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祚晗

摘要：《国语》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文献，记录了春秋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作是先秦历史的百科全书。在《国语》中臣子对于君王的劝谏占有很大一部分的比例，形成了篇幅众多的劝谏文，本文试从劝谏心理、劝谏艺术、劝谏思想三个角度对《国语》中的劝谏文进行分析。

关键词：《国语》；劝谏；艺术特色

一、《国语》中劝谏文的界定

柯镇昌在《先秦谏体文及其文化意蕴》中对劝谏体文的概念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所谓的‘谏体，是指古时臣民对君主或下级对上级通过规劝以达到匡正君主或上级的错误言行或思想的上书之文，其中下对上是行文关系，规劝是手段，匡正、劝止是目的。”[1]文章载录前有“谏”、“谏曰”、“止之，曰”等词语，文章载录之后，常有“弗听”、“从之”等词语。《国语》中进谏事件有很多，主要分布在六国语中，其中周语9篇，鲁语4篇，晋语6篇，楚语1篇，吴语1篇，越语2篇。可以看出进谏的大多数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但是这些优秀的劝谏文体和语言都是当时的世族和卿大夫为了让君主免于犯错而做出的努力，体现了他们的忠心耿耿和智慧超群。臣子对于君王的劝谏包含了各个方面的内容，有对于君王违礼的劝谏、有对于君王德行有失的劝谏、还有对于君王随意发动战争的劝谏，正是由于君主德行不一、出现过失更有甚者祸国殃民才有如此多的正义之臣为了国家和人民不顾生死，即使身前有刀剑身后有斧钺也能够敢于进言。从政治上来说这些忠心之谏能够使国家不偏离正确的方向，君主的思想和决策不至有失，使得人民百姓不轻易遭受战争之苦，进而垂诫后世，让后世的君主能够听进去忠心的谏言、从谏如流。从文化上来说，这些劝谏文为文学史上留下了忠心直谏、智慧超群的人物形象，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劝谏体文章，后世劝谏文依据春秋时期的劝谏文体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劝谏文化兴起于先秦时代，旨在匡正执政者的过失，对于中国的政治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春秋时期通常被成为礼崩乐坏的时代，战国时代更是如此，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难免会出现决策的失误或者听信小人的谗言，在这一时期君主更容易在思想言行上出现偏差，这时候就需要有看清情势、摆正方向的臣子出面匡正君主的过失。

二、《国语》中劝谏文的结构

首先这些劝谏文大部分是由一个人物的一段话构成的一篇独立完整的劝谏文，如：《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2]。另外还有由一个人物的两段或两段以上的对话文字构成的一篇劝谏文，如：《献公作二军以伐霍》[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劝谏文的基本结构即三段式，首先开篇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然后采取说理、用典、论辩等方式从各个角度说明理由，最后劝谏统治者及时停止错误的行为，这样的三段式结构简洁明了，其中说明理由的部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春秋时期劝谏文的三段式结构影响着后世劝谏类文章的基本结构，就秦汉文章而论，大都采用的是这种十分明了的三段式结构，凸显着劝谏体在结构形式上的鲜明特征。

三、《国语》劝谏文主体的劝谏心态

在进谏过程中，臣属通常会选择合适的时机和适当的方式向国君或上级谏言，在《孟子·万章下》中提到：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4]。其中提到了同姓卿大夫和异姓卿大夫之间不同的进谏方式，而这其中也恰恰反映出当时先秦时代贵族进谏的心态，在我国早期的社会历史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血缘组织起来的家庭、宗族，而地缘组织的影响则相对较弱，因此，在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血缘气氛相对浓厚，而这种血缘组织对国家制度与政治思想的影响是很大的。周代是以血缘关系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宗法制社会，君臣之间大多是同姓亲戚、家国一体，所以臣子在劝谏君王时，往往带有家族内部的训诫色彩，先秦贵族或卿大夫在看到国君有错误行为时能够处于家国精神及时进行进谏，甚至在国君无道的情况下可以驱逐国君而另立新君，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先秦世族卿大夫的权力之大。

