说：“你这点很好，喜欢为人服务，人家会高兴感激你的。”

果然张庚同志第二天见着我说：“感谢，感谢。”我说：“应该，应该。这是我的习惯，就愿意帮助人家做点事，给你做一点事，是我的光荣呀!是你对我的信任。”张庚同志忠厚谦虚，他双手抱拳：“不敢，不敢，太谢谢了。”

1958年在首钢工地劳动时留影

过 年

干校大部分人都回北京过年了，只留下很少的人。头一个来看我的是丁聪，跟着丁聪后边是钟灵、肖凡等人。干校这时人虽少，却有一个感觉，是过小日子，一家子一家子的，各自开火做饭，互相串门儿，晚上聊天儿，写字看书真清闲。干校的小卖部货很全，都是从天津办货，真是应有尽有。

祖光早晨喂猪，两大桶猪食，挑在肩上走在雪地里，就听见扁担咯吱略吱响，两只手前后扶着桶绳子，走得平稳。我跟在他后边看着他那轻松有力的后背，心想祖光真是练出来了。到了猪圈，他把帽子摘掉，满头冒热气，满脸汗水，这么一大趟路真是够累呀!

我们三家在一起吃饭，林汗标夫妇，张庚夫妇，我们两个。在讨论吃饭问题会上可热闹了，大伙提议用“拿出主义”过春节，讨论如何分工。我自告奋勇当第一厨师，老林第二厨师，祖光说：“我不会烧菜，打下手洗碗。”张庚说：“我当伙夫，管火。”张伟说：“我当三厨师，代管全部卫生，切菜擦地。”大家虽然这样通过了，但并没有真的实行，因为做饭是艺术，大家都感兴趣，都喜欢动动手。老林是广东人，他还真有几手，做菜烧肉还真有广东味道。拾掇鸭子还是我最利落干净，特别是鸭子屁股那两块不切出来，鸭子味道就不鲜，我从北京带来了烧菜的各种佐料，烧鸭子放进丁香、大料、黄酒、葱、姜等，肚子里装进栗子、江米、红枣、花生仁、火腿肉、桂圆肉，再用针线缝合，做一个八宝鸭子，和一只老母鸡一起煮，这叫八宝鸭子母鸡会合汤。最受欢迎的是我带去的香糟鸡、肉、鸭。春节这天大家团团围住一起吃，还喝了点酒，大碗、小碗、茶缸子什么都是现凑的。

1960年的全家福。前排左起：儿子吴欢、母亲、女儿吴霜、婆婆、儿子吴钢

我想他们在干校这么些年肯定不常吃得到鸭子。于是，我给他们做烤鸭，没有烤炉，就用铁锅，把鸭子切成大块，在锅底上烤，也很好，可是必须掌握住火候。张庚烧火，很听我的指挥，火大了，小点。火出了烟，我们大伙眼都被熏得流着泪用扇子扇风。张伟准备葱、蒜、酱，我做饼，和面时水里加些素油，做出饼来苏香，薄饼做了一大摞，鸭子虽然有点烤味儿，但加上大饼抹上酱、葱、蒜，大伙站着就把鸭子卷饼喜滋滋地吃了。祖光说：“这甜面酱是在天津买来的，这次可真用上了。”连坐都没有坐就把饭吃了，大家吃得开心地说：“比全聚德不差。”我说六个人吃了两只鸭子，大伙赶紧喝茶呀，真是叫渴，大葱大蒜要水钱，果然不假，夜里都渴得睡不着了。三十这天两顿饭都很完整，吃得饱，喝得足。都夜里十二点以后了，干校的几个孩子又跑来找祖光要鞭炮，原来祖光许诺去天津给他们买鞭炮。大家到外边放花、放炮，祖光表演放二踢脚。烟花在雪地里点着，放出闪闪的金光，真好看。

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盒子团圆饭。我是主厨师，和面，切菜，拌馅。包饺子大伙都行，张庚、祖光包得很快，老林两口子广东人包得不够快，我擀皮还算行，供得上他们，团圆饺子就表现在大伙一起干。可是初二吃抻面就得靠我自己了，和面、醒面、抻面，一把把地大家都上不去手。可是吃得真香啊!拌面的卤好，大虾、鸡肉、肉丁、香菇、冬笋，等等，样样都有，真高级好吃。

我每天早上扎上围裙就想着做饭的事，调着样的吃。祖光打下手也很用心，张庚烧火只是烧煳过一次锅以后也没再出毛病。张伟样样都帮我搞好，洗菜干净，也时常帮我切好；张庚还炒过一次菜，姜末炒松花，很好吃。张伟爱干净，桌子、地都擦洗得干干净净。

一个星期的假，眼看过去了，我本来可以再住一个星期，可是我胆小，没有单独坐过车，也不愿意张伟一个人走，所以决定和张伟一同回京。祖光和张庚两个人把工作安排好后，主要是养猪，田里没活了，决定送我们两个到天津。我们四个人一同离开干校，很多人送我们。在天津吃了顿饭，是张庚同志请我们在起士林吃的，说：“这是谢谢凤霞同志为我做裤子，也是欢送你们两个。”我们看看时间还早又坐车去了一趟劝业场，也确实没有什么好看的了。又要分开了，这些年分别多相聚少，我们心里总是有点难过。送我们上了火车，祖光和张庚站在站台上，我们互相挥手告别。

我跟张伟在火车上面对面笑了笑，我说：“真有意思，这次探亲机会是很难得呀，总比几年不让见面好，见见面看看他们在干校生活得很好，人也健康能干了，过几年希望会更好。”

果然，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1976年“四人帮”倒台，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但1974年春节探亲，至今在我的印象里还是最甜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