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郑杰川

2018年3月17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王岐山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70岁的王岐山接替68岁的李源潮，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一时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瞩目——

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当选为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之所以受到各界瞩目，不仅是因为“5位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4位同志都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只有王岐山同志一人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更多的是因为王岐山同志掌舵中央纪委的这5年所取得的“上打‘老虎’、下拍‘苍蝇’”的辉煌成绩，在我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是绝无仅有的。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上个世纪60年代末，从青年时期的王岐山说起。

“知青”时期与习近平同盖一床被

1948年，王岐山出生于山东青岛；1956年，王岐山随父亲从青岛转学到北京。“文革”时期的1969年1月，21岁的北京“知识青年”——北京35中高二学生王岐山被下放到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到达延安后，老乡们用毛驴车，把学生们接到各自所属村落。王岐山被分配到康坪生产大队，同来的还有他的女朋友姚明珊。“知识青年来了，只能吃玉米、高粱。也不会吃，囫囵地吃，粮食的壳儿还留着，没有磨成面，就那么煮着吃。饭也不会做。最后我们派了一个老婆儿，给他们做了大概半年。陕北那些杂粮，乱七八糟的做法，他们不会（做）。城里是炒菜，这里一锅烩。”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说。那种饥饿的感觉王岐山一直记得，日后他曾回忆说：“……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知青们呼噜呼噜吃掉大烩菜，开始学习干农活。适应了一年，像那么点样子了。在尹治海眼里，城市娃娃们粗活不惜力，但细活干不来。女娃能甩开膀子用手拾粪，但扶犁耕作、开手扶拖拉机这种有技术含量的活计，只有个别男娃学得来。

小组长王岐山干活一般，却很有号召力。同来的知青不必说，连其他生产队与他不熟识的北京娃，都听他招呼。据康坪村村民回忆，其他队上若有北京知青不服管、出问题，公社都会找王岐山去劝。“有时候政府就把他叫走了。哪个队的知识青年闹意见，打架，就叫他去，去开开会，让他去调解调解。”尹治海说。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进行宪法宣誓

康坪村知青张佩侠还未报到就跟其他生产队人员打架，老乡们听说他在北京时就顽劣。到了康坪之后，王岐山负责“教育”，吃住看紧，其他知青与他配合，不时冷落与关禁闭、罚体力劳动并济，“人家（其他）11个知青都争气，就他一个小混混。”延安知青尹大才说：“王岐山把他修成正果，改成好样的，后来也当了老师。”

因有强大的号召力，冯庄的3个大队合并后，王岐山成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主要职责还是协调管理北京知青。尹治海觉得，王岐山的号召力是从首都带来的，听说其在学校里便是风云人物。

“你要让王岐山打架，他谁也打不过，他体质弱。但谁也说不过他。人家能把知青都拢住，知青都服气，老百姓都服气，我比他大3岁我都服气，比我成熟。”尹大才是下放较早的延安本地人，带着老婆孩子插队，住在北京知青的隔壁。尹大才夫妻两人跟北京知青们一样，管组里的领头人叫“岐山”、“珊子”。“王岐山把政策学得（透彻），人家就不像个知识青年，比蹲点干部都渊博。”尹大才记得，一季枣子成熟时，公社来了干部，“抢枣”，“队长挡不住，王岐山去，三言两语给打发了，（就是）搬政策、讲道理。”

生产队对王岐山的敬意，也来自明白人的引领。“原来我们生产队长是个老八路，在西北野战军当过连长，老婆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过来的，有什么事情就问王岐山。那人见过世面，（知道）这些人虽然年轻，但是有知识，队上有个啥事，咋个适合不，让王给他把把关。”尹大才很为自己是康坪生产大队知青的一分子感到骄傲，虽然也被北京知青“连累”，自留地分在水边，难养活，他也自认为充当了北京娃和延安老乡之间的桥梁。

北京知青们顶着农村户口，思忖着“扎根一辈子”的誓言，但老乡们却意料他们待不长远。村里的赤脚医生空缺，他们找来尹大才顶上，想着北京娃娃文化虽好，说不定哪天就回城，指望不上。

