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

在人们脑海中，二战有着这样一个鲜明的叙事框架：面对纳粹德国咄咄逼人的进攻，人们放下了意识形态的歧见携起手来，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制服了这个反人类的战争怪兽。在国际层面，这体现为美欧和苏联的联手，在国内则体现为人民阵线。正是在抵抗纳粹的岁月里，欧洲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虽然战后很快就被冷战所取代。

读完《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一书后，人们会发现这种宏大叙事无疑充满了一厢情愿的色彩。欧洲二战史从来不是这样黑白分明，它有很多晦暗不明、不堪细究乃至令人尴尬之处：合作比比皆是，抵抗在很多地方不是常態，仅仅在纳粹德国败相已定时才会出现，而且抵抗的阵营并不统一，甚至相互攻伐杀戮。抵抗人士也可以一边对抗德国侵略者，一边对与己方意识形态和战略目标不同的抵抗者和被视为通敌合作者的少数族群大开杀戒。

最令人沮丧和心塞的则是，犹太人几乎成为所有族群和阵营的迫害对象。战后关于大屠杀的叙事中，二战被形容为一场人们抵制纳粹恶魔反人类罪行的斗争，是在很大程度上为拯救犹太族群而进行的一场战事。但事实是，二战期间的欧洲比任何时候都笼罩在反犹和屠犹的阴云中。

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集中营和毒气室固然是罪魁祸首，但是没有欧洲一众国家和民众的配合，那么大规模高效的屠杀无从谈起。那些身为德国盟友或傀儡的国家在很多时候并不会积极配合德国遣送犹太人的命令——比如匈牙利政府就为匈牙利籍的犹太人提供了有效保护，但往往乐意把他们占领的邻国领土上的犹太人成车皮地送往集中营，从而实现被占领土的民族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