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

摘 要：社区支持农业（CSA）作为一种新兴的农业生产模式，被认为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重构城乡关系，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文章首先使用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SATI对收集到的147篇英文、248篇中文文献绘制了关键词共现图谱，在此基础上回顾了国内外CSA的发展历程、研究热点，并对未来研究趋势作了展望。通过分析本文发现国内外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CSA的发展机制、运作方式、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特征与关系、食品信任、社区构建、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等方面，研究内容呈现出宏观层面的“外扩”与微观层面的“内敛”趋势。研究方法上，基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经济学及生态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基础，采用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多种方法论范式是目前CSA研究的一大特点，随着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定性研究与综合性多元分析方法将被更广泛地运用到CSA的研究中。

关键词：社区支持农业；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共现图谱；食品信任；社区构建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近年来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故，人们逐渐对工业化食品体系和全球化食品供应系统失去信任，加之国家对“农业现代化”及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倡导，以社区支持农业、农夫集市、消费者合作社、观光农业、慢食运动等为代表的替代食品网络（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AFNs）体系，以其保障食品安全、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农村区域发展的作用，逐渐成为政府、企业、社区、学界等关注的焦点。“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是此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机农业模式。

CSA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其核心在于重新建立人们与土地、农业生产之间自然、和谐的关系[1]。CSA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日本和西欧主要国家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背景下出现了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日益增大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以“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为核心理念的城乡互助模式建立起来：消费者提前预付给农民一年的生产费用，农民不因气候、市场的变化担心生计，他们会更加细心地种植安全、可口的食品，而消费者可以吃到最新鲜、最健康的本地农场生产的食物。1986年，美国首个此类农场的建立者罗宾·范·恩将这种模式正式命名为社区支持农业（CSA）。目前，CSA是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使用最为广泛的永续农业运作方式之一。

1 文献分析

笔者以“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为主题词，将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分别作为中、英文文献来源数据库进行检索，截至2016年11月18日，获得相关中文文献248篇，英文文献147篇。使用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SATI分析后发现，国外对CSA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相关成果数量趋于上升，且近年来尤为受到关注（图1）。文献主要发表在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HortTechnology、Journal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e economics、Appetite、Ecological economics等雜志上。通过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发现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本地食品、可持续农业、有机食品、消费动机与行为、产销关系、减贫、休闲等方面，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图2）。研究案例以CSA概念的发源地——美国受到的关注最多。

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1世纪初），但文献数量在2009年后有大幅增长，这与2009年颁布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在时间上有一致性，体现出社会整体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研究内容体系日趋成熟（图3），既有涉及生态农业、有机食品、乡村建设等对国家政策响应的实践议题，也有针对生产者和消费者、产消互助关系、运作模式创新等理论层面的关注。《中国农村经济》、《农业技术经济》、《农业现代化研究》、《农村经济》等农业类期刊是相关成果发表的“主阵地”。研究机构较多，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

2 国外文献中CSA的研究内容

2.1 驱动因素与理论基础

CSA理念的产生受到R. Steiner提出的小规模农业经济理念的启发以及自然活力农耕农场实验的影响[2]，Ostrom认为它是一场社会运动[3]，是欧美社会“田园理想”文化的组成部分[4]。一方面，工业化的农业和食品体系导致的市场失灵、食品安全难以保障、农产品利润分配不均及社区割裂等问题使许多人开始脱离主流食品生产体系，转而寻求另类农业与食物网络，而CSA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应对手段[5]。另一方面，土地资源随着城市化日益稀缺，农业无法同工业竞争土地，导致农场规模缩小，许多农户被迫转向能生产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农业企业和另类市场[6]。总体来看，国外CSA的兴起与反抗传统的工业化食品生产、维系本地农业生存有很大关系。

学者们也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解释CSA的发展扩散。从社会运动和嵌入理论看，CSA是一种用来重塑本地产销关系的、带有社会嵌入性质经济关系的社会运动[7]，而CSA的“嵌入”特征使得它成了规避食品安全问题的替代食品来源[8，9]。不同于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利益最大化）的消费行为，现代行为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CSA消费体现出的多元性与利他性[10，11]。Galayda运用主观幸福感理论阐释了人们从事CSA生产是出于对健康生活、社区参与等方面的主观幸福感的追求，而非单纯地寻求经济效益[10]。Charles使用关怀实践理论，指出生产者们正是受到对人际关系、动物福利、生态系统保护等方面关怀动机的驱使，才积极投身于CSA生产中，从而解释了CSA蓬勃发展的原因[12]。