一周劳动6天，学习1天。“知识青年再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尹治海想着，主要是让知识青年们得一日喘息休息，读读报纸就可以了。知识青年们倒真有学习的积极性，村里的《红旗》杂志等读物都是他们订的。但体力劳动终究辛劳，年轻人下工回来下下棋，打打扑克，也是常有的。而“人家王岐山就学习，拿个石板做个桌子”，“他就看他的那些物理化学数学。”尹大才不以为然，对王岐山说：“这个屁用也不顶。”王岐山回答说：“‘文革’期间，这个也没学好，把这个再啃啃。”

尹治海也夸王岐山学得好，“他看外国的经济方面的书。”对这稀罕物，村里有人议论：哎呀他看的是什么书？外国的书，是不是不正确的书？

对于这稀有之书的来源，延长县作协主席张思明知道一些。他曾为写作习近平延安插队经历而在延川县梁家河采访，并于2002年赴福建拜访时任省长的习近平。他曾听习近平谈起，下乡初期，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因路途遥远，先到了冯庄找王岐山借宿一夜，两人就合了一床被子。当时习近平带着一本经济方面的书，王岐山给留了下来。

尹大才也记得王岐山跟他说过自己和习近平的友情，“我知道他们好。”王问尹：习仲勋你知道吗？尹答：知道，西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王：他儿子也在延川。

康坪村的知青里，刘捷的字写得好，他在村口的土墙上题过8个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王岐山用刀子把字刻了下来。“那时候乡政府说，那几个字写得好，知识青年写下的，要保存好。结果（后来）修路都铲了。”尹治海说。尹大才也为那8个大字可惜，他更可惜的是冯庄公社没有宣传康坪知青的优良作风。他想写本书，定名为《康坪村的北京娃》，“王岐山是知青小组长，我要写知青小组，任何一个人的事情都离不开他，每个人的故事都跟他有关系，就是做配角，也不可能没他。”

苦虽苦，赤脚医生尹大才却也觉得：“插队是个双刃剑。学习误了……可是，来锻炼也达到了好处，像王岐山这样，来生产队，方方面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都参与过了。”

被陕西省博物馆录用

1971年下半年，为防止“四旧”文物遭到破坏而早早关闭的陕西省博物馆大门重开，5年的闭馆，原先的讲解员上了岁数，省博物馆便到延安招上来10位北京知青。康坪队上有两个名额，据尹治海说，大家都去面试，口才上佳的王岐山和王小枫被录用。此时，姚明珊因父亲的问题，无法回城，王岐山不想先走，但公社催促，只能暂别女友，来到西安。

当时，省博物馆复工，集体生活中吃饭前早请示晚汇报、排着队念毛主席语录、每周一日的政治学习闭馆也都是不能少的。业务学习也没荒废。西安碑林有一块景教碑，世界闻名，介绍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流传情况，馆里一位老先生单给年轻讲解员讲授有关该碑的知识，就讲了两个月。

王岐山6年的讲解员生涯锻炼了其口才和待人接物的能力。讲解词没有现成的，全靠讲解员自己提炼，又面对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层次的参观者，应对需要灵活。王岐山在博物馆期间，接待过中央领导李先念。“那是第一次让他接待身份比较高的重要人物。我在旁边听了几句，觉得他讲得很活，完全没有稿，李先念听了也觉得很有意思。”

特殊历史时期中的陕西省博物馆，像一座中国大舞台的微缩，纷纷繁繁，闹闹哄哄。其下情景，时而残酷恐怖，时而啼笑皆非。青年人们四处搜集书籍，地下读书会成为他们结交志同道合的平台之一。从阅读心得到当下时事，人们在迷雾中摸索，生存与未知是他们的原始动力，以隐秘而又难以抑制的热情讨论着中国的现实和出路。王岐山也是其中一员，他还带着一如既往的号召力，每日都有很多西安青年跑到省博物馆找他探讨问题。一次军代表在大门口堵到他，说了几句：今天从早到晚来了几十个人找你，都不买票就进门，你给省博物馆造成了损失。

善交朋友的王岐山同时也显示出稳重谨慎的一面，虽然西安各个派系他都有接触，但绝对不介入具体事务。王岐山的一圈朋友，在互相掩护、互相帮扶和互借“禁书”中度过前途未卜的岁月。

70年代，王岐山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陕西省博物馆度过，博览历史书籍成为他最大的爱好。

