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军

4月20日，数架歼-15舰载战斗机与辽宁舰航母编队对“蓝方”舰艇实施精确打击，舰载战斗机在西太平洋海域开展舰基空海对抗训练

4月18日，中国陆军和空军在临近台湾海峡海域及上空进行了实弹演习和“绕飞”训練。与此同时，刚刚在南海参加完海上阅兵的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正前往巴士海峡以东海域准备参加另一场“海军对抗”演习。在以往，按说这一“三连发”与台湾相关的军事新闻一定会“爆满”媒体和网络，但没想到的是“风头”仍被一天前美国针对中兴通讯发出“出口禁令”的新闻所占据。而这，让我想起了当天候任太平洋战区司令的戴维森（Philip Davidson）在参院军事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说过的话。

北京时间4月18日上午9点30分，戴维森在参院军事委员会开始接受他接任太平洋战区司令提名的质询。当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布鲁门塔尔（Richard Blumenthal）就戴维森50页的书面证词中第16页有关“维持太平洋战区水下作战优势”的问题进行质询时，在追问中他提出了“中国是否窃取了美国的水下技术”这个问题。而当时戴维森回答的第一句就是：我相信他们在每个领域都偷窃技术，并加以利用而获得优势。接着戴维森说（大意）：我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网络和网络渗透。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中国人）会利用我们国防承包商的技术。而且，因为学术交流原因他们之间可能会达成某种谅解进而分享一些技术。因此，国防部必须坚持以更高标准从承包商那里采购设备。很显然，戴维森认为中国无论用了什么手段都可能将美国企业的一些技术用于自身海军的水下作战，而这也验证了3月22日美国海军学院新闻网记者沃纳（Ben Werner）发的一篇报道的标题——“特朗普对中国征收技术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军事优势”。

说到这儿，再说一下在“中兴事件”后的军事演习。可以注意到，在媒体报道这些演习时把很多的笔墨都放在了演习中所展示的武器装备上，而在2016年1月1日军方发布的《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里有这样的描述：优化武器装备结构，减少装备型号种类，淘汰老旧装备，发展新型装备。由此可以推断，在以“中兴事件”为标志的贸易战“打响”后，中国军方军事演习中所展示的武器装备，还只是国防与军队改革的“初始状态”。那么中国军方的武器装备如何才能从“初始状态”逐渐进入“正常状态”和“最佳状态”呢？美国在3月22日公布的“301调查报告”中多次提到的《中国制造2025》和“军民融合”，无疑是一对相互配套的指导性政策。而同一天沃纳在其报道中提到的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里的“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那几句话，自然也就是一个兑现上述配套政策的“路径”了。换句话说就是，这次美方主动发起贸易战，是与保护其以武器装备为物质基础的军事优势有直接关系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自“冷战”开始后，美国就确立了经济优势和军事优势所叠加的“遏制政策”，而且在实施这一政策过程中从来都是把“黄油”与“大炮”放在一起的。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在1960年撰写的《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学——当代大国竞争的经济学研究》一书中所写到的：战略的宗旨在于谋求从有限的资源中赢得最大利益，所以战略中的经济因素提供了判断战略问题中其他因素的尺度。战略问题设计得越长久，经济因素就越重要。因为考虑的时间越长，资源的可变性也就越大。从这个视角去看，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进程中，很可能会伴随着一场“持久贸易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