2.2 内涵与特征研究

Lamb较早地将CSA定义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的以社区为导向的组织，消费者为生产他们所需食物的当地生产者提供直接和预先的支持，生产者则尽力提供足量和优质的食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和期望[5]。Robyn形象化地将其总结为“食品生产者+食品消费者+每一年度的彼此承诺=CSA 和无数的可能性”[1]。尽管目前CSA还未形成统一概念，但大多数机构和学者都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互惠关系，或者风险共担等特征给CSA下定义[5-12]。总体来看，CSA没有标准运作模式，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文化、经济、农业特点的不同，CSA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但都遵循合伙、当地、团结、（CSA相关主体）相互依存四项基本原则①。Galt通过调查发现，美国CSA农场规模都相对较小——平均20英亩左右，会员规模中等；采用农业生态种植方法；蔬菜种植品种多样；生产标准通常达到或超过NOPS（美国国家有机标准）；54%的CSA农场处于盈利状态，单位土地面积的销售总额比一般农场高[13]。

2.3 消费者与生产者研究

针对消费者的研究是国外学者们较早关注的内容，取得的成果也相对较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消费者特征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CSA的消费者具有收入高、受教育程度高、多居住在城市的特点。CSA女性参与者的比例较高，有学者甚至将CSA称为是一种女性运动[14]。Oberholtzer发现66%的消费者年龄在30～49岁之间[15]。Bougherara等人采用二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会性关注及环境关注对他们加入CSA起重要作用[16]。第二，消费者动机方面。绝大多数研究结果认为CSA的消费者是一群关心食物质量、关心环境健康、关心食物生产者的人[17，18]。Peterson发现，不同国家受访者参与CSA的动机存在差别[19]；Pole 等将纽约州的CSA会员按动机分为经济型成员、食客型成员、冷漠型成员、典型成员四类，发现四类人群在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心理特征方面有显著差异[20]。第三，消费者行为及态度的转变方面。在加入CSA后，消费者会食用更多、更新鲜以及更丰富品种的蔬菜，很少去超市购物并采用了更健康的饮食习惯[21]。Wharton采用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框架，验证了CSA项目在促进消费者的健康饮食及行为方面有积极作用[22]。第四，消费者的满意度及消费意愿。Lang调查发现消费者对CSA模式的满意度与参与农场活动的程度等因素有正向關系，而且性别、年龄、饮食习惯等变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满意度[23]。Zepeda发现愿意续约的成员认为，加入CSA提升了他们的自主性、能力和归属感；而没有续约的成员则正好相反[24]。Chen发现消费者的CSA价值感知对忠诚度和满意度分别产生积极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25]；而消费者对CSA劳动份额的价值感知是由情感价值、功能价值、社会价值、认识价值，以及儿童教育价值五个维度构成的[26]。

CSA生产者方面的关注点集中于生产者的特征、动机、经济收益等方面。第一，在生产者特征与动机方面，已有研究表明CSA生产者有年轻化趋势，女性参与性强，受教育程度高，热爱农业生产活动且具有较强的环保意识[27，28]。Rozensher认为，生产季节开始前的预付资金是CSA维持稳定生产的关键原因，环保道德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也有很少一部分人把社区重建作为他们从事CSA生产的主要动机[6]。第二，经济收益方面，Oberholtzer发现，超过一半的受访生产者将CSA农场的收入作为主要经济来源，除此之外还可以从农夫集市、零售店和超市、饭店获得经济收益[15]。尽管CSA农场的经济收益高于一般农场[29]，但相当数量的CSA生产者对农场收入不太满意[19]。Lizio等认为人工成本是许多CSA农场收益不理想的主要原因[30]。但有研究表明，拥有“核心小组”的农场会获得更多的份额数量和更高的份额价格，从而提高总体收入[31]。Connolly通过调查发现，高昂的认证费用会导致CSA没有利润空间[32]，这也是大部分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CSA农场没有寻求官方有机认证的原因之一[33]。

CSA具有密切生产者和消费者关系、缩短两者购买距离的作用[34]。Timothy发现，有时农场为了维持农场主与会员之间、会员与会员之间的熟悉程度和互动程度，不惜缩减会员数量[35]。而定期举办文化节庆活动有助于加强CSA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联系[36]。

