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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城市中的建设与活动策略探析(1921—1927年)

2018-04-23朱孟光

党史博采·理论版 2018年3期
关键词:党的建设城市中国共产党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城市基层党建适应城市社会和革命斗争环境的变化,采取了“适应性建构”的行动策略,即在构建自身组织网络、主动介入城市社会各个群体日常生活的同时,借助动态性的社会关系网络,积极地引导和建构关于对象身份认同的政治,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这些策略主要包括:组建支部和党团实现对非党组织及社会的领导;创建并利用工会、工人俱乐部等新的组织开展活动;破除“工学界限”,融入传统社会联系纽带之中;以维护工人群众切身利益为中心开展斗争,扩大政治影响。同时,也要看到,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组织还尚未广泛渗透于广大的市民社会中。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城市;党的建设;活动方式

[作者简介]朱孟光(1988-),男,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和党建教研部校聘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建设史、执政党建设基本问题。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18)03-0016-04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建党伊始,就确定了自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并提出“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①,把组织动员群众作为自身扎根基层社会的基础和党的伟大力量的来源。1922年,中共二大指出,为了“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不但需要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和训练,而且“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②具体在城市环境的实践中,党的建设采取了一种“适应性建构”的行动策略,即在构建自身组织网络、主动介入城市社会各个群体日常生活的同时,借助动态性的社会关系网络,积极地引导和建构关于对象身份认同的政治,并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

一、组建支部和党团实现对非党组织及社会的领导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开始凸显。而无产阶级要获得革命的领导权,就离不开党的组织工作作為坚强保障。没有坚强的组织保障,党本身就不能发展,党也无法由宣传自身的工作进一步发展为宣传动员广大群众的工作。基于此,主要采取了两个大方面的举措:

一是确定支部为党的基本组织,并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同时规定了支部以产业、机关或地域为单位的设置原则。③采取这种组织设置方式,党的基础组织就可以在社会组织中渗透扎根,维系党与广大群众直接而紧密的关系,便于党对群众的团结与动员。四大还明确了党的基本组织的职责和任务。除了教育和发展党员之外,支部的工作还包括宣传群众,并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组织,比如劳动学校、俱乐部、互助会等等。④

针对当时党的基础和党的活动工作者仍以各地方组织为主的情况,中共中央执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提出,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要将各个支部建成党的真正而坚实的基础。要将党的基本工作分解到各个支部的活动和工作之中,各个支部里面囊括党的各项工作,并且支部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活动和分工。⑤赵世炎具体阐释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他强调,“使支部成为社会之核心”是我们的主要目的。“一切工作归支部”,意指每一个支部成员都要将其工作和社会关系集聚到支部中,并交由支部来指挥。⑥会议还提出对支部的设置原则进行改造,只允许按照行业划分的工厂、农村或学校支部,以及按照居住地址而划分的街道或区域支部的存在。⑦赵世炎认为,“产业或职业的支部”比较容易划分,“区域形式的或城市中按街道而划分的支部”也是比较容易划分的。从性质上来讲,前者毋庸置疑是必要的,而后者比如街道支部对于扩大城市市民运动是有极大促进作用的,“我们的工作在城市者甚多,对于街道支部之发展是极当注意的。”⑧

为了使支部更加能够自动起作用,试行党内民主的工作也在逐步展开。在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之后不久,上海区委开始试行党内选举制度,其目的在于“免去过去过于包办的坏影响”⑨。上海区委先是全面试行各支部下事会的选举,“意在位所有同志对支部下事会负绝对的责任。”其试行的结果是,“不但毫无流弊发现,且已收到相当的成效”。两个月之后,上海区委又决定试行各部委委员的选举,同样“改选结果,非常良好,各部委委员,工人同志占百分之八十”。⑩上海区委再进而准备进行区委执行委员的选举。这样就让有才能的群众领袖获得了参与工作的机会,有利于培养更多干部人才,建立党的巩固基础,使党的力量深入群众之中。

二是创立并发挥党团制度的作用,以实现对非党组织的领导。党团这一组织形式,最早是设立在国民党内部,由各地的在国民党中工作的共产党和青年团同志共同组建,并受到地委或区委党组织的直接指挥。然而,在召开党团会议的时候,共青团地委或区委必须派一名同志出席。?中共四大之后,党团这一组织形式开始向外延伸和扩展。其不再仅仅局限于国民党内部,而是在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和群众组织中都要建立党团。这些党团同样是与共青团的同志共同组建,并受到各级执行委员会的指挥。?1925年8月31日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三号》明确规定了各团体中校团(即中国共产党党团的代号)的组织与职责。

