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本刊编辑部 撰文/李之末

《莫愁·智慧女性》语汇新解——创变点亮生活

创变者，近两年萌生的词，即“用创造力介入一个社会问题，并带来美好改变的人”。

说起创变者，要先从社会创新说起。社会创新是一种新兴趋势，由民间力量自发形成，通过各种方式，改善某一人群生存状况。它非商业，却不反商业。

创变者们将公益与商业结合，解决了公益组织自力更生的难题，同时，把有意义的事办得有意思。他们都是普通人，对商业、社会做出微变革，累积成为强大推动力。

以往，人们解决某个社会问题，是以捐物、捐款等方式。创变者要做的，是不仅在物质上帮助他人，更利用智慧、专业技能，在公益行动中传递尊严、关怀、力量感等，并激发受助者成长演变，继续传递这些美好。

创变者大量涌现，用行动告诉世人——施舍不能改变什么，但尊重可以。支援不能改变什么，但创想可以。同情不能改变什么，但行动可以。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从你一个小小的美妙创意开始。

新公益，让有意义变得有意思主人公：广州85后衷声

衷声

发表那篇点击率近2万的演讲之前，一直在幕后默默讲故事的衷声并不扎眼。

这篇《让有意义的事情有意思》，使从事出版工作的她，以及社会创新企业Bottle Dream，以一种逼人心魄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无论你现在是谁，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都可以用身边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用你最擅长做的，哪怕跑步和吃都可以，然后去做成一件事……它可能回馈给你一段美妙的生命体验，或一群志同道合的同行者，也可能是你意料不到的、与善良有关的惊喜。”

这段话打动了无数人心扉，它也是衷声事业转型的根源——2013年年底，好友蔡延青（又叫阿菜）邀她做Bottle Dream联合创办人。

最初，蔡延青只建了一个网站，翻译国外形形色色的案例，打破传统意义“做好事”的刻板印象，鼓励人们利用职业技能，做公益项目。“做好事不一定是沉闷、不美、充满自上而下同情心的，也可以是有趣、好看、充满平等同理心的。让每个人都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对某个问题做出美好改变”。

衷声加入后，Bottle Dream变成了一个集媒体、商店和行动平台的“社会创新潮牌”，关注了一系列“新公益”事件。2016年7月，其举办了第一场线下活动“瓶行宇宙”。

来自各地的“创变者”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比如周末到街头，为流浪汉义剪的纽约明星理发师Mark；在成都社区、学校推行垃圾分类的软件工程师汪剑超；发明“可以喝的书”，被网民热议的美国化学博士Theresa……

2017年5月，一场“剩食派对”更吸引了整个上海的注目。在西岸艺术中心，Bottle Dream低价购入即将过期或外表破损的食物，烹饪成午餐。被抛弃的玉米、土豆做成清爽好看的沙拉、生产线上多余的边角布料成了替代纸巾的“真·惜”手帕。音乐声中，大家共分享，用感性、具仪式感的方式，引起人们对浪费的反思。这场活动吸纳了520名参与者，以及1185万的直播观众，曝光量达1.8亿。

当年8月，经过漫长的审核，Bottle Dream成为中国内地第五家官方认证的Benefit Corporation（共益企业），也是首家媒体型共益企业。

共益企业，一种新型商业组织形式，2007年始于美国。它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始于善意，也需要稳健的商业模式，支撑善意前行。目前，全球50个国家中，有2221家企业获认证，包括美国最大的冰激淋公司Ben&Jerry’s等新型企业。

虽然带动了诸多年轻人，而对衷声而言，最直接的感动是，一位模特好友的改变。

好友学设计出身，有点古怪的强迫症，路边看到的东西都要捡回家，制成作品，比如碎玻璃画。她一直不敢让别人知道“怪癖”，直到衷声一遍遍重复：“垃圾只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最后，她创办了品牌“野草”，将收集的路边花草做成花艺，再开设花艺讲座，让付不起昂贵培训费的人利用“垃圾”再创造。

衷声说为她想了一段广告词：世界上没有一种名为野草的植物。哪怕是一个微小创变，都能开启更多人的美好行动。

平视就好，平等才是最大的善意主人公：台北80后黄孟淳

黄孟淳

黄孟淳萌生做“友善餐厅”的想法，是因为阿嬷（奶奶）。

黄孟淳是阿嬷带大的，小时候，阿嬷常带她外出吃饭，这是她童年最开心的时光之一。她长大了，阿嬷却变成病痛缠身的老人，出行依靠轮椅。每每家人邀请外出就餐，阿嬷总是一句“我不想出门”含糊搪塞。

对此，黄孟淳有些难过，但不明白为什么。后来，她进入台湾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念书，一次义工活动，她和一群坐轮椅的身障朋友外出用餐，花了30分钟，却找不到一家合适的餐厅——要么轮椅无法进入，要么没有无障碍卫生间，要么餐单字太小看不清。这些细节突然让黄孟淳明白了——阿嬷的感受是，正因为她逐渐年迈的身体，台北这座熟悉的城市对她关上了大门。

