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雪丽

摘要：曹聚仁真正为大陆学者所熟悉始于他的《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在大陆的出版，他对鲁迅的文化身份的进行了重新的定位，并且收集了丰富的历史材料。这些丰富、翔实材料确定了曹聚仁《鲁迅评传》的超然地位，但是作为研究者也不能忽略其中史料的一些明显的错误。

关键词：鲁迅评传；身份的新定位；内容详实；史料失误

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写于他旅居香港时期，经过多年的史料的收集和完整的构思，将一个生动鲜活的鲁迅形象呈现在研究者眼前。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在香港乃至海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却经历了重重波折，由于曹聚仁作为史学家的治史理念和内地将鲁迅作为中国的高尔基的研究理念的巨大差异与冲突，所以这两本著作在内地迟迟不能出版，直到1999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第一次出版了《鲁迅评传》，200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鲁迅评传》，并首次附录了曹聚仁的《鲁迅年谱》，将两本著作合为一体，为大陆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完整丰富的材料，而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又出版了修订版的《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对大陆版本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在《鲁迅年谱》中他说，“把鲁迅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来刻画，绝少歪曲事实之处”。①正是基于这样的史学观念，曹聚仁对鲁迅的文学和文化身份进行了全新的定位，表达了他独特的见解。同时由于与鲁迅的亲密交往，他为我们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文献资料。尽管这部《鲁迅评传》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它依然是目前鲁迅研究的重要参考对象，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一、对鲁迅身份的重新定位

在《鲁迅评传》里曾记录这样一段话：“‘曹先生，你是不是准备材料替我写传记？他正看到我书架上有一堆关于他的著作和史料。我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②这段话是曹聚仁为鲁迅作传的开端，同时也表明了曹聚仁的治史观念、立场和态度。这段话毋庸置疑也在一个侧面表明曹聚仁可算作当世了解鲁迅的几人之一，不同于大陆的意识形态话的“将鲁迅神化”的观点，以全新的观念和观点冲击了鲁迅研究者的视野，首先在他的笔下鲁迅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丰满鲜活的人物，在前十六章节详细地介绍了鲁迅的家乡、他的童年、少年时代的文艺修养、在日本、辛亥革命前后、民初的潜修生涯、托尼学说、《新青年》时代、在北京、《阿Q 正传》、《北晨》副刊与《语丝》、南行——在厦门、广州九月、上海十年间、晚年，把鲁迅的生平史实呈现在读者眼前。而后面12章，则为鲁迅的面面观，将鲁迅的文艺观、政治观念等分别做了详细的阐释。

在大陆的鲁迅研究视野中，一直将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坛的领军者、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者来看待，而曹聚仁却认为鲁迅只是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同路者。不懂鲁迅的人要么将鲁迅推到一个无人可及的顶峰，要么对鲁迅进行攻讦和诋毁，如苏雪林。曹聚仁却对此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认为“无论左翼作家联盟或社会科学联盟，或戏剧工作联盟，都有主要负责人，如瞿秋白、周扬、潘汉年，他们对于鲁迅，只当作同路人看待——他们有其领导文化运动的路线，并非要鲁迅来领导。”因此对于鲁迅同路人这一身份的定位，无疑又是一个新的观点和概念，也为鲁迅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道：“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③所以曹聚仁把鲁迅定义为文学革命的同路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鲁迅是有自己的文学思想和政治观念的，所以他始终与革命政党保持合适的距离，并且始终坚持自己的“魏晋风度，托尼学说”的思想觀念，继承尼采的超人哲学，坚持自己的思想理念，虽置身于文学革命的洪流，但是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革命精神。

二、史料的丰富、翔实

曹聚仁早在三十年代就开始准备为鲁迅作传并且开始收集资料，这都得益于他与鲁迅私交甚笃。它能够从与鲁迅的密切交往中发现鲁迅的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为鲁迅的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观察一个有别于神坛上的鲁迅，同时他也运用他独特的史家眼光收集了许多对于研究者有益的史料。

鲁迅逝世后，曹聚仁就准备着手为鲁迅写传。三十年代开始收集资料却延宕至五十年代到香港定居后才开始动笔，而造成这一遗憾的主要原因除了战争之外，还有当时的大陆和台湾并不具备为人物立传的宽松的政治氛围，尤其是为鲁迅这种在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不过这本被鲁迅所预料的鲁迅传最终还是呈现在世人眼前。