该通告强调,党团的重要作用是在各种社会团体机关而又本党同志参与的代表大会中临时组织之,以主张本党的政策。在工联、学联等联合团体总机关的负责职员中,若有党的同志参与其中,也需要组建该团体中的党团。“其各个团体机关”则“不必常设校团”。各级党团分别隶属于同级党组织并对其负责,接受并执行其决议与策略。该通告还对党团与支部进行了区分。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职责:一是在某一固定的机关之内,担负发展党的组织的职责;二是指导该机关内的本党的政治工作的职责。而党团则是在无法组织支部的情况下,在各种临时会议或各种联合机关内组建的。其职责在于组织本党同志一致行动,主张本党政策。?1926年1月,党在《职工运动中党的发展及其关系议决案》中指出,党不能直接命令工会,但是党的政策主张可以采取间接的方式,通过工会党团和支部实现对工会组织的指导,并得到工会组织的执行。同年7月,中央执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初步总结了党团工作的经验。在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党团的性质和任务。该决议案指出,党团的工作在之前有很多的不足,对党团的意义缺乏认知,甚至有将其作为“党的第二组织”的倾向。为了改正这些缺点,就要首先明确,党团组织是在各级党的机关之下成立,并依附于党的组织的管理和指挥,而并非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或系统。其任务是在工会、农会等各种社会团体之中施加党的影响,以实现党的政策主张。?通过以上这些决议中有关党团的规定,可以看出,只有对党团与党的支部进行正确区分,才能充分发挥党团的作用进而实现党对非党组织的领导。党团并非直接命令、包办代替非党组织,而是通过在其中起支配与影响作用,贯彻和实现党的主张与政策。?随着党团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党的政策主张在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和渗透也在扩大,助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二、创建并利用工会、工人俱乐部等新的组织开展活动

早在中共一大之前,发展壮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及其所展现出的伟大力量,各种标榜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人团体争相创建。在这一背景之下,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主动融入这一工人团体创建的时代风气和潮流,创建了一批公开的工会。此时创建的这批工会仍然沿用“招牌工会”?的一些做法。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领导建立了由上海各业机器工人组织而成的第一个职业工会,即上海机器工会。与此同时,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借助1920年“五·一”劳动节长辛店工人组织集会的契机,建立了长辛店工会。后来为吸引工人,又将其改为“工人俱乐部”。1924年,顺应平民教育的潮流,中国共产党先是合并沪西的两个补习班公开挂牌组建“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并在此基础上组建公开的“沪西工友俱乐部”。该俱乐部对所有沪西的工人开放,在同一个工厂里面有部员超过三个人的则成立工厂小组。俱乐部的人数,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从二三十人发展到近2000人,建立的秘密工厂小组遍布19个纱厂。之所以取得如此成效,得益于工人的需求和教师满足需求的能力两个方面:一方面,俱乐部内设的识字班、文化补习班、演讲会等与工人识字读书的迫切愿望相契合;另一方面,俱乐部的教师多是像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等著名的共产党人,他们不仅知识渊博,而且善于宣传鼓动,其所传授的知识和观点容易被工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五卅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设立并利用“俱乐部”这一形式对工人群众进行组织和宣传鼓动。其实,工人俱乐部早在中国共产党还未建立的时候,就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认为,应当充分利用工人俱乐部的一切优势,并通过对其予以适当改变,进而符合党的目标和任务。工人俱乐部可以成为党的宣传的有力工具,其创办的壁报和图画能够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作为党的群众宣传组织,在工人俱乐部中建立的“自修研究会”必须吸收本党之外的人员参与。其宣传尤其要做到既富有趣味又很切合实际。其宣传工作的内容一般是共同读报,解释时局及阶级斗争的略史等。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宣传,应当注意到工人对政治认知的程度以及他们自身的需求。此外,工人俱乐部还应发挥工人群众“团体生活的革命中心”?的作用。

