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佳雯

自己不是党代表，却能列席2018年1月16日召开的镇党代会，陈炳旗觉得是一份荣誉和责任。

这位浙江桐乡市（县级市）屠甸镇的老村支书，能列席党代会，在于他的新身份——乡贤代表。

推广“乡贤参事会”是桐乡进行自治试验的手段之一。2013年，桐乡就以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为手段开展社会治理创新实践。

当听到十九大报告里“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句话时，桐乡“全市的干部队伍都沸腾起来了”。

乡贤的话管用

陈炳旗所在的屠甸镇荣星村乡贤参事会，于2017年11月30日注册成立，由该村的“能人”魏建华牵头发起。

魏建华是桐乡市星马针织制衣有限公司（下称“星马公司”）董事长，公司是明星企业，吸纳了300多位村民就业，占全村劳动人口的六分之一。

近年来，魏建华先后出资为荣星村村民安装了自来水管、修筑公路桥梁，在村里颇具威望。

这让荣星村党支部书记金福良在物色乡贤参事会会长时，第一个就想到了他。2017年中，金福良找到魏建华，说市里想推广“乡贤参事会”，并计划先在屠甸镇试点。魏建华立马应了下来。

荣星村乡贤参事会的筹备工作启动后，魏建华被确定为会长人选，另设两位副会长。理事和成员的确定，则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先由村民小组长广泛搜集村民意见，每个村民小组推举一两名乡贤。再由村民代表大会统一投票，选举产生9名理事和30名成員，最终产生了一支乡贤队伍。

很快，荣星村的乡贤参事会就派上了用场。

去年下半年，村委会鼓励村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分为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三类。但由于村民的垃圾分类回收意识淡薄，既嫌麻烦，也不知道如何分类。

工作迟迟难以推进。金福良找到了魏建华，请他“做个表率”。魏建华当天就在员工微信群里发消息：务必要配合村委会推行垃圾分类政策落实到每家每户。他的员工大多数是本村村民。

而另一位乡贤、后来列席了镇党代会的老村支书陈炳旗，每天都戴着乡贤参事会的会徽游走于村里的各个角落巡逻，看到谁扔垃圾时没有分类，就上前说道说道。

“乡贤的话比我们的话管用，我们说像指挥，他们说就是引导。”金福良说。

形式为内容服务

推动“三治”建设始于2013年，市委将高桥镇列为重点试点镇。

高桥镇位于城乡接合部，当时因修建高铁涉及村居拆迁与补偿问题，社会问题复杂，政府管理压力大，也因此更具有代表性。

高桥镇建立起了“百姓参政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三团机制，对应了“自治”“法治”“德治”三个方向建设。

据高桥镇越丰村法律服务团团长曹焕介绍，一个法律服务团一般服务两三个村，服务团成员会尽量覆盖公检法系统的不同角色。以曹焕所在的团为例，身为团长的她是桐乡市司法局法管科科长，另四名成员中，有一位在市检察院工作，一位派出所民警，还有两位律师。每月15日，法律服务团会派两名成员值班服务。

2013年，因修高铁被征地拆迁后，越丰村每家每户都自建了工棚当作过渡房。但搬进新房后，有一户人家就是不愿拆除原来的工棚，村委会多次相劝无效。

这时，村委会告知道德评判团后，团里派出沈菊芬上门游说。“我是60后，和他（抗拆村民）年纪相仿，比较好沟通。”沈菊芬说。之后，道德评判团的其他几位成员和村委会代表分批轮番到该村民家游说，终于完成了越丰村的“三改一拆”整治工作。

“这就是在法治框架下的德治。”高桥镇党委副书记徐晓叶说，现在每个村都有一个道德评判团，一般由12人组成，这12人由村民向小组推举，再由村民代表大会公开选举产生。他们中有获得“最美高桥人”称号的道德模范，也有退休党员干部等。

徐晓叶说，有了“三团”机制后，现在村里大小事务都要先经过百姓参政团讨论，遇到问题先找法律服务团做专业咨询，再看看道德评判团能不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治”试验，如何让“德治”既能落实，又不超纲？

桐乡的“德治”有两条基准：一是“德治”一定要在“法治”的框架下践行，是符合法律边界内的道德评判;二是“德治”的“德”一定是社会主义的新道德，而不是农村社会过去的一些旧道德。

四年试验下来，桐乡的“德治”已形成三种形式：一是道德评判团，针对日常道德争议事件进行规劝;二是曝光台，揭露违法失德的现象;三是各种好人好事的评比。

如何让道德评比不流于形式？桐乡市委书记盛勇军的回答意味深长：“形式为内容服务，重要的内容要赋予仪式感。”在他看来，村民思想的进步需要积累，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潜移默化地教育。

“三治”不是固定的模型

“自治为本、法治为要、德治为基。”这是桐乡对“三治”的一个总结，作为社会建设领域的一项改革，“三治”已在当地的社会治理中被广泛应用。

桐乡的乌镇，因被确定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最近几年声名鹊起，为保障互联网大会顺利召开，当地又在“自治”二字上做起了文章。

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前，乌镇各行政村、社区，每10户居民选出1位志愿者，组建起一支2600多人的“乌镇管家”队伍，进行乌镇的日常安防巡逻与信息汇报，并在会后一直持续。

今年65岁的田文荣，已经退休，是一名专职的“乌镇管家”，每天工作6个小时，遇到安全隐患、违章建筑等问题，通过手机上“乌镇管家”微信系统汇报给当地政府。

“乌镇管家”这种模式，有人认为是政府的一种管理方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治”。

但桐乡市委书记盛勇军并不这么认为，他说“政府只是鼓励和引导。”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蓝志勇到桐乡调研后指出，“三治”不是固定的模型，而是实践过程中能够帮助转型期中国进行社会治理、稳定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法。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