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所处的安全环境和面临的安全条件极其复杂，在相邻的中亚、南亚、东南亚地区活跃着不少极端、恐怖组织，时常策划、组织暴恐活动，有些甚至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而上述这些地区的国家大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见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已成为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威胁之一，必须高度重视。

中国周边活跃着哪些极端组织

在中亚，当前影响较大的宗教极端组织是“伊斯兰解放党”（“伊扎布特”），具有煽动和进行大规模活动的能力。该组织上世纪50年代创建于巴勒斯坦，创始人是纳卜哈尼，他是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的校友，深受穆斯林兄弟会思想的影响。“伊扎布特”的政治主张是“铲除”世俗政权，建立政教合一、遵循沙利亚法的“哈里发国家”，比穆斯林兄弟会还要激进。世界公认“伊扎布特”为极端组织，相当一部分国家将其定性为恐怖组织，各国都采取措施打击该组织。苏联解体后，组织严密的“伊扎布特”抓住时机进入中亚，最初主要活跃于乌兹别克斯坦，并逐步扩展到其他中亚国家。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民族冲突后，大批乌兹别克人沦为难民，“伊扎布特”趁机在吉境内发展成员，并且向吉北部擴展。“伊扎布特”的重点发展对象是有一定教育程度的青年和妇女，并通过他们吸引其家庭成员，甚至向政府官员层面渗透。“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伊扎布特”在中亚拓展的势头更为强劲，已渗透到了哈萨克斯坦南部边界。仅在2012年上半年，吉、哈两国政府就在吉首都比什凯克和哈南部边界查获了四批携带和散发宗教极端主义宣传品的“伊扎布特”成员。“伊扎布特”也渗透到中国新疆，曾在新疆多地散布、张贴传单和标语，并煽动群众上街游行。

发源于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交界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是具有很强实力的恐怖组织，已经有能力实行武装割据。近年来，由于中亚国家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乌伊运”主力已经逐步转移到了阿富汗北部。同时，受萨拉菲主义等“跨国圣战”思潮的影响，“乌伊运”的目标不再局限于推翻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而是宣称要进行“全球圣战”，其人员构成也出现了全球化趋势，许多新成员来自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德国、俄罗斯，甚至中国新疆。近期欧美多地发生的恐袭（比如2017年10月底纽约发生的卡车冲撞人群事件）均由乌兹别克人实施，与“乌伊运”的作用不无关系。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起初在中国新疆从事分裂、恐怖活动，被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后，其部分成员成立了“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目前已成为中亚地区极端、恐怖势力中的第三大组织，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建有训练营地，约有200到300名职业骨干成员，并且用阿拉伯语编写了名为《伊斯兰突厥斯坦》的网络出版物，极力将其在新疆的分裂、恐怖活动纳入到“全球圣战”之中，甚至将其对中国政府的“圣战”与在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圣战”相提并论。近期，“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内部出现了在“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之间摇摆和彷徨的态势，前者坚持以在新疆搞民族分裂为主要诉求，后者则积极组织信众前往叙利亚等地进行“全球圣战”。

“伊吉拉特”（“迁移圣战”）起源于中东地区，上世纪90年代开始蔓延至中亚地区，并扩展到东南亚、非洲等地。“伊吉拉特”号召信众背井离乡到世界任何地方进行“圣战”，以建立“哈里发国家”。2011年7月，一伙恐怖分子攻占中国新疆和田的一个派出所达数小时，他们在那里升起的不是“东突”的旗帜，而是“伊吉拉特”的旗帜，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伙人中有不少人就曾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界和克什米尔地区接受培训。此后，又有六人在新疆劫持民航飞机未遂，被抓后声称劫持飞机是要去中东参加“圣战”，这六人也是“伊吉拉特”成员。“伊斯兰国”崛起后，人们发现其口号和旗帜与“伊吉拉特”十分相似。一些国家的极端分子变卖家产，偷越国境前往中东参加“伊斯兰国”，他们大都是受到了“伊吉拉特”思想的影响。