三、破除“工学界限”,融入传统社会联系纽带之中

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工人运动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工人中原有的地缘、业缘和秘密结社组织以及“工学界限”的障碍问题。在上世纪20年代,工人群众内部维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着基于地域的同乡关系、基于义气的结拜关系、基于人身依附性质的帮派关系等各种传统社会的关系纽带。通过对近代上海工人运动的研究,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认为,党的干部无法任意地对工人群众进行驱使,并把本党的政治主张和意愿施加在他们身上。党对工人群众的领导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这是因为工人群众是“植根于故土文化与工作经历之中”?的自身抗议传统的继承者。这导致了工人与学生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紧张关系。正如学生中间由于家庭背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存在差异一样,工人群众本身也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因地缘、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工作和经济状况等原因造成的。

上海作为全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自然也是中共组织活动的核心区域。但是中共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最初并不顺利。这在邓中夏那里得到了印证。虽然上海在党成立之后就已经开始组织职工运动,但是老是无法持续做下来,“做起来一点,便又覆灭。”?这与基于地缘关系的帮口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对此,包惠僧也认为:“工人大多在帮”?。在上海的各工厂中,遍布诸如山东帮、广东帮等地方性的帮口。尤其是青帮更是只手遮天。上海的工厂、码头直至各个角落都有它们的组织。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没有青帮的关系,任你是大的公司企业工厂,还是小的里弄摊贩,都将寸步难行。

为了打开工人运动的局面,共产党人采取利用帮会的组织网络以及其中存在的各种礼仪、规范等社会资本形式作为媒介,以获得对工人群众进行广泛聯系的条件与机会。包惠僧认为,对于封建社会中形成的黑恶势力的帮会,要采取先“钻进去”接近它,并进而对其进行“争取”“利用”和“瓦解”的策略。具体来讲,一是结交各个工厂中各个帮派的头面人物,以达到协调帮派与帮派之间矛盾冲突的目的。在此基础之上,再行对工人们施以“天下工人是一家”之类的宣传教育。这种做法收效虽慢,但却是解决帮与帮之间矛盾冲突的正确道路。二是“把几个同志设法加入青帮或洪帮”做小兄弟。这些同志必须首先留心学习帮口的规矩,并在此基础上灵活地开展组织工人的工作。譬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即派李启汉去上海开展组织工会的活动。他在工人补习学校里认识了一个纺织女工,经由这名女工的引荐,李启汉得以最终加入青帮。通过在各个工厂之间的辗转和联系,党才在上海的工人群众中扎根,党的组织动员工人的工作也才得以打开局面并逐步发展。

此外,为了破除“工学界限”即工人同他们的青年学生组织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青年共产党人在生活上严苛要求自己,“学生生活工人化”,拉近与工人的关系,增强工人对学生的认同。这里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工人心中的疑难问题耐心解释,使双方观点渐趋一致。”具体来讲,一是在工人休息日等节点,青年学生普遍地开展对工区的访问调查以及结交工人群众的运动。二是采取各种方式沟通与工人群众的感情。青年学生主要通过召集各种工人会议、工学座谈会等形式来宣传和讨论工学联合等问题。此外,还会采取联合几个地区的工人和学生共同开会讨论互相都感兴趣的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澄清误解、拉近感情。三是青年共产党人对自己提出极为严格的行为道德准则。为了使工人和学生在日常生活各方面互相接近,被后来者称之为“新的清教徒”的北方书记部甚至对其人员提出了近乎严苛的公约,要求他们牺牲个人利益,全心献身革命运动。四是在消除思想隔阂的同时,坚持消除语言隔阂。当时书记部里很多南方同学,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则基本上全是南方人,浓重的乡音以及生活习惯的差异,使得他们显得格格不入,有时据此闹笑话,甚至造成一些误会。为此,还编辑油印《应用京话词汇》供南方学生教员学习。当时学生教员把这本应用词汇随身携带并随时翻阅,不用多久就可以说出工人群众能够听得懂的京话了。

