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钰

摘要：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与梁斌的《红旗谱》为二十世纪初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它们虽诞生在两块不同文化土壤，但都成功塑造出复仇形象——葛利高里和朱老忠。试从葛利高里和朱老忠的复仇动机、复仇表现、复仇模式的异同，以探析他们复仇行为背后所受到的社会属性与民族文化之影响。

关键词：葛利高里；朱老忠；复仇形象

“报仇是人类精神的最古老的情欲之一，它的根子是扎在自卫的本能里，扎在推动动物和人进行抵抗的需要中，当他们受到打击时就会不自觉地予以回击。”[1]69复仇是人类的原始情欲，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复仇形象与复仇母题成为人类经久不衰的研究对象。

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与梁斌的《红旗谱》作为诞生在两块不同文化土壤的作品，虽然两部作品在故事情节与艺术风格上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在写作背景上却有着极端相似的社会文化环境，选择的题材与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也大同小异，而且两部作品的中的主要人物——葛利高里与朱老忠，都是在二十世纪初中俄社会变革的断层中苦苦挣扎、不断经历选择与抗争的人物，他们的命运都与所在的民族变革紧紧相连，他们的故事经历中都有复仇的成分。本文旨在通过对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与中国革命文学复仇形象的异同，解析他们复仇行为背后社会属性与民族文化的影响。

一、复仇动因之异同

从复仇直接动因上来看，两者皆是源于亲人被杀。葛利高里复仇的直接动因来自于哥哥的死亡。葛利高里原本对杀人这件事抱有十分矛盾的态度，作为一名战士，打败并歼灭敌人是他的职责所在，但是对于生命的消逝，他又抱有同情与不忍心理。然而，哥哥彼得罗的死亡使他性格发生了变化，他带着一种仇恨心理，疯狂屠杀红军战士，开始变得残酷无情。他这种性格的转变是在受到极大的刺激以后，他的复仇也是在这种极端情绪下产生的。

《红旗谱》中朱老忠的直接动因是父亲和姐姐被恶霸地主残害。朱老忠父亲因为冯兰池的调虎离山之计无法保护古钟，气血上升，不久便长辞于世已经让他痛不欲生，然而姐姐也因此事被奸人迫害惨遭强奸，更让他感受到这种强大的落差感与弱小，无法保全自己的两个至亲的苦痛，让他将这仇恨铭记于心。

而两者复仇的根本动因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葛利高里的复仇根本动因则是源于他一直压制着的对人性和生命的慈悲关怀。他在面对第一次杀死敌人时，他的态度和他的心理——“他的步子又乱又重，好像肩上扛着他扛不动的东西；他又厌恶，又困惑，心里十分烦闷。他用手抓住马镫，老半天没有抬起变得十分沉重的腿。”[2]215杀人给他的心理带来沉重的负担，他对生命的珍惜源于骨子里的人道主义思想，他无法平静面对战争带来的杀戮。他对敌人抱有仁慈与理解，然而这种理解并不能使他在战场上放过敌人，也并不能使他的心理得以解脱。他善良的本性被战争的残酷束缚，他对家人的珍视使他无法接受哥哥的死亡，他对敌人抱有同情却不能使敌人不去杀害他的哥哥，在这种苦痛情绪的影響下，他才开始复仇。

从这一点上进行分析，葛利高里复仇的根本动因其实于他的民族身份有关。作为一个热爱自由的哥萨克人，葛利高里身上带有很明显的哥萨克民族特点，他既具有哥萨克民族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热爱生命、崇尚自由的美好品格；又受限于哥萨克民族对名誉的无尚追求，从而表现出愚昧，盲目，虚荣的民族劣根性。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初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断层下，古老的哥萨克民族必须接受新鲜思想的洗礼，如何在这动荡的年代寻出一条哥萨克的自由之路，深深的困扰着葛利高里。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说过：“哥萨克的自由逃民是俄国历史上十分出色的现象，它最能体现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两极性、矛盾性。”[3]11由于哥萨克民族性格的限制，使他徘徊于红、白两个阵营之间，盲目的追寻着他心中的真理。阶级身份与社会地位使他偏向红军，然而民族文化中的荣誉意识又让他偏向白军。也正是因为这种民族文化的影响，致使他的心灵在不断徘徊中一步步地陷入苦痛的境地。葛利高里善良性格使他对战争有着一种天然的反感，哥萨克的荣耀又促使他加入战斗，这种矛盾的激化，使得葛利高里对前行的道路产生严重的困惑，使他成为一个在迷途中苦苦挣扎却又一次次深陷其中的苦痛者。长期压抑的内心备受煎熬，哥哥的死亡成为“最后的一根稻草”，压倒了他对于敌人的同情，浇灭了他追求哥萨克自由的激情，使他陷入比以往更加苦痛的仇恨世界中。这时只有敌人的死亡才能给他伤痕累累的心理带来一丝丝的抚慰，他原本善良的性格无法阻止他对复仇的渴望。由此葛利高里的行为变得极端化了，展现出于以往不同的性格特征。