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

1973年，25岁的王岐山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位于陕西西安市的西北大学历史系读书。1976年，王岐山从西北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了3年多。1979年，王岐山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工作，成为一名实习研究员，先后参与修订了《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和《民国人物传》。在多年后的两次中美对话中，王岐山正是运用其深厚的历史知识作比喻博得了满堂彩。

中国社科院近代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朱信泉、严如平、韩信夫等人，对当年的实习研究员王岐山的评价为：实在、平易、学术功底尚好。8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科院高干子弟云集，光近代史研究所里就有陈毅的儿子、贺龙的女儿、董必武的儿媳妇、朱德的秘书等，而王岐山表现得比普通老红军将领的后代还更显踏实。

“（只）有一点比较特殊的，就是他当时骑个雅马哈。”中国社科院的老员工回忆，这辆扎眼的小摩托是王岐山的亲戚所赠，当时算奢侈品。这辆摩托车对王岐山当时的活动能力贡献不小。在他结识了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3人并联名提交经济研究报告之后，逐渐得“改革四君子”之名。

黄江南在《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1979年，黄江南等人认为，“当时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友人李银河听到黄江南的分析后非常着急，觉得为避免国民经济危机，应让上层领导知道。经李银河与其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朋友林春介绍，黄、翁、朱3人结识王岐山。

“他（王岐山）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跟我们一谈就理解了我们的想法，马上就表示赞同，并且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当时我和翁永曦、朱嘉明已经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再加上王岐山，我们4个人在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报告。在报告里，我们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且给出了危机对策。……通过王岐山，我们把报告交给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其实翁永曦不是学农业的，只不过在农民报工作。”黄江南说。

左图：当年在康坪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合影，后排右一为王岐山。

下图：1976年7月16日，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学生毕业留念。最后一排右六为王岐山。

报告提交后，4人受到当时中央领导的接见，史称“老青对话”。“老青对话”对同时代热衷探讨中国道路的年轻人是一种激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张少杰描述当时他们那代年轻人的心情为：“我们太想改变世界了。”从此，王岐山的道路转向经济领域。

2003年6月28日，防治“非典”期间，王岐山在北海公园与北京市民共度周末。

被借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

出于对国计民生的关注，王岐山经常和同事们谈论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并开始“不务正业”地写起经济学论文，研究资金和预算。良好的史学研究基础赋予其缜密的思维，使其对经济领域有着许多独到的见解。他写的经济学论文被—些高级官员们看到，获评甚高。

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把王岐山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借调过去担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参与农村改革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并争取到3亿美元的世界银行长期优惠贷款，为探索中国农村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在经济和金融界的多年打拼使王岐山能够洞察经济发展趋势，作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在对外出访前，王岐山时常会亲自撰文阐述自己对出访对象与中国经济合作的理解，这些文章常常被外国媒体全文照登。在国内开会时，王岐山也喜欢阐述自己对当前经济的见解。

1988年起，王岐山历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并力主中国建设银行改制、中金公司组建等中国金融界大事，从此兼备对中国根本问题（农业）的认知和对国际潮流（金融）的把握。

受命担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

在广东省的经济发展正面临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宣布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消息一出，包括日本、美国、德国、瑞士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的130多家国际银行的债主们顿时傻了眼，这意味着他们贷给广国投的钱将血本无归。

长期以来，国际债权人习惯性地认为贷给广国投的钱就是贷给广州市政府的钱，绝对的安全。而事实上，广国投作为窗口公司，政府色彩早已淡去，遵从国际破产法行事是大势所趋。但国际债主们不肯罢休，联合起来要求广州市政府承担债务，否则就要打官司，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关键时刻，王岐山临危受命，出任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协助时任省委书记李长春处理广信、粤海等国有企业资不抵债事件。对王岐山来说，最严峻的考验，是如何化解广东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1000亿元人民币支付硬缺口的难题。

“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内外部一片激烈争论中，王岐山果断拿出一份“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的方案，并随即提出对843家农金会、150家城信社、28家信托公司、48家证券营业部，涉及2000多个营业网点和200多万自然人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进行妥善处置，很快形成了化解广东金融风险的“三步走”战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委的领导下，王岐山以一天一个亿的速度，用三年时间全面化解了巨额内外债支付缺口，制止了企业滥借、银行滥贷，厘清了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防范了道德风险，捍卫了广东人民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利益。