近年，中亚还出现了“哈里发斗士”等新的极端组织。“哈里发斗士”发源于哈萨克斯坦西部里海沿岸，活动基地位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带，其核心人物多为哈萨克斯坦的退役士兵，成员中也有吉尔吉斯人和塔吉克人。从2011年10月开始，“哈里发斗士”在哈萨克斯坦连续发动了多次袭击。“哈里发斗士”与塔利班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塔利班不但帮助“哈里发斗士”策划袭击，还指导其媒体活动，并帮助其招募新成员。“哈里发斗士”目前主要在哈境外、特别是在巴基斯坦的哈萨克斯坦留学生中发展新成员。

此外，在东南亚、南亚地区也活跃着不少极端、恐怖组织。比如，“伊斯兰祈祷团”是活跃在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恐怖组织，多次发动恐怖袭击，造成许多无辜平民伤亡。“阿布扎耶夫”是以菲律宾为主要活动区域的恐怖组织，曾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去年菲律宾政府军在马拉维市进行的反恐行动就以该组织为主要目标。另外，在缅甸的一些“罗兴亚人”组织已实现暴恐化，以维护“罗兴亚人”的权益为名对缅甸军警进行攻击，而且其与中东恐怖组织关系密切。塔利班主要在阿富汗境内发动暴力袭击，一般情况下不在境外开展活动，因此许多国家并没有将其列为恐怖组织，但它是一个宗教极端组织则是毫无疑问的。近些年，塔利班出现明显的分裂迹象，与其有密切关联的“哈卡尼网络”等团伙已成为恐怖组织。

上述这些组织大多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有密切关系。

对中国形成严重威胁

极端主义思想在与中国山水相连的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进一步扩散，使该地区的老牌极端、恐怖组织更加激进、暴恐，并且催生了新的极端、恐怖组织，其中有些还得到西方势力的暗中支持，必然对中国形成严重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极端、恐怖组织的人员和武器通过边界进入中国、特别是新疆地区，使新疆境内的“三股势力”进一步加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溃败，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都面临着极端、恐怖分子从中东战乱地区回流的严峻形势。值得注意的是，回流的“圣战分子”中有的是拿着合法护照回来的，在虽然得到相关方面通报、但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拘留他们？如何对他们实施监控？这是中国和不少国家都面临的一大难题。

其二，极端、恐怖组织通过光盘和网络等途径宣传极端主义和“圣战”思想，直接煽动、教唆中国境内的暴恐分子。例如，“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向全球传播其网络出版物《伊斯兰突厥斯坦》，还与“乌伊运”共同发行视频“真主战士工作室”，频繁地发布在新疆进行恐怖袭击的视频，大肆鼓吹对中国进行“圣战”，颂扬被击毙的“圣战烈士”。为扩大影响，“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还在视频中公开“认领”新疆、北京、昆明等地的暴恐事件。被抓获的暴恐分子承认，他们正是受到了这些网络出版物、视频和光盘内容的鼓动，并从中学会了如何实施暴恐行动。

其三，极端、恐怖组织对中国在中亚、南亚、东南亚的人员和设施进行暴力攻击。仅2004年一年，就有14名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被暴恐分子杀害。这两年也不时有中国个体商户和游客在阿富汗遭到抢劫或受到人身伤害。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油气管道、中國—缅甸油气管道等重要项目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

如何应对

极端主义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的敌人。习近平主席曾在上合组织峰会上提出“中国方案”，即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网络恐怖主义为重点，着力铲除、封堵恐怖、极端思想的根源和传播渠道，加强对其渗透的防范和监控，避免其受外部势力操控破坏地区安全稳定，制造社会动乱。

