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骞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施叔青的封笔之作——《台湾三部曲》的第一部《行过洛津》。在历史上，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一直以边缘的姿态登场，因而施叔青以“为台湾作传”的宣言，力图通过文字建构起一部讲述兴衰迭变的洛津移民史，从而为台湾正名，也为所有微不足道的庶民正名。本文试以伦理、时代、历史三个方面论述《行过洛津》于历史叙事之下的边缘书写。

关键词：施叔青；《行过洛津》；历史叙事；边缘书写

纵观施叔青的创作史，不难发现，她的早期作品与“台湾三部曲”在风格上有所区别。在前者我们或者可以透过鬼话叙事觉察出其与张爱玲的私淑之谊，她以故乡洛津（即鹿港）为小说的背景，将中国传统的梦魇鬼气与现代派中的超现实主义两相融合，构建出一个阴森迷魅的悚然世界，可以说不输乃姊李昂。《行过洛津》深入历史的层层褶皱，叙述嘉庆年间，洛津这一化外之地的移民社会之兴衰。通过对重重史料、方志的考证，施叔青将历史文献间发散的阴湿气息移植到小说，还原出一个无比真实的清末洛津。正如陈芳明所言“在情欲与历史之间，施叔青选择站在真实的那一边” （1）。小说由一个戏子月小桂（即后来的许情）三度坐船入洛津的离乱际遇切入，穿插以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群像叙述，这些分属于不同阶层的“大王小鬼”，有时处于叙述的焦点，时而又被置于边缘，会同狭邪情欲的书写，共同铺就一张边缘社会的历史图景。由此，洛津在五十年间从繁华迅速转向衰败的边缘史也就显得真实可信。

一、伦理边缘——被塑造的性别倒错

作为小说叙事的最主要线索，对于许情“阴性化”的展开可谓其来有自。清末描写倡优伶人的狭邪小说大行其道，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两者在艺术品质上毫无相似之处，晚清的“狭邪小说”质地粗糙，充斥着陈腔滥调，更不用说其倡优形象的脸谱化。但也不能忽视其题材的一致性，《行过洛津》的男色题材很难说没有受到《品花宝鉴》的影响。《品花宝鉴》写的是两对同性恋人的浪漫史，都是书生与伶人的同性戀爱模式，这确实在一定意义上颠覆了传统风月小说的伦理范式。但在艺术价值上，《品花宝鉴》又是极其平庸的，因作者所写的故事，除了恋爱对象的性别，其思想内蕴与俗套的狭邪故事并无差别。作者“毕竟既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探索这一题材内在的道德矛盾” （2）当然，施叔青虽有这个能力，却并不是要探索男色题材下的道德矛盾，而是假手出身梨园的许情被塑造下的性倒错经历，来表现一个边缘人的心灵畸变史，以此投射出洛津在五十年间从繁华滑向衰败的边缘史。

许情七岁时就被母亲卖给了戏班，此后不久，泉州流行瘟疫，饰演小旦的童伶不幸夭亡。在班主的盘算下，许情改学旦角，这是许情第一次扮演女人，也是他走向阴性化的开场。戏班的生活极为残酷，童伶遭受师傅的肆意打骂，“戒尺藤鞭挥扫过来的瞬间，许情的脸立刻变得僵硬，木头涂绘固定的一个表情，身体四肢进入一种无知无觉的状态，把自己转化成一具不具生命现象的傀儡。” （3）显然，许情之为傀儡乃是自身心理的防御机制。十五岁那年的许情第一次渡海来到洛津，遇见商人乌秋可以说是他自我认知的第一次异变。对于乌秋的包养他是顺从的，因为戏班中的受虐生活让许情养成了逆来顺受的性格。并且，从小缺失家庭关爱的许情对于爱的渴望使他很快接受乌秋这份伦理边缘之爱。从许情成为乌秋的禁脔开始，阴性性征便在他身上不断滋生。乌秋看着这块未被“打磨”过的“璞玉”想：“人也一样可以像盆景那样地雕塑造型吧！” （4）于是他竟真的将许情当作盆景来“雕塑造型”。首先从皮肤下手，以鹅油香胰洗澡、麝兰熏香肌肤。凭着穿女服来修治他的体态身段，以各式衣料量身定做合身的服饰。通过外部的渲染，许情逐渐对自己的性别产生了质疑，那些女装就好像属于他的身体，“许情觉得是衣服在穿他，而不是他在穿衣服” （5）。不仅是塑造者想要如此，连傀儡本人也心甘情愿。

认识阿婠，发现她的不同之前，“许情似乎不在意易弁而钗”，他“乐于穿上乌秋为他量身定做的女服招摇市中。” （6）遇见阿婠使许情的自我认知再次发生了改变。根据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男孩只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与女孩不同，才能形成自我认知，并最终确立起主体性。“女性的形象首先是一个差异性的‘他者，一个不完整的匮乏的形象以此成就男性的完整的‘自我。” （7）许情觉察到象征着阴性性征的“小脚”时，他消失已久的男性认同悄然浮现。小脚在那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中被认为是性的象征，最能唤起男人的情欲，于是许情意识到自己与阿婠生理上的不同，对小脚产生把玩的欲求。原本在精神上被“去势”的男性性征逐渐回复，他希望“拭去一脸的白粉胭脂，褪下这一身青紫提花大襟女袄、大红如意绲边的大裆裤子，让自己回到本来的面目” （8）此时，最影响他精神认知的并不是生理意义上的阳具，而是“这个器官在幻象中所起的作用” （9），阳具又重新回到了许情的心灵幻象之中，他渴望变回男性。因此，许情毅然拒绝乌秋认他为义子的主意，幻想与阿婠私奔。后来阿婠开玩笑说演《荔镜记》缺一个小生，月小桂终于成为了许情，“许情手指往自己胸口一戳：‘我就是陈三！” （10）他虽说出了这句话，却没能完全冲破阴性的束缚，性别倒错一旦产生，对心理的影响就不可能彻底消除。况且，他的名字也暗示了这一点，他只能“许情”于心，而不会表白出口，许情最终也没有在阿婠面前卸下女装。作为边缘人的梨园戏子，自身陷于性别倒错，许情终其一生，都不过是在与他被塑造的自我认知相搏斗，以至于结尾，许情的命运便以一道身影而告终，“那老歌伎垂着头颅的姿态，使许情想起一个人，会是他朝梦夕想、无时无刻总在他念中的那个人？” （11）

二、历史边缘——反“男性史”的“小历史”

许情的阴性化经历，与台湾移民社会的“被边缘化”别无二致。文中沈巡检出海“看到的是母螺长出雄性器官”、“蚵岩螺雄化，还不是单一的现象”、“鱼塭一池的鲤鱼