同样，仔细分析朱老忠的复仇动因，可以发现他的复仇不仅仅是为了给他父亲的死亡，他姐姐的遭遇一个说法，更是为了他心中的正义。一个气血方刚的少年，他在父亲的保护下成长，没有经历过过大的波折，他可以说是非常单纯的。同时，在他父亲的带领下，在他父亲的人格熏染和教育下，他也是正义的。当他知晓他的父亲为坚持他的正义而被奸人所害时，一个单纯且正义的少年内心的波折，可谓是极端而又复杂的。

从这一点上讲，朱老忠复仇的根本动因追根溯源是因为《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对于中国传统复仇形式与母体的继承。由于作者对中国传统复仇母题的继承，让朱老忠的复仇行为带有明显的正义性与不妥协性。中国传统的复仇母题一般都是以“竭忠尽孝”作为报仇的理由与准则，朱老忠的复仇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所以他的复仇具有明显的正义性指向。主人公的复仇具有完美的正义性指向这一理由，使得主人公的复仇的行为不再是简单的“杀人偿命”，而是一种可以得到社会认可的价值倾向。从更深层次挖掘，由于这种被认可的价值倾向的影响，使得主人公的复仇虽然历经多次磨难，却具有不可磨灭性。他的复仇不仅不会因为困难而产生挫败和放弃心理，反而会因磨难而显得更加坚定，主人公也通过一系列磨难得以成长，从而具有更大的反抗力量。

二、复仇表现的异同

小说中，朱老忠和葛利高里都选择了血债血偿这一种表现形式。《红旗谱》中复仇者朱老忠虽然一开始没有力量打败杀父仇人——冯兰池，但是他在外出的三十年里，慢慢的积蓄着力量，再次回到家乡后，朱老忠通过一系列艰苦的斗争，打败了他从年少就一直仇视的恶霸，让他得到了众叛亲离的下场。同样在《静静的顿河》中，复仇者葛利高里对于哥哥死亡的凶手——红军，选择了无情的杀害，将哥哥死亡的发泄在杀戮中，无论这些红军战士是否直接杀害他的哥哥。由此可见，虽然朱老忠和葛利高里都选择了血债血偿这一表现模式来复仇，但是由于朱老忠面对的是直接的杀父仇人，而葛利高里复仇的对象却是一个群体，因而他们的复仇表现也有所不同。

朱老忠虽然对复仇这件事有着深深的执念，但是在如何复仇这件事上，受到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他却表现的理智而又清醒。由于年龄和经历的限制，朱老忠面对血亲被残害的事实并没有复仇和反抗的力量。在姐姐和严家的劝说下，他无奈出走，北上打工，先保全自己，然后再谋打算。在外漂泊三十年，他一直怀揣着“回去！回到家乡去！他拿着铜铡铡我三截，也得回去报这份血仇”[4]19的执念，默默的积蓄力量，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回到家乡，去面对他年少时遭遇的血海深仇。外出三十年的漂泊经历，大大的开阔了他的胸襟，使他牢记仇恨的同时，摆脱了愚昧保守的农民阶级的特性。出走的经历不仅使他在慢慢积蓄力量的同时变得更加成熟，更使他明确意识到个人力量的弱小。在他重新回到家乡后，没有偏激的选择直接面对敌人，而是选择利用集体的力量。初步摆脱农民阶级愚昧思想的他，深知知识改变人的力量，坚持让江涛上第二师范。这个选择更使他接触到了无产阶级这一先进的集体，在阶级的指引下，他又有了更深层的报仇理由与力量。在他的复仇过程中，他的意识不断发生转换，他的复仇表现也因他思想的转变而转变。这种转变使他诞生了阶级觉悟，使他从一名怀负仇恨的普通农民转变为具有先进阶级思想的无产阶级农民领袖。这一点使他的复仇不仅理智而又清醒，而且还使他将个人的复仇上升到解放压迫，上升到阶级斗争中。

而葛利高里在面对哥哥死亡时，多年战争的经历早就已经使他的内心痛苦不堪，他的内心本来就在一种苦苦煎熬得不到解脱的状态中。虽然《静静的顿河》与《红旗谱》有着极为相似的社会背景，在葛利高里的生活的环境中也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但是由于他内心善良的本性，眼睁睁看到彼得捷尔科夫杀害白军俘虏，他对红军、对布尔什维克的热爱与憧憬之情彻底冷却。后来，反革命力量在顿河兴起，价值在父亲和哥哥的影响下，他踏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在一次又一次与红军对抗的经历中，他对红军的态度开始慢慢转变为憎恶，布尔什维克也成为了他的敌人。他并不能接受无产阶级力量的领导，更别说是红军杀害了他的哥哥。哥哥的死亡成为葛利高里复仇的动机，更是成为他性格大变的决定性力量。他徘徊于两个阵营间，却一直无法找寻到他所追求的的信仰。他看不惯军官随意处死战俘的行为，却无法阻止活生生的生命的消逝；他一直带有人性的美好、正义的激情，却一次次的被无情的现实打破他心中的真与善。复杂的人生经历与苦楚的内心世界，使得他面对哥哥死亡的结果时显现出了极端偏激的复仇行为——残忍的杀害红军战士。

