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莹玉

【摘 要】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不仅是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一个总部署，也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民利益的表达。然而，目前还存在许多阻碍农民利益表达的因素，农民的权益得不到有效地表达、维护和实现，这和乡村振兴目标相违背。本文在汲取国内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乡村振兴为背景，探讨农民利益表达的重要性、农民利益表达存在的问题，影响农民利益表达的原因，在乡村振兴视野下，提出完善我国农民利益表达的对策。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民；利益表达；对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有“七条”道路，分别是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绿色发展之路、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四个方面。不管是走哪一条路，都离不开农民利益表达。乡村振兴了才能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送绿色有机的农产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向城市输送大量人才，给城市人提供休闲度假好去处。农民利益表达和乡村振兴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相辅相成的共同体。然而，目前农民利益表达正面临许多问题。

一、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

（一）农民利益表达呈现结构性不平衡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变化，农民这个群体已经发生了高度分化。

由于社會身份、经济情况、受教育程度、个人能力、观念和参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各个阶层在利益表达的过程中会呈现不同的行为和态度。一部分农民有较强的利益表达意识，另外一部分利益表达能力较弱的农民与农村公共生活疏离，不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也不知道如何利用好这些权利。那些利益表达能力强的农民往往对现有政治状况比较满意，那些表达能力弱的一些农民在利益表达过程中就会形成挫败感，久而久之就会对制度、政权组织甚至政党一种不信任感。

（二）农民利益表达出现非制度性

由于宗族主义由来已久，在农民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想到的是求助于自己的大家族而不是现有政权组织。这对政权形成了挑战。而这种利益表达方式往往会发展成家族之间的斗争。一些农村地区还出现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和拉拢基层干部的情况。其次，体现在关系网络参与。在一些本可以走正规法律程序的事情上，农民也选择找关系试图突破程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三）农民利益表达呈现出非持续性

当前，绝大多数的利益表达都是以农民个人和小团体的形式自发进行的，其参与目标主要指向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有关的问题。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的个体利益往往与整体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土地流转、农产品价格、留守儿童等事关农民重大利益的主要问题，他们有着一致的利益诉求。但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农民组织为依托，单个的农民很难在利益表达的过程中做到持续。

（四）农民利益表达的深度和效度有限

当前实际经济利益的考量仍然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动机。如果事件与他本人或家庭的利益直接相关联，他就会积极参与。否则，他就会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或表现出那种“被动员起来的参与”。

广大农民总是希望自己的参与行为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使自己的利益要求得到实现，尽快满足自己的诉求。然而现实中农民参与的愿望同参与的结果之间存在差距，其政治效能感依然不高。

二、乡村振兴视野下影响农民利益表达的原因

（一）社会历史积弊深重

农民的利益表达水平在实践中受到诸如经济发展状况，传统习惯，宗族主义等因素的影响。而现在中国社会的现实是，农村相对于城市来说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一方，而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是齐头并进的，这导致农民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进行利益表达的水平相对较低。农村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使“臣民意识”在农民大行其道。这导致农民遇到事情一味忍让，不敢表达。建国以来的城乡分制是宗族主义盛行的温床，大家族凌驾与行政之上，普通农民不敢发声。

（二）利益表达主体水平较低

人人都有利益诉求，而知道如何有理、有据、有节的表达才是关键。大多数农民自身受教育程度低，没有接受太多先进的民主知识，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乡村振兴，包含了农民富裕、农民安居乐业等内涵，但农民利益表达水平低下，必然影响乡村振兴之路。

（三）农民利益表达制度化的不平衡性

首先，乡镇人大制度不完善。乡镇基层政府公务人员的升迁和派遣又上级部门决定，财务也有上级发放，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为人民服务”成为一句空话。其次，村委会选举制度化程度不高。一些乡镇党委、政府操纵村委会选举过程，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村民，使村民的选举权流于形式；最后，信访制度不完善。信访部门的工作很被动，只有在农民找到他们时，他们才有处理问题的一句。然而，农民的利益诉求是很难抵达信访部门的。在基层，侵害农民利益的多是基层玫府干部，某些基层政府官官相卫和层层转批使得农民诉求无法进入决策者的耳朵。

三、乡村振兴视野下完善我国农民利益表达的对策

要提高当前中国农民利益表达的水平，以促进乡村振兴。笔者认为最根本的是发展经济，最长久的考虑是发展文化教育，最紧迫的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一）发展农村经济，夯实农民利益表达的物质基础

首先，要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的收入，是乡村振兴之路中的一环，也是广大农民最根本的诉求。农村当前仍有大量闲置劳动力，这一点要加以利用。其次，要彻底改变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情况。让农民了解农产品和农资产品生产销售的整个闭环，让农民在利益表达中更加有理有据。第三，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现代农业是往科技驱动的方向发展的，如果不加大科技投入，农农业发展必将陷入困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依靠科技的投入，走出一条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之路，实现乡村振兴。

（二）发展农村文化教育，提高利益表达意识和能力

首先，要提高农民政治文化素质和利益表达能力。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说过：“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

第二，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从政府角度来看来看，有组织的农民更容易沟通和协商。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组织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集体力量，有利于对政府权力形成监督和制约。另外，农民的组织化还可以促进我国农业决策的科学化有利于农业政策的推行，有助于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有助于乡村振兴大计。

（三）改善与拓宽农民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

首先，要坚持和贯彻落实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的积极性。第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村民的事真正由村民自己决定。第三，改善现行信访制度。颁布全国统一的信访法，但在此过程中也应注意信访救济过度冲击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反而不利于农民利益表达的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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