四、《国语》劝谏文的艺术特色

在《国语》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各个国家之间的语言有不同的艺术特色，而从各个国家的劝谏文的角度来讲也可以看出文学语言上的不同。陈桐生认为各国文风的不同源于各国政治传统和政治风尚的不同：“周王室和各诸侯国虽然都实施相似的政治宗法制度，但他们在政治上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政治传统和政坛风气各不相同。而史官作为该国政治集团的成员，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本国政治传统和风气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自觉地成为该国政治风尚的文化代言人，由此影响到各国的文风。[5]如：《邵公谏厉王弭谤》[6]邵公的进谏论证手法丰富，其中包含了比喻说理，把阻塞老百姓的嘴，比作阻塞河水。河流如果堵塞后一旦再决堤，伤人一定很多，用阻塞河水而产生的严重后果来比喻阻塞老百姓嘴的严重后果，突出了这种错误方法对于君王治理国家和百姓的严重性。后一个比喻，说明“宣之于口”的好处，前后一对比，自然知道“防民之口”和“宣之于口”之间孰优孰劣，从而能够人君王来决定究竟实行哪种政策。同时也运用了史实说理，以“天子听政”总领下文，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从公卿列士，史、瞽、师、蒙，到百工庶人，广开言路，畅所欲言，而后经过天子的斟酌取舍，从而使政令不至违背真理。如此恰当生动的比喻与严肃认真的议论做到了有机结合，笔意纵横，态度真诚，但是如此有智慧有忠心的进谏却没有得到君主的采纳。而在《晋语》中作者往往运用幽默的讽刺手法，记叙一些戏剧性的情节来起到批评和劝诫的目的。如：《叔向谏杀竖襄》[7]叔向先对君王说：“你一定要杀了襄。”紧接着说明自己的理由，表面上是说让君主杀了襄，实际上是以另外一种巧妙的方式让君王放了襄。他说“从前我们的先君唐叔，在徒林里猎射犀牛，一箭射死，把犀皮做了铠甲。因为他的才艺，被成王封爵为晋侯。现在，你射一只小雀，没有射死，又捕捉不得，实在是宣扬你的无用了。你得赶紧杀了襄，切不可声张出去。”平公当然听出叔向在说什么，感到惭愧，忙着去赦免了襄。

这一时期的劝谏主体主要以卿大夫为主，同时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卿大夫家族作家群体，在劝谏文中也反映了这个阶层的价值观念和时代精神。在劝谏文中卿大夫所代表的贵族所体现的精神主要重在立足于“敬”的修身思想，卿大夫总是不忘用周礼之德、礼、信、敬、俭等精神劝谏霸主修德自身去樹立大国形象、实现人格的完善。如：管仲谏齐侯欲许郑子华之请，以霸主之德的道理教导齐桓公树立大国威仪，同时也以现实利害劝谏齐桓公选择有利于齐国的行动。屈巫“谏楚庄王纳夏姬”以堂皇之言谏楚庄王不要因纳夏姬而落得淫荡之名，雄才大略的楚庄王虽然喜欢夏姬的美貌，但爱江山甚于美人，于是打消了这一念头。接着令尹子反想要夏姬，屈巫又指称夏姬差点让陈国灭亡，是不祥的祸水，子反遂打消娶她的念头。但屈巫说了这么堂皇正义的言辞，自己也不好再索要夏姬。最后楚庄王让夏姬成为鳏居的大夫连尹襄老的续弦妻子。以修德之理谏言，陈明利害，从而更加具有说服力。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先秦时期的众多劝谏文中，君主不听从劝谏的情况较多，但这并不能否定当时卿大夫的劝谏技巧，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被这些人的语言魅力和智慧机巧所折服，在这其中卿大夫运用多种话语方式和说理方式进行劝谏，对于后世的文体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劝谏文化作为先秦时期一种特殊的文化传统，对于先秦时期的政治和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劝谏文体为我们更好的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结构、君臣关系和时代精神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对其他先秦典籍中劝谏文体的记录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可以更清晰的明确先秦时期劝谏文的发展脉络。

参考文献：

[1]柯镇昌.先秦谏体文及其文化意蕴[J].文艺评论，2012（10）.

[2][3][6][7]左丘明著，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4]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陈桐生.《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J].文学遗产，2007.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