食品信任是CSA赖以生存的基石，消费者食品信任主要源于真实的信息以及特定组织（例如政府部门、食品供应商等）的认证和绩效[37]。目前世界上的农业食品系统主要存在去嵌入（dis-embedded，即传统的常规农业食品系统）和再嵌入（re-embedded，即CSA、农夫集市、巢状市场等替代农业食品体系）两个类型[38]。CSA提供了明晰的食物来源，消费者也获得了更多的食品知识和信息，因而对生产者的生产方式和提供的食品更加信任，从而减少了对认证体系的依赖[39]。Hinrichs甚至认为，这种“嵌入性”已成为CSA的重要特征和比较优势[40]。

2.4 社区作用与农业发展研究

多数学者认为理解CSA的关键并非“支持（S）”而是“社区（C）”，它强调了建立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责任与信任相挂钩、共享收益等伙伴式的社区合作关系，是CSA实现多元功能目标的有效手段，也是CSA主要特征之一[3，7]。尽管如此，学者们对社区在CSA中起到的作用仍存在不同看法：持积极态度的学者们认为，通过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结，CSA不仅提高了消费者的农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还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41]。持悲观态度的学者认为，从实际效果来看，CSA并未建立起如其理念中所阐释的社区关系，“共担风险”在很多会员协议中已经消失，某种程度上它已沦为一种商业模式，会员们大多“关心自己而非共同的目标”，并将CSA看成一种农业主题公园[14]。还有一部分中立态度的学者也发现，CSA中社区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如何建立生产者与会员、会员与会员之间的紧密关系都是一个难题[15]。许多情况下，CSA被理解成一种向消费者直接配送生鲜食材的销售方式，而忽视了社区整合作用[6]。如果缺少一个积极的社区作为核心，CSA的生产重担经常会落在农民身上，这会压垮小农场的运作，迫使CSA分化成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采用“社区模式”，强调社区重构；另一种使用“订单模式”，强调CSA的经济效益[42]。Pole等通过调查印证了这一点：纽约的CSA会员偏好强调经济和功能意义的普通配送模式，而不是对整合社区更有利的劳动份额模式[43]。社区重要性的下降还体现在成员参与农场活动的积极性不高[42]：大部分会员都保持较低的参与度，而且无论参与度如何，社区都不是CSA成员的首要考虑因素。但是从客观角度来看，会员活动还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并促使他们续约，说明CSA可以创造“共同利益的社区”[7]，仍是一个将社会价值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有效途径[44]。

许多学者认为CSA是未来实现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从微观角度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大部分CSA农户的收入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29]。宏观上看，CSA在减少贫困、改善农民生活上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仍然离不开政策的支持[45]。美国政府通过制定农业补贴政策和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制度化地扶持CSA，并将其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有效措施[46]。甚至有些国家的教育机构和高校已经感受到由于CSA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人才需求压力，在开设CSA相关专业和实践课程方面做了很多尝试[47]。此外，CSA在保护和恢复本地农业传统和相关农业文化遗产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48]。

2.5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CSA的公益性理念在实践中会出现种种矛盾，影响其发展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适用性方面，由于CSA起源于拥有强大社会力量的欧美发达国家，NGO和消费者组织在CSA机制构建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与本国国情结合是个巨大的挑战[49]。运营管理方面，许多学者都在关注CSA成员消费意愿的稳定性问题。DeLind认为除此之外，主要问题是资金短缺，农户报酬不足，消费者自愿投入太少和生产者缺少真正分担风险的意愿[14]。Lea指出，CSA模式的长期经济可行性、农产品可选择性低、时间及交通等问题限制了CSA当前与未来的发展[50]。收益方面，农场运营者既想实现社区和环境友好型农业，又必须获得经济收益以维持农场的运营[31]。因此有相当数量的CSA农户除从事相关农业生产外，还通过多种形式（如农业观光、节事活动）拓展收入来源[15]。此外，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现在的CSA由于缺少共同的体验和经历，会员与农户、会员与会员之间的联系已变得非常脆弱；“中产特供”、“中产偏见”问题导致低收入成员收到排挤[33]。Caldwell通过对密尔沃基CSA配送站点的空间分布调查发现，CSA配送站点主要分布在中高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高、白人聚居的地区，而低收入、少数族裔社区则很少有配送站[51]。

