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红

最近，网络上传播着一条消息：法律AI平台LawGeex与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法学院及南加州大学的法学教授等合作进行的一项研究中，由训练好的法律AI与20名经验丰富的顶尖律师进行比赛，其结果是人类律师完败。他们在比赛中所涉的内容或曰任务，与许多律师每天所做的工作很相似，而在完成的准确率和所花费的时间上，法律AI却要比人类律师的得分高出一大截。在报道中，虽然专家说这并不意味着律师这个职业的终结，相反，这项技术还可以帮助律师们节省出宝贵的时间，让他们专注于客户咨询和其他更有价值的工作，不过专家也提醒法律专业的学生“需要理解这些人工智能工具和技术”，因为这将有助于他们成为更好的律师，以便未来在法律方面有更好的建树。这就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当普通人可以通过法律AI解决简单的法律问题时，一般从事低层次法律服务的人将被淘汰，而法律人则必须依托于人工智能工具和技术提供的资料和数据，努力精进业务，提高自己的水平，才有可能在法律服务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换句话说，法律AI即人工智能工具和技术的运用，将使一部分法律从业者挣钱越来越难，甚至丢掉饭碗，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越来越逼近的现实。

其实，这只是人工智能或曰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危机”的冰山一角，在其他领域中的人们，或许早已体会到了“器物”对人的排挤。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它就客观地存在着，我们除了正视它、面对它外，别无他法。

事实上，在现实中，我们对科技创新和进步所带来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改变，似乎并不太过担心，相反，倒是經常为创新能力的不足而忧心忡忡。在当今世界，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省或整个国家，创新能力都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核心竞争力。在这方面，创新体系的衰退和停滞，就是我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之一。

尼娜·哈奇格恩与莫娜·萨特芬十多年前合著的《美国的下个世纪》一书，讨论的是“美国如何在其他大国崛起的时代里保持繁荣”的问题，她们认为要让繁荣的状态继续下去，就必须“修复创新引擎”，因为从二战以来，美国50%的GDP的增长和约65%的生产力的提高都源于科技的进步。在说明创新重要性的同时，她们还以中国的“历史教训”作为反面教材。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很自豪于曾经领先于世界的四大发明，尼娜和莫娜的书中也说，在欧洲人还在使用煤油灯的700多年前，中国的工程师、科学家和手工艺者就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成就。除了茶和火药以外，古代中国还有十进制、指南针、独轮推车、纸、纸币、活字印刷这些闻名遐迩的发明。9世纪时，炼铁技术就已在中国推广开来，这比欧洲掌握该项技术的时间早了近1000年。在10-11世纪时，中国就已经建造了精密的海轮，其中最大的“宝船”有9根桅杆，长400多英尺，可承载2500吨货物。相比之下，200多年后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航船却只有125英尺长，载重280吨。然而这种状况却在15世纪以后发生了逆转，原因是明朝统治者选择停止了中国大部分的海洋工业，在领先国外400年之时关闭了国门。

从天性来看，人类习惯于在已知的环境中生活，而对于未知的恐惧和创新可能带来的职业或其他风险，则有一种本能的拒斥。事实上，科技或其他方面的创新，可能会使一些职业消失，但却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譬如说，在当下的中国，随着人们网购的流行与普及，一方面是传统实体商店受到一定的冲击，另一方面却是快递这一新型行业的兴起，随之还有物流交通需求的增长，在此消彼长中，是给消费者带来的便利和实惠。人类的问题和欲望是无限的，创意也是无限的，当上帝在关闭一扇门的时候，一定会为人们在其他地方打开一扇甚至是好几扇窗。因此，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我们虽然甚少有机会直接参与科技的创新，却也不必惶恐于其带来的变化。我们能做的，就是热诚欢迎类如法律AI的到来，紧跟时代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