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峰, 王 琳

(1.大连海事大学 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6; 2.大连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22)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问题也在日益加重。为了应对环境污染问题,截至2015年7月,我国出台的各类环境规制标准累计已达1 890项,但是这些政策标准却没能从根本上扭转环境质量下降的局面。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环境污染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公众的生产生活、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规制政策效果为什么不明显、如何通过有效措施和制度设计改善环境质量,这些既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政府决策者和研究者面临的紧迫任务。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由地方规制部门负责贯彻和执行,环境执法过程中存在着地方规制部门与排污企业的直接互动关系,环境污染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博弈结果,即地方规制部门的执法状况和排污企业的治污状况。

为了提高环境治理效果,国内外众多学者就规制过程中相关主体的策略行为进行了研究。在规制主体与规制客体博弈方面,塞贝利斯(Tsebelis)[1]通过非合作博弈分析发现,增大处罚力度并不能降低企业环境违法的频率。莫利迪纳(Moledina)等[2]利用动态博弈分析发现,企业会变换不同的策略以应对政府采用的不同环境规制工具。蒙肖莲等[3]通过政企博弈分析发现,鼓励企业进行就地污染处理可以有效控制其排污行为。申亮[4]运用演化博弈揭示出,环保过程中政企之间存在着互相促进和制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