针对这些问题，有学者提出应当建立非正式农户网络组织，把當地CSA小农联合起来，进行份额配送和共享基础设施、市场，发挥规模效益[15]。而农户们在决定进入CSA之前，应认真评估自己的农场有无成功经营CSA的潜力[52]。政府应该逐渐减少对工业化农业的补贴，转而支持可持续农业发展，并认为会员数量的增加并不能给农户带来收益，只有提高份额定价，CSA才是真正经济可行的[53]。学者们应利用PAR（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参与式行动研究）使 CSA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打破学术研究与社区间的障碍，从而使CSA的研究更能接近现实[12]。Timothy呼吁要充分发挥网络技术在CSA经营管理中的作用[35]。

3 国内文献中CSA的研究内容

自2008年国内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CSA项目——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建立以来，已有超过80个CSA项目正在为10000多户中国家庭供应新鲜安全的农产品[54]，各类CSA农场和机构由过去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尽管国内对CSA的实践和研究起步均晚于国外，但近年来涉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正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2015年，第六届国际社区支持农业大会“落地”北京，反映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研究实践CSA理念的重要国家。

3.1 驱动因素及运作模式研究

与国外CSA兴起的背景不同，中国的CSA是在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日益重视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日益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是CSA的潜在消费者[55，56]。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中国的CSA虽然不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拥有强大的NGO和消费者社团组织支持，但依靠CSA本身的话语动员力，吸引有“文化共鸣”的人加入，实现了CSA的发展[57]。

每个国家和地区依据自身在农业基础、地方文化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CSA运作模式[54]。一些学者试图通过比较国外CSA的运作方式揭示其中的发展规律，但也都认为必须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不能直接照搬任何案例经验[58]。学者们对我国多个省区市的CSA项目的运作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59，60]，陈卫平将中国的CSA分为预定型、认种型、混合型、共同购买型和众筹型五种模式[54]。李长钦探讨了CSA、小农户集体（ICS）、参与式保障体系（PGS）三种小农组织形式有机农业产生的根源、定义和特征[61]；刘飞比较了传统食品系统、现代食品系统、社区支持农业系统与制度嵌入性的关系，认为CSA将脱嵌性的市场又重新嵌入到具体的情境结构当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食品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62]。

3.2 消费者与生产者研究

与国外类似，国内学者最先关注CSA的消费者群体，对CSA参与成员特征、消费意愿及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分析[63，64]。国内CSA消费者大多具有与国外研究文献中类似的人口统计特征：以30～50周岁的中青年为主；女性多于男性；以中高收入家庭居多，单身者较少；受教育程度高，大多为本科以上学历。消费动机和意愿方面，对食品质量和安全等从自身角度考虑的因素是参与CSA项目的主要动机，高于热心环保事业、支持本地农业发展等公益因素。林文声等构建了CSA消费者忠诚模型，发现服务质量、服务公平对消费者的满意度产生正向的直接效应，服务质量对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忠诚同时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65]。

相较于对消费者的关注，从生产者的角度探查CSA的文献较少。国内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如何使CSA项目成功运营。戴君玲通过对台湾地区的有机农场研究发现，生产者的人际网络关系（社会资本）是CSA招募消费者的重要来源[66]。陈卫平采用层次分析法，发现CSA成功的关键因素由生产者特征、消费者特征、农产品提供、社区建立及农场经营管理5个维度构成，其中生产者个人特征与品质是最重要的因素[54]。

3.3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尽管学者们对于CSA在环境、社会、经济方面发挥的效益普遍持肯定态度[67，68]，但作为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鲜事物，CSA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特殊国情的挑战。付会洋指出，由于受到依赖资本投入和以自然资源消耗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发展所衍生出的现代市场的“挤压”，国内CSA发展面临管理、人才、生产、消费、土地五个方面的困境，并提出CSA独辟蹊径的运作方式是对现代化农业的“超越”而非“嵌入”[69]。从消费者角度看，如何建立食品信任是第一要务[70]。石嫣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探讨了CSA的信任建立机制[56]，陈卫平认为生产者必须通过关怀理念、开放的生产方式、与消费者的频繁互动、共享的第三方关系以及高质量食品的供应五种途径建立消费者食品信任[71]。另外，建立合理的监督机制也是十分有必要的，何宇飞认为NGO能够作为第三方实行监督[72]，程存旺等呼吁应当构建多元监管体系应对食品安全[73]。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国内的CSA生产普遍存在有机种植技术匮乏、供给种类单一、农产品数量与质量的不确定性、单向定价缺乏产销沟通、市场受众面狭窄等问题[55]。有学者指出，出现食品安全危机、公众信任缺失、市场监管缺乏等问题是政府监管失灵的体现，政府应当在CSA的发展中担负相应责任，在政策制定、市场与社会氛围引导、有机生产配套设施等方面起到积极推动作用[74]。