第一，进一步加强综合治理。在与极端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光有“硬实力”是不够的，还要有“软实力”，即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综合治理，才能最终铲除这个毒瘤。目前特别要重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加强不同宗教、民族、文化背景群体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对各种宗教的“容忍底线”进行梳理，避免发生侮辱宗教和文化歧视的事件。二是要重视研究极端主义思潮的心理因素，采取积极措施防止一些民族传统和宗教思想被极端分子利用。三是要采取措施防止极端主义思潮影响青少年，可以通过学校对青少年开展反对极端主义的思想教育，让青少年了解本民族之外其他文明绚丽多彩的历史，以及各种文明互相融合、共同发展的人类历史。比如，德国在中学推广连环画《安迪》，讲述主人公安迪和他的土耳其裔女友亚希共同帮助亚希的哥哥摆脱极端思想和恐怖组织的故事，对引导青少年认清极端主义的本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要加强对一些宗教场所和相关团体的管理，防止出现宗教政治化、极端化现象，对人员前往深受极端主义影响的地区和国家进行朝觐、学习或其他宗教活动应加强引导和管理。英国最近与伊斯兰国家合作，培训了一批伊斯兰神职人员，专门去做恐怖活动嫌犯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正确领悟伊斯兰教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二，努力消除“网络污染”。一是必须使新闻传媒、特别是网络传媒接受制约，不得宣传宗教极端主义和文化偏见，不得挑动民族仇恨和冲突。这方面可以借鉴欧盟媒体监督中心的做法，建立媒体监察机制，对一些不负责任和不精确的报道进行审核，对误导和造谣做出必要的处罚。二是建立网络传媒从业人员培训机制，增进他们对不同宗教、民族和文明的了解，加深他们对极端主义危害性的认识。三是严密监控、坚决查禁传播极端主义思想的光盘、网络宣传品，对那些容易受到极端主义思想影响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进行疏导和教育，以化解、消除导致暴恐活动的潜在条件。2015年英国表示计划在五年内投入19亿英镑，用于打击网络恐怖活动。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也需要加强。

第三，发挥国际合作的作用。加强国际合作是遏制极端主义跨国、越境活动的有效途径。这里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参与和加强全球范围的合作，比如联合国主导下的全球反恐和文明对话合作；二是参与和加强区域性的多边合作，比如通过上合组织等机制推动多边反恐和人文合作，2017年6月在阿斯塔纳签署的《上合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无疑将进一步推动在中国周边的反极端主义国际合作；三是建立和拓展双边合作，比如中国与俄罗斯、巴基斯坦、阿富汗、美国以及一些中亚国家均已建立了安全、反恐方面的合作，应不断深化和拓展。

第四，重视和加强全民反恐教育。现在国内许多人还搞不清楚什么是恐怖主义，有些人甚至认为伊斯兰就是恐怖主义。而在穆斯林居住地区，有的清真饭店还挂着本·拉登的照片，而饭店员工并不知道此人是谁，只知他是“穆斯林的英雄”。特别严重的是，一些年轻人深受极端主义网站的毒害而走上了不归路。所以，当务之急是普及相关知识、提高认识，使民众知道什么是恐怖主义，其发展特点和危害是什么，并了解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应急自救措施。为此，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通俗读物、举办培训班、组织反恐演习、建立研究机构、在学校开设有关课程等，都是必要的手段。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该法对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的认定、安全防范、情报信息、调查、应对处置以及反恐上的国际合作、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主义条例”等都可作为重要的教学参考。近期，法国为严防极端分子回流，在全国13个大区设立了去极端化中心，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值得我们借鉴。

新加坡已故前总理李光耀、美国的基辛格博士等人都多次指出，反恐斗争既是一场武器的较量，也是一场思想的交锋——与恐怖分子的意识形态战斗。他们认为，必须开展对抗恐怖主义思想文化的斗争，与伊斯兰健康力量合作以战胜暴力极端分子。

（作者为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软科学专家、上海社科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