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隘，是人们利用险要自然地形加以整修以实现某些特定功能的建筑体系。汉代关隘分布范围广，根据其所在位置和主要功能的差异可分为如下两类：第一类是内关。其中，尤以都城四周之关为重，起到保卫京畿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如函谷关即为西汉都城长安与东汉都城洛阳地区防御体系中的重要关口。第二类是边关。最重要的作用是防御外族入侵，维护边疆稳定。如玉门关是中原通向西域的咽喉要塞。在地方势力威胁中央政权、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威胁汉帝国安全的背景之下，其主要的职能就是防御内患与外敌。学术界相关研究，主要依靠文献和简牍资料对关隘构造进行分析。考古新材料的发表，为复原汉代关隘提供了重要契机，我们可以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并结合相关文献以获得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内关形制

关隘作为一种军事防御体系，由一系列建筑单元互相协作、共同发挥作用。虽然截至目前，由于各方材料所限，我们对虎牢关等内地名关在汉代的建筑形制仍无从详细考证，但作为当时诸关之首的汉函谷关，近年来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成果斐然。

函谷关设在山谷之中，地势险要。该关控扼洛阳与长安之间的交通要道，是联结汉帝国关东与关中两大区域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枢纽。秦汉魏晋时期曾设置过三处函谷关，分别是秦函谷关 （位于今河南省灵宝市东北16公里王垛村）、汉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城关镇）和曹魏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省灵宝市西20公里孟村）。目前，新安汉函谷关遗址的考古工作开展得最为深入。

汉函谷关关城遗址，始建于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沿用至东汉末年。现存建筑遗址的整体布局，是一处中段由关楼联结的狭长通道。这条通道主体部分由南北平行的两条生土断崖组成。走廊南侧、皂涧河北岸是缓坡，走廊北侧是高岗。平行断崖各长约310米、宽12~23米，均高约9米。两条断崖南北间距50~65米。走廊中心部分尚存一座明清时期砖石结构的关楼，横跨于道路之上。关楼以东保留有两座汉代夯土台基，当地人称之为鸡鸣台和望气台，可能作为阙楼。鸡鸣台位于古道北侧，残高15米，东西残长约30米，南北残宽约20米。望气台位于古道南侧，残高约15米，东西残长约30米，南北残宽约25米。今两台虽已坍毁，但汉代夯土遗存依然清晰可辨，其结构致密，夯层分明。明清关楼与汉代夯土台结合，早晚期建筑遗存相互依存，组成了一个阙台的空间形式（图一-1）。“在整个遗址区勘探发现14条夯土墙、4处夯土区、2座夯土台、2条古道路、1处踩踏面、1处建筑遗址。其中7条夯土墙较为宽大，宽18~22米。”[1]北部4条夯土墙组成一座较为规整的长方形小城，南部3条夯土墙组成平面形状不规则的大城。另外，在两侧的青龙山和凤凰山上发现3条夯土长墙。通过局部发掘发现城墙、排水渠、道路等建筑遗迹，出土了最具代表性的“关”字瓦当。（图一-2）

此外，在汉函谷关关城的北部曾发掘一处烽燧遗址。该遗址筑于关城南侧长墙上，“东西残长 20米，南北残宽 10米，保存高度 2 米”[2]。

汉函谷关关城东北约25公里处发掘的汉函谷关仓遗址，其使用年代主要集中在西汉中晚期，性质为仓储遗址。该遗址包括主体建筑、附属建筑基址、窑区、墓葬区及其他生活设施等，整体布局合理（图二-1）。仓储设施规模大，主体建筑施工技术难度高，“墙垣的地下基槽与地表墙体分两次夯筑，其间以厚0.2厘米的碎料礓石相隔。东墙外凸出部分为平地起夯，逐层夯起。但是，凸出部分中部的柱础石及东墙外最外侧一排柱础石，均置于夯土之上，每块柱础石下均挖槽逐层夯起”[3]。最为重要的是，该遗址出土大量“关”字瓦当（图二-2），这成为证明其与函谷关之间关系的依据。从上述考古材料可知，汉函谷关仓遗址是新安汉函谷关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异常复杂的结构和建筑工艺，不仅有利于提高仓储安全性能，而且有利于防潮防汛。

文物部门调查勘测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涉及区域的黄河八里胡同古栈道遗址，其残长约5000米。学者对发现的大量题记进行了研究，认为“八里胡同栈道遗址和盐东大型仓储遗址（即函谷关仓遗址，作者注），年代相近，功能配套，是一个统一的整体”[2]。

另据《水经注》卷十五《洛水注》记载：“……即《经》所谓散关。鄣自南山，横洛水，北属于河，皆关塞也，即杨仆家僮所筑矣。”[4]这说明函谷关建筑体系也包括散关城遗址，但考古调查尚未确定其具体方位。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应该包括北线 （盐东仓储遗址）、中线（新安汉函谷关关城遗址）和南线（散关关城遗址）三组关塞，以及联结这些关塞的关墙、鄣和烽燧（图三）。这些建筑单元共同构成一条纵贯南北、长约60公里的庞大的防御体系，同时扼守黄河漕运与崤函古道，进而控制洛阳与长安、关东与关中，甚至汉帝国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大动脉。