3.4 模式创新研究

对于CSA模式的创新亦是国内学者热衷讨论的领域。例如上海的“青蓝耕读合作社”不仅按照CSA理念进行运作，而且还非常注重文化内涵建设，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社员交流、专家讲座、艺术展览等活动，再现传统的“耕读”文化氛围[75]。很多学者也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对CSA的创新改造策略[76，77]，相较于国外而言，国内学者对CSA的休闲旅游模式的探讨较多[78，79]，邵隽等还通过案例质性研究，结合休闲理论提出了都市农夫休闲“EARTH”模式，并阐述了其基本内涵和构想[80]。总体来看，对CSA模式创新的研究仍需要结合区域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要素，对内在机理及可行性方面展开更深入的工作。

4 国内外文献比较

宏观上看国内外相关研究工作的关注焦点较接近，主要涉及CSA的内涵特点、驱动因素、运作方式、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特征与关系、食品信任、社区构建、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等方面，既表现出CSA对传统社会和市场结构的影响、在后工业化大背景下的发展方向、如何结合区域性与嵌入性实现等宏观层面研究的“外扩”趋势；又表现出对流通渠道、地域范围和产品种类的拓展、社区构建的作用等微观层面探讨的“内敛”倾向。这体现出较早开展CSA研究的国外学者们取得的成果为我国类似工作提供了相对成熟的、有参考价值的研究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国内CSA研究体系。但由于国情及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差异，在具体的研究侧重及观点上出现较大不同。

由表1可知，首先从对CSA的理念理解来看，国外学者已经注意到CSA的多元功能内涵，而国内研究大多只关注CSA的贸易经济属性和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方面的价值，在我国政府强调农业多功能属性的背景下②，挖掘CSA的多元内涵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其二，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尤其是缺少强大的NGO和消费者组织）条件下，依靠CSA理念本身的号召力，如何走出有中国特色的CSA之路、各级政府可以扮演何种角色是亟待回答的问题。其三，在实证研究方面，由于我国的CSA仍处在概念引入和市场需求挖掘阶段，对生产者的关注远远少于消费者，这在国外研究成果中已被证明是出现CSA项目不可持续的重要原因。其四，从研究阶段及发展趋势看，国外（主要是发达国家）学者们的工作已进入对CSA本真内涵和理念的反思阶段，而国内还是在针对如何使CSA“本土化”作案例实证研究，缺少抽象的理论归纳和总结。

5 小结与展望

总体来看，CSA不仅顺应了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诸如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社区建构等全球性议题；也契合当下国内对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三农问题、农业供给侧改革等社会热点问题，因而成为当前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内外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CSA的发展機制、运作方式、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特征与关系、食品信任、社区构建、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等方面，未来在研究尺度上呈现出CSA对传统社会和市场结构的影响、在后工业化大背景下的发展方向、如何结合区域性与嵌入性实现“本土化”等宏观层面上的“外扩”倾向；以及流通渠道与运营方式的创新、地域范围和产品种类的拓展、社区构建的作用等微观层面的趋势。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我国相关研究在具体研究焦点与观点上与国外成果相比表现出一定差异和滞后性，这也为我国未来的CSA研究指明了方向。研究方法上，基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经济学及生态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基础，采用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多种方法论范式是目前CSA研究的一大特点，随着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定性研究与综合性多元分析方法将被更广泛地运用到CSA的研究中。

参考文献：

[1] Henderson E， Van En R. Sharing the Harvest： A Citizen's Guide to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2nd Edition[M]. White River Junction， VT：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2007.

[2] Laird T.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A Study of an Emerging Agricultural Alternative [D]. Vermont： University of Vermont，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