四、以维护工人群众切身利益为中心开展斗争,扩大政治影响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主要凭借自己建立并领导的公开的工人组织,来发动和领导维护工人切身利益的斗争。1922年1月,在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之后,劳动组合书记部不仅公开发起组织上海香港海员后援会,而且还成功地发动或指导了一些罢工,比如上海浦东纺织工人罢工以及上海邮局信差罢工等。虽然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的这些活动规模非常有限,但是由于它是为工人的切身利益而进行斗争,所以,它能够获得广大工人群众的信任,扩大我们党在城市中的政治影响力。作为公开指导工人罢工的机关,工人们要罢工时就会直接来找劳动组合书记部。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人家也知道这是共产党办的,来找我们实际上就是找共产党,他们并不感到可怕。”然而,在五卅运动后期,由于军阀镇压,上海总工会的公开活动空间急剧缩小。为了使党在总工会无法公开活动的情况下切实掌握对于工人运动的领导,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探索新的群众工作方式。会议指出,今后要加强工会领导的经济斗争。这也就是说,在领导政治斗争的时候也不能忘记了工人群众的经济要求。政治斗争力量的增长只有在经济斗争要求得到实现和满足的时候才能达到。此次会议之后,为了“保存上海总工会在工人群众中永久之信仰,使工人群众对上海总工会不失望”,党通过转入地下的各级工会,采取各种策略加强对工人经济斗争的领导与发动。这些策略具体如下:一是对于不能通过举行罢工而斗争的企业,领导发动工人进行怠工斗争;二是积极利用灰色团体来组织工人群众;三是以使工人容易获得胜利为原则,不提一些过高的要求;四是对“工人中之有能力者”积极培养成为工会中“工人群众中之下级领袖”。此外,各个党支部还通过做好经常性的群众工作,尤其是通过切实掌握并评判工人群众“实际生活中所感受的苦痛”,而不要讲“空洞过激的言论”,来引发群众的同情和了解,使其愿意接近党并接受党的领导。

在领导群众开展经济斗争的同时,上海区委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公开的政治斗争来扩大自己在群众中政治影响力,并采取了一条新的政治斗争方式。1926年6月22日,上海区委发布的第64号通告《地方政治工作的意义与作用》在指出过去工作缺陷的同时,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方向。该通告认为,过去工作存在的缺陷集中为“不知道好好注意地方政治,不能领导同志及其他群众为他切身历处的实际生活的问题而活动而奋斗”。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缺乏对党所在的周围社会状况的变动以及群众心理的明确了解和认识,过于偏重于国家政治层面,致使党的活动难以和社会发生密切的关系;二是党内同志感觉党和他实际所处的社会关系关联不大,其所做的工作过于高远,难以引起他的浓厚兴趣,以致产生厌烦或对党淡漠的心理。对此,该通告指出,今后要做很多切实具体的地方政治工作,帮助群众向周围的直接压迫者作斗争,并在指导群众斗争的过程中使其“对我發生信仰”,并“乐于与我合作”“情愿受我指挥”。只有做到了这些,才算真正实现党的力量深入了群众,实现了对广大群众的领导。

总体而言,早期党的领导能够随时根据城市革命斗争环境的变化,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针,基本没有发生重大失误。这也是这一时期城市基层党建取得成效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当然,这一时期城市基层党建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共在利用传统帮会等组织的同时,也反被其利用。而且,中共在城市的组织“并没有广泛渗入广大的市民社会中”。中共在上海的基层组织组建过程中凸显了这种困境。最初上海区委对在工人之外的其他行业中发展自己的组织并不重视,而当其有意向工人以外的群体发展党的组织时,却发现面临很大的困难。由于工人以外的其他行业,诸如自由职业者、小商人、教师、律师等职业的党员实在太少,上海区委以马路、里弄为单位的建立街市支部的设想未能完全实现,最终只建立了少数几个街市支部。这也说明,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城市基层党建尚处在早期的探索阶段。

[注释]

①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③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80页.

④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81页.

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

⑥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9页.

⑦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

⑧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9页.

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08页.

⑩罗亦农.最近政治党务的概况及今后上海工作进行之方针(1926年12月).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一○三号(1927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121-122,141-142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97页.其中“民校”指的是国民党,“C.P.”指的是共产党,“S.Y.”指的是青年团.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81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0-452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185页.

?陈丽凤.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1921—200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所谓“招牌工会”,指的是一些有名无实的工界团体。它们并非真正的工人组织,也没有现代工会的气息。其发起人多为政客、工头,甚至资本家或资方代表,并不真正代表工人利益,也很少开展维护或争取工人利益的实际斗争。它们的名称宏大却组织松散,有些还带有明显的行会或同乡团体色彩,实际上并无多少会员。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9-480页.

?(美)裴宜理.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上海新华印刷厂,1949年版:第155页.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7页.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0页.

陈卫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上海总工会被封闭后之工作概况(1926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8年编印,第112页.

上海总工会最近三月内经常工作之计划(1926年1月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8年编印,第80-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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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上海职工运动的改进计划(1926年10月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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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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