图二 汉函谷关仓遗址

此外，目前内关的图像见于汉代画像材料者有两例。一例是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过居庸关图》（图四），描绘墓主通过居庸关的场景。图中的居庸关关楼雄伟，有水门，研究者推测该画像中的居庸关应属于东汉时期。另一例是传世画像砖所见《函谷关图》（图五）。图中的函谷关关楼，由左右两座谯楼并立构成，每楼三层，两楼顶部正脊上各饰有一只立凤，楼下各有一对双扇门，一对门内可见站立的门卒，另一对门内有马正要驰出，画面上有“咸谷关东门”字样。研究者推测，该画像中的函谷关应属于东汉时期。由此可见，内关建筑设有高门楼，下面有关门控扼通关道路。

从前述实物与画像材料中可以看出，以函谷关为代表的内关是一套防御体系，一般包含主体建筑关楼（关门）、关墙和配套设施鄣、烽燧等单元。

二、边关形制

边疆地区的一些关隘，由于后期人类活动破坏少，保存相对完整。如肩水金关遗址、甲渠候官遗址、玉门关遗址等，经过考古调查与发掘，为我们呈现出汉代边关的面貌。

肩水金关遗址，位于甘肃省金塔县天仓北25公里处、额济纳河上游谷地北口东岸。该遗址的主体建筑为左右对峙的两座长方形夯土楼橹所构成的关楼。楼橹“各方6.5米×5米，收分很不明显，基部砌一层大土坯。楼橹中间的门道宽5米，前口东侧发现烧残的大门构件。门道两侧壁脚，各残存四根半嵌在墙内的方、圆形排叉柱，下垫石块，据以上迹象，可推知立柱顶部即门道上面，曾有过桥或门楼等建筑”[5]。

图三 汉函谷关防线示意图

图四 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过居庸关图》

图五 传世画像砖《函谷关图》

关楼两侧均有土坯关墙，向北延伸，再分别折向东、西方向。向东的关墙，残长仅26米，向西的关墙直抵额济纳河边，其余部分可能已湮没于戈壁流沙中。关楼之内和阙柱外侧，发现有排列呈正方形的虎落尖桩。关墙为夯筑，墙体结构较松软。

该遗址的配套设施有方堡、坞和烽火台等。坞位于关楼以内的西南部。“坞墙北长36.5米、南长35.5米、东残长24米。东南角敞开，或系坞门所在。”“坞西南角残存烽（火）台和方堡，（二者）南北毗邻。台方7.7米×7.8米，经重修，外壁贴砌土坯，内芯为早期夯土（台）基，土中斜插许多小木棒。夯土方堡13米×12.5米，门窄小，内有曲折迂回的夹道，两侧分布住室、灶屋、仓库、院落。”[5]烽火台、方堡周围的虎落尖桩与关楼部分形制相同。

肩水金关遗址出土遗物众多，主要有货币、兵器、积薪等战备物资和生活用具。发掘者认为，该关隘兴起于西汉武帝中期，东汉初期基本废弃。

由上述材料可知，肩水金关的主体建筑是关楼、关墙，配套设施包括方堡、坞和烽火台等，坞内有若干房屋建筑。施工技术以夯筑为主，兼有土坯垒砌。为了加强防御，在这些设施近旁有虎落尖桩。（图六）

与肩水金关同期，关于西北边塞防御建筑的考古成果还有甲渠候官遗址，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南24公里处的纳林、伊肯河之间的戈壁滩上。经过试掘，发现它与肩水金关遗址构造大同小异[5]。

另一处颇具代表性的考古调查资料是玉门关遗址。汉玉门关遗址是一座方形小城堡，南有沼泽地，北有哈拉湖，再往北是长城和疏勒河故道。长城呈东西走向，其上建有烽火台，周边可见房址。在东西向长城以南，还有一条南北向长城，经玉门关西侧，向南通往阳关，关城北坡有东西向车道可达西域。“玉门关关城全用黄土夯筑而成，面积约600平方米。城垣东西长24.5米，南北宽26.4米，开西、北两门。 ”[6]（图七）

依据上述材料，汉玉门关在形制和建筑技术等方面与同时期的肩水金关相似。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考古发现成果体现的是汉帝国西北地区边关建筑形制，其构筑于戈壁滩上，配套设施中虎落尖桩和天田等均表现出明显的防御功能，而构筑于山间、河畔、平原腹地的诸多关隘，由于目前材料所限，尚不能确定其形制与西北边关的差异程度。

图六 肩水金关遗址平面图

《汉书·匈奴传》记载：“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7]可见，汉代关隘的建筑方式呈现出多样化倾向，除最常见的夯筑垣墙外，岩石、篱笆、栅栏等也可充作关墙，或者直接利用自然险要之处，因地制宜，以节省人力物力。

三、汉代关隘形制

如前文所述，汉代关隘是一套复杂且完备的防御体系，各建筑单元相互联系、相互支援，为关隘运转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下面逐一探讨各单元的构造与用途：