三、复仇形式的异同

在中外叙事文学作品中复仇形象表现为不同的形态，主要是血亲复仇、痴心女子负心汉式复仇、“第三类复仇”这三类模式。[5]138从这一角度看，两篇小说都是由亲人被杀而激起的，都有很明显的血亲复仇的特征。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葛利高里的复仇可以说是很传统的血亲复仇，但是朱老忠的复仇却显得更为复杂一些。

《静静的顿河》中葛利高里的复仇行为是由血亲被残害而产生的，葛利高里的复仇动机是由于哥哥的死亡，哥哥的死亡给他本来就苦痛的心理带来了无穷的打击，使得他的内心产生了剧烈的变动，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极端的复仇行为，这可以说是很明显的血亲复仇模式。

《红旗谱》中朱老忠的复仇也是由于父亲的死亡而激起的，姐姐的悲苦遭遇更是加深了这一层仇恨，他的复仇也因此而产生，非常符合血亲复仇这种复仇模式的特点，但是由于时代因素的影响，他的复仇不可避免的带有阶级倾向，这也是他复仇模式发生变化的原因。

这里的时代原因，主要是指新中国对苏联各的学习性倾向。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说：“一个国家的文学对一个国家文学的影响，是和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关系的类似成正比例的。”[6]6十九世纪中后期到二十世纪中后期，由于相同的社会背景，中国一直把苏联当做模仿和学习对象，中国无产阶级新文学的诞生亦离不开苏联文学的影响。与中国学习苏联、模仿他们处理社会矛盾的方法一致，同时期的中国作家在文学上也具有这种模仿倾向——高度重视文学的思想性，尤其重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对主人公的塑造具有浪漫的英雄主义设定。所以，在文学人物的塑造上，梁斌的《红旗谱》中朱老忠的形象有着明显的红色成分。这一点，可以说是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结果，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的影响，使朱老忠逐渐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也使朱老忠的复仇无意识带有了红色主义，他的复仇也因红色思想的影响而发生模式上的转变。

这一点同时也体现在梁斌对“宏大叙事”的自觉运用上。朱老忠走向革命，经历革命的洗礼，使得自身的思想得以升华，他摆脱农民阶级看待问题的狭隘与愚昧，使他以一个新时农民领袖的身份来看待复仇，从而使得个人的复仇与阶级的复仇完美的结合——反抗压迫的斗争必定要以压迫对象冯兰池的失败为成功的结果。这一系列的走向是作者运用宏大叙事的必然结果。从深层次来说，作者对于“宏大叙事”的无意识使用也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背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按照人类对历史发展的设想，无产阶级的胜利是最终必然是结局，因而，作者在塑造朱老忠这一人物的复仇经历时，将他的个人复仇通过革命这一方式成功的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从而到达了个人复仇到阶级复仇的模式转变。

所以，《红旗谱》中朱老忠的复仇模式其实是从血亲复仇转向阶级复仇的，这是“第三类复仇”的第二种基本形态——“从个体式报私仇过渡并转化为群体式雪公恨”。朱老忠的复仇本是他个人的，然而冯兰池不仅仅是朱老忠的杀父仇人，作为地主阶级以及施压者，他更可以看作是作为农民阶级的对立面而存在。由于相同的目标指向，朱老忠的复仇模式开始向阶级复仇转变。从某种意义来讲，作者从一开始就已经为后来朱老忠复仇形式的转变埋下了伏笔，冯兰池这样的形象很明显是作为人民的公敌而存在的，这也为后来朱老忠团结集体的力量将其打败奠定了基础。作为农民阶级的一员，朱老忠本身并不完全具备报仇能力。而朱老忠的成功在于他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成功的洗去了农民阶级狭隘愚昧的特点，进而向无产阶级革命者靠近，最后成功的转变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作为新兴的农民领袖，他了解了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人民，借助无产阶级的力量，打败了冯兰池，从而使《红旗谱》的复仇模式转变为“第三类复仇”。

四、总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葛利高里和朱老忠复仇形象的异同，虽然具有相同的社會阶级背景，但是由于深层文化的不同，作者笔下的人物形象也体现出直观的不同感。虽然我国二十世纪初的文学深受苏联的影响，重要的人物形象都或多或少的带有相同的阶级色彩和性格特征。虽然在当时两国具有相同的阶级属性，经历相似的革命斗争。但是由于两国深层次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作者对于他们笔下人物的描写，结合其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他们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而体现出了不同的复仇特征。因而，朱老忠的复仇因为中国传统复仇母题的影响具有正义性的指向，而有一种美化的倾向，从而显得理智而清醒，相反，葛利高里的复仇行为则因为哥萨克的民族心理而显得极端而复杂。

参考文献：

[1]拉法格.思想起源论[M].王子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2]肖霍洛夫.静静的顿河[M].力冈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3]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M].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4]梁斌.红旗谱[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5]杨经建，彭在钦.复仇母题与中外叙事文学[J].外国文学评论，2003（4）.

[6]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M].博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

（作者单位：宿迁学院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