在《鲁迅评传》一书中，曹聚仁为我们展现了丰富的关于鲁迅的文献资料，如在《少年时代的文艺修养》一节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在大街的书店买来一部，偶然有点污损或墨污，总不能满意，便拿去换掉，至再至三，直到伙计厌烦了”④，虽然是一段细节描写，但却突出了鲁迅对书的珍视，与后文想写描写鲁迅对书的爱惜遥相呼应。又如在《托尼学说》一节，详细地介绍了鲁迅先生的思想深受托尼二家的影响，列举了孙伏园在《鲁迅逝世五周年杂感》中的一段话：“托尼学说的内容既有很大的不同，而鲁迅先生却不像一个哲学家那样，也不像一个领导者那样，为别人了解与服从起见，一定要将一个学说组成一个系统，有意地避免各种矛盾，不使有一点嫌隙，所以他只是一个作家、学者，乃至思想家或批评家。”⑤这一论点对于了解鲁迅早期思想有重要帮助，但是曹聚仁却在这个基础上以史家的眼光对这段话做了评断，持保留态度。同时曹聚仁通过自己的考据，认为鲁迅先生的思想、性格也有叔本华的影子，鲁迅在接受尼采学说的同时也接受了叔本华和佛家的悲观者哲学，因此鲁迅在早期《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便提倡极端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通过这一考据对于研究者了解鲁迅早期的思想有重大帮助，而不是持一己之见而忽略鲁迅思想的复杂性。对于这段经常为人所忽略的历史，曹聚仁还竭力去认真考察，将其呈现在读者面前，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史人的历史责任，也尽力将鲁迅生活的全貌展现在阅读者和研究者眼前，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料。

三、史实的失误

在《鲁迅评传》一书中，有许多精彩的论断，不仅展现了鲁迅一生的方方面面，而且也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可供参考的观点，对鲁迅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这本书中也存在着重要的史料失误。

对于这些存在着失误的史实，有必要持一种客观分析的态度，不能粗暴地否定，也不能只看到他的优点而曲意盲从。曹聚仁作为从三十年代就与鲁迅交往密切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当然对鲁迅了解甚深，但是他毕竟不是鲁迅本人，对于鲁迅的一些思想存在错误的理解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承认错误的存在并指出改正，才是研究者应该有的态度。如在书中提到的最理解鲁迅的人都是姓许的，对于许钦文之妹许羡苏是鲁迅的“恋人”、“爱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充其量只是关于鲁迅私人生活的一场风花雪月的谣传，而不能作为史料出现在书中。其次，众所周知，鲁迅的散文诗、小品散文、小说、杂感都有其特殊的风格，时人称之为“鲁迅风”，尤其是他的杂文，更是风靡一时，其犀利冷峻的文风被众多青年学习和模仿，更是在三、四十年代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形成以聂绀弩为代表的“鲁迅风”杂文创作团体，而在《鲁迅评传》一书中，曹聚仁却认为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真正能继承“鲁迅风”的只有周作人一人。“所以笔者认为在现代作家中，真的能继承鲁迅风的。只有一个人，那便是他的弟弟周作人；但周作人的隽永风格，却在鲁迅之上，”⑥但事实上，周作人在早年虽然也写过一些文风犀利的杂文，但是在与鲁迅分道扬镳后，一直都是沉浸在“自己的园地”，再加上晚年失节，他的散文更是失去了文人的风骨，与鲁迅的那种似投枪、似匕首的冷峻犀利的文风更是相差甚远。因此，曹聚仁认为周作人是鲁迅的“鲁迅风”的唯一继承者，并宣言在周作人之后，“鲁迅风，怕是没有传人了”则完全是没有事实依据的。“鲁迅风”这一文体的继承，最重要的应该是继承鲁迅先生那种战斗的精神，即使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也可用手中的笔勇敢地划破黑暗，与这个昏暗的社会现实做斗争，将其化作利刃，投向黑暗，只为那破晓时分的微光。而周作人的散文则完全不具备这一精神，曹聚仁的论断还是存在着偏颇的。

四、结语

曹聚仁的《鲁迅评传》仍然是研究鲁迅的重要参考书，在研究中肯定其中重要的参考价值之外，也要看到其中的缺点和失误，而不能一蹴而就，将错就错，作为研究者首先必须确保所用史料的真实性，有失研究者工作公正客观的态度。

注释：

①曹聚仁.鲁迅评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②曹聚仁.鲁迅评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③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④曹聚仁.鲁迅评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⑤曹聚仁.鲁迅评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⑥曹聚仁.鲁迅评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曹聚仁.鲁迅评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陈漱渝.“毋求备于一夫”——读曹聚仁著《鲁迅评传》[J].学术研究，1999，（6）.

[3]古远清.“把鲁迅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来描画”——评晚年曹聚仁的鲁迅研究[J].学术研究，1998，（4）.

[4]陈璐.论曹聚仁的鲁迅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7，（3）.

[5]朱正.“史人”“妄人”曹聚仁——且说他《鲁迅评传》的硬伤[J].鲁迅研究月刊，2009，（3）.

（作者單位：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