关楼（有些材料称之为“关门”），是关隘的标志，也是关隘建筑中最重要的主体部分。其形制经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确认，包括专人把守的门和通道，也包括这一通道两旁左右对峙的谯楼。谯楼高大雄伟，可为多层高台基建筑。关楼是关隘发挥军事作用的核心设施，并通过稽查行旅、征收关税来发挥关隘的经济与行政作用。

关墙，又称为塞垣、塞墙，是与关楼相连，用于隔断交通的线状防御设施。关墙也是关隘建筑的重要部分。其建筑方式常见夯土、石砌或者土石混筑。关墙除人工构筑之外，还常与自然沟壑、人工壕沟、篱落等设施共同实现关隘的长线防御作用。

篱落，又称为篱格，是与关墙相连，用于阻拦人或动物通行的防御设施。建筑方式常见由树枝、竹子、芦苇或秫秸等编结而成，用桩扎于地面上。篱落是关墙的重要补充，“垣”与“篱”共同构成关隘的长线防御设施。

图七 汉玉门关遗址

堑，指壕沟，是与关墙相连，用于划分边界和隔断交通的防御设施。建筑方式为挖土而成，也有利用天然沟堑的情况。堑与关墙、篱落共同构成关隘的长线防御设施，深沟堑壕在防范匈奴骑兵突袭方面作用显著。

边塞防御系统由一系列治所进行管理，根据等级和建筑规模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城、鄣、坞和燧。“城”是郡守、县令或者都尉的治所。“鄣”和“坞”是侯官的治所，功能相当于营堡。“燧”由燧长居住，功能是监视敌情和传递警报[8]。

鄣（方堡），是相对独立的建筑单元，鄣内有可供戍卒日常守卫所在的房屋。建筑方式以夯筑为主，墙壁较高、较厚，以便于戍卒在上面活动。鄣多与烽燧组合使用，戍卒日常在鄣中守卫警戒，如有紧急军情则到烽燧上发布警报。

坞，又称为庳城，是防卫用的小城堡。建筑方式以夯筑为主，里面不住普通居民。坞更像小城，而鄣类似堡垒。在边塞，坞可以与鄣相连。

烽燧，又称为烽火台、烟墩、烽堠，是边塞用于点燃烟火、通报军事情报的高台。建筑方式以夯筑为主。烽燧之间一般相距约十里，戍卒通过瞭望警戒发现敌情后，立即根据约定信号燃起烽火，相邻烽燧随之发布相同的信号，以此类推，就可以将准确敌情迅速传递到所属的军事指挥机构。

虎落，是用以遮护城邑或营寨的竹篱，也可以作为边塞分界的标志。建筑方式是在城、鄣或烽燧等设施外围四周埋设数排上端削尖的木桩。这是边塞专门用于对抗匈奴骑兵冲城的设施。

天田，“……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一名天田”[7]，是指分布在边塞一些城、鄣或者塞墙外侧，用细沙平铺，宽3～5米的平坦地带。除人工布沙之外，也可以利用自然沙地整饬而成。如有人或马经过天田则不可避免地留下痕迹，可以用来监控敌人袭击和士兵外逃，是侦察敌方入侵的最外层防线。

阙楼，设置于关门之外，有壮势扬威的作用，是保护关隘的重要设施。新安汉函谷关外侧的鸡鸣台和望气台，性质可能是阙楼，其他关隘是否存在阙楼尚不清楚。

仓，汉函谷关仓地处黄河漕运航线的关键位置，其功能主要是物资中转，它隶属于函谷关，显然又具有战略物资储备功能。由于目前发现材料有限，除函谷关之外，其他关隘是否配备关仓尚且存疑。

四、结语

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多数汉代关隘已经无迹可寻，文献与简牍材料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研究的主要依据，而考古材料的不断发现为我们研究关隘形制提供了机遇。汉代关隘并非只是据险而守的关口，事实上它是一套复杂、完备的建筑体系，其主体建筑包括关楼（关门）、关墙，配套设施包括篱落、堑、鄣（方堡）、坞、烽燧等。除此之外，函谷关作为汉代最重要的内关，还配有阙楼、关仓；边关则根据自身条件适当配备篱落、堑、虎落和天田。汉代关隘秉承中国传统建筑特点，以土、木、石为主要建筑材料，或夯土版筑，或垒石砌墙，或筑栅栏、篱笆，再充分利用山川河流的自然形势构筑而成。各类防御设施相互联系、相互支援，共同成为汉代关隘有序运转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安县文物管理局.河南新安县汉函谷关遗址2012～2013年考古调查与发掘[J].考古，2014(11):6.

[2]严辉，王咸秋.洛阳新安汉函谷关遗址考古工作综述[J].洛阳考古，2014(2):14.

[3]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黄河小浪底盐东村汉函谷关仓库建筑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00(10):25.

[4]陈桥驿.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368.

[5]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J].文物，1978(1):2-6.

[6]李殿元.阳关玉门关嘉峪关考察[J].文史杂志，2011(1):22.

[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287，3804.

[8]马耀圻，吉发习.关于居延汉简和汉代的居延屯戍区[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6):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