黄孟淳非常难过，同时生发抗争之心——如何让阿嬷和身体不方便的人，能没有尴尬地外出，和家人朋友享受温馨聚餐呢？从2012年起，黄孟淳开始专注“友善餐厅”项目。

在导师林崇伟指导下，黄孟淳带团队花了很多时间，访谈身障人士，反复研究，以用餐流程为基础，归纳整理了“到店前”“在店内”“使用设施”“离店时”四个维度的使用者需求。确定了标准后，她开始寻找符合要求的餐厅。

项目聘请身障人士做“友善特派员”，亲身感受餐厅是否合格，例如“走道是否平顺、桌椅是否平稳、服务是否平等”。3年中，特派员们测试了遍及全台湾的餐厅，用拍照、问卷调查、美食笔记等方式收集每一个细节，再通过App“友善台北好餐厅”，把测试结果上传到网络，让更多人受惠。

项目推广过程中，黄孟淳还开设了“友善服务体验设计工作坊”，邀请餐厅管理者、拥有者模仿视障、听障、腿障，切身体验其生活、出行的不易，从而推动餐厅改变。

经过团队努力，台湾已有2000多家餐厅加入“友善餐厅”，台北市社会局也协同推出“友善台北好餐厅标章”。香港、马来西亚等地的餐厅业主也发来邀请，希望黄孟淳他们能在当地建立同样的体系。

如今，黄孟淳的阿嬷已经可以自在地与家人外出聚餐。而黄孟淳团队的志向，已由“友善餐厅”延伸到地铁、医院儿科、哺乳室、出租车……“希望解决各种类似的有生活障碍的情景”。为了阿嬷而做出改变的小小行动，竟发酵为影响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邓家怡（左）

清新“糖水少女”，只负责播种梦想主人公：香港85后邓家怡

邓家怡身上有很多头衔，其中最特别的，是中国孩童创意行动协会（DFC中国）会长。

就在几年前，她只是一个在香港科技大学念会计专业、按部就班的普通学生，从没想过自己还有能力去改变什么。现在的一切，可能是从成为“糖水少女”开始。

2010年底，邓家怡与同伴发起“籽乐行动”，每逢周六晚，推着载满糖水的小车，向沿途的拾荒者、露宿者派送。籽，代表种子；乐，代表快乐。他们深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快乐的种子。他们想做播种者，透过不同渠道，四处促生快乐的种子。

毕业后，邓家怡创办了杂志《Dream Mag》，通过公益、创意故事鼓励年轻人追梦。那时候，没人讲梦想，当地媒体只会报道赚大钱的新闻。而邓家怡认为，发起一个义工队，组织一个公益活动，这些都是梦想。

如今，她的DFC中国，致力于一项有趣事业——帮孩子实现“以创意改变世界”的梦想。

DFC（Design For Change）是全球最大的孩童创意行动挑战，2009年由印度发起，几十个国家参与。这个免费参加的活动，鼓励孩子发现想改变的社会问题，并利用一个有创意的点子，透过感受、想象、行动、分享四个简单步骤，关心社会，发挥创意。

2012年，无意间接触到DFC理念的邓家怡，在印度实地支教后，将其引进香港，接着又推行到内地，创办了非营利性的DFC中国。

她主张让孩子主动挖掘问题，七天内提出具体解决方法并实行。“问题都很小，比如建造自制系统去收集雨水，教文盲父母识字，绿化种植，发起省电活动，说服父母戒烟等。”邓家怡希望播下思考的种子：“让孩子们明白，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些改变，用自己的能力和热情，不一定有钱才可以做。”

这几年，邓家怡见到很多可爱创意。在广州，孩子们发现有部分车辆不给救护车让路，便制作了视频、小卡片向车主宣传，还联系车行，希望共同呼吁“为生命让路”。在福建，孩子们发现很多人大量使用塑料袋，便组织起来，在超市门口出借环保购物袋，等顾客把物品送上私家车，再返还停车场的志愿者，做到“袋袋相传”。在成都，有些小朋友想解决爸妈不运动问题，就拍了很多伸懒腰的照片，把照片设置在爸妈手机、电脑屏幕上，加上一句“是时候伸懒腰了”……

邓家怡也时时被孩子们感动。“一次在深圳水围村办活动，参与的都是农民工子女。他们平时缺少父母的管教和照顾，多少有一些行为问题，比如抢志愿者的相机、物资玩，然而耐心教导后，都展现出可爱的一面。一组孩子只有6岁到8岁，却想解决水围村环境、爸妈矛盾、社区冷漠等问题。讨论时，一个小孩突然叹气说‘这些问题太大，我们没有可能解决’。另一个孩子竟从容回答‘我们有脑袋嘛，可以想很多办法’。当时，我确实被这个6岁孩子唤醒‘小宇宙’了。”

邓家怡心中，不是只有大人物才能讲梦想，世俗的成功也有很多种。她常和孩子们说：“我们虽不是李嘉诚，可以做到的事还是很多。只要开始行动，就总能改变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