2010年10月31日，王岐山在上海世博会闭幕式上致辞。

对王岐山这块难啃的“骨头”，国际金融家们显得既无奈又佩服，自此以后，中国金融市场的规范性大大提升。王岐山由此登上国际金融界的大舞台。

紧急空降北京 出任代理市长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肆虐京城，履新海南省委书记才5个月的王岐山，于4月22日“火线”就任北京市代市长。当天，他就走进新发地批发市场、崇文门菜市场和王府井医药大楼，调研解决因“非典”疫情造成的蔬菜、副食品和医药短缺问题。

第二天，北京市政府果断下达政府令，对受“非典”感染的人员、场所依法实施隔离，切断传染途径。

第三天，他举行就任后的第一次市政府常务会议，部署“非典”防治工作。会议仅开了30分钟。开会伊始，王岐山就撂下了一句响当当的话：“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军中无戏言！”。在这之后，人们每天都会得到最新最准确的病患数字。会议甫一结束，小汤山医院即于当日火速开工……

2004年8月30日，王岐山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接过奥运会会旗。

2011年5月10日，王岐山出席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签约仪式。

第十天，王岐山出席新闻发布会并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专访，妥善引导舆情，消除市民对“非典”疫情的恐惧心理，增强了市民的信心和勇气。

王岐山在北京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半年的时间里，体重下降了10公斤。他说，“做北京市长，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重于泰山，我时刻铭记于心”。

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组委会主任，王岐山扎实工作，付出了辛劳和智慧。面对奥运“大考”，王岐山提出：奥运工程要实现“安全、质量、功能、工期、效益”五统一，“北京要借奥运会契机全面提升城市的服务和管理水平”。2010年10月31日，上海世博会胜利闭幕，以“成功、精彩、难忘”载入史册。闭幕式上，王岐山动情地说，“在184天里，190个国家、56个国际组织以及中外企业踊跃参展，200多万志愿者无私奉献，7308万参观者流连忘返，网上世博永不落幕，这一切共同铸就了上海世博会的辉煌！”

率团赴美主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2008年，作为分管中国对外经济事务的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岐山首次率团赴美主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针对美国因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他即席发表演讲：“我这次来美国之前，很多朋友对我说，你要小心，美国的大门就要关上了，因为美国盛行着保护主义。但是，我认识的美国不是这样的，历史上的美国就是贸易立国，是一片能够容纳世界各族人民的热土。”他话锋一转：在我访美的第一站圣路易斯市，矗立着一座巨型拱门，“有框无门”，是当时美国开发西部的起始点，美国应该像这座拱门一样，永远开放。

王岐山率工作团队与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财金领导人以多种形式进行密切的信息沟通，加强形势研判和对话，在双边和多边领域，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挑战，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为中国元首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做了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

同年9月，正在美国访问的王岐山接到美方通报第二天雷曼即将破产的消息。他立即部署国内金融部门做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各项准备，确保中国经济金融稳定。10月6日，中央果断决策，成立国务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小组，由王岐山担任组长。在之后召开的多次会议上，王岐山强调，要坚定信心，冷静观察，研判形势，有效应对，努力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面对这场危机，王岐山始终冷静清醒。他多次重申：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极为复杂严峻，充满不确定。不确定中可以确定的是，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将长期化。立足当前，要确保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不平衡的复苏比平衡的衰退要好。中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金融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加快转变金融业发展方式、调整金融结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前提。“底线论”为中国金融业支起了一把“安全伞”。他还主持建立了金融旬会制度，加强“一行三会”的协调配合，推进金融发展、改革、开放、创新、监管和服务。

遭地方官员“灌酒”，不买账

王岐山的老友黄江南回忆，80年代，黄江南与王岐山一起到河南省某县，县里的领导招待他们。当地有“灌酒”之风，餐桌上，一位办公室主任拿起一杯酒顶在头顶，跪在地上，对王岐山说，“到我们这来，这酒一定要喝，你不喝我就不起来。”

“要一般人就说起来起来，就喝了。岐山呢，就不喝。他不是完全不能喝，但是你以这种方式胁迫，他就不屑一顾。他说，你喜欢跪着就跪着吧。”黄江南至今回想此事，仍颇感惊奇。

“王岐山继续和其他吃饭的人谈笑风生，留他一个人跪那。”黄江南看场面太尴尬，便主动提出替王岐山喝酒。王岐山却不同意，只说“他喜欢跪就跪去”。最后这位办公室主任只得起身。

王岐山后来在北京工作时，在一次会上批评某些领导干部“一到饭点就不见人，跑去参加各种饭局宴请”，最后只剩他（王岐山）一人在食堂吃饭。

履新中央纪委书记

2012年11月30日，刚刚担任中央纪委书记半个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就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问计“高参”。王岐山指出，“党的作风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要清醒地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反腐败斗争要让人民群众感到越来越有力度，越来越实在，要‘润物细无声’，不搞‘三把火’。要有深邃的思考和植根于我们土地的调查研究，研究并实施制度创新。”在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上，王岐山强调，“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绝不能‘透支’党的信任和信用，要用铁的纪律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服务人民、刚正不阿、秉公执纪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王岐山履新后不久主持通报纪委系统自行清退会员卡的会议，只用了20分钟。中央纪委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为防止秘书代笔，王岐山现场给大家布置作业，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写一篇学习党章体会。他在见外国友人时笑称：“以前就怕念稿子，现在得了济了（得济，北方方言，指有益、得利）”。他在与相关专家座谈时，也要求学者们不要念稿，简短、直接表达观点，去掉“尊敬的王书记”之类的寒暄。座谈末了，还推荐大家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引发一场中纪委内外、全国读史热。

中纪委原来设置8个纪检监察室，1室管国有企业，2室管金融机构，3室管教科文卫，前三室不涉的其他中央机构及国企由4室监管。5-8室分管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王岐山上任后，新成立9室、10室，将5、6室拆分，新的对应方式为：5室对西南，6室对华北，7室对华东，8室对中南，9室对西北，10室对东北。

“（比如）原来一个室下面三个处，一个处要管两个省，现在可能一个处只管一个省了。（查处）力度肯定大了。三四个人只盯一个省，一个省能有几个省部级干部？……这几个省的官员肯定都睡不好觉。”上述知情人士说。在这次中纪委监察部内设构架的调整中，原党风廉政建设室与原纠风室合并为“党风政风监督室”，原执法监察室和原绩效管理监察室合并为“执法和效能监督室”。所以，机构总数保持不变。“……绩效室原来就是做行政审批、效能监察、行政问责。（王岐山认为）效能这个应该（多）是国家公务员局的事情。这个科室是2011年才成立的，他来了立刻就撤了。”接近中纪委的人士说。

《凤凰周刊》报道，王岐山出任中央纪委书记后，几乎不去饭局，甚至中秋节朋友送来的月饼都坚决不收。为了避免老友生疏，或是被认为官大了不好相处，老王夫妇想出两全之策：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做客，开伙煮饭，而且他们几乎都不喝酒。这样一来既遵守了中央的规定，挡住了一些应酬，又能和朋友们正常交往。

2012年5月19日，王岐山在湖南张家界出席2012“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启动仪式。

2003年1月7日，王岐山在海南省陵水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

145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落马

从2012年12月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落马，到2017年10月司法部原部长吴爱英落马，在王岐山担任中央纪委书记的5年间，共查处145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其中被查处的——

正国级官员1名：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副国级官员5名：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

中央委员19名：蒋洁敏、李东生、杨金山、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苏树林、王珉、田修思、黄兴国、王建平、李立国、孙怀山、项俊波、王三运、孙政才、杨焕宁、张阳、吴爱英；

中央候补委员17名：李春城、王永春、万庆良、陈川平、潘逸阳、朱明国、王敏、杨卫泽、范长秘、仇和、余远辉、吕锡文、李云峰、牛志忠、杨崇勇、张喜武和莫建成；

中央纪委委员7名：申维辰、梁滨、王仲田、李建波、曲淑辉、李刚、刘生杰。其中，给予王仲田撤销党内职务的决定；给予李建波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并责令其辞去中央纪委委员职务；中央纪委驻国家民委纪检组原组长、国家民委原党组成员曲淑辉被给予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处级非领导职务；国侨办原副主任李刚(正部长级)，被留党察看一年；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副部长刘生杰被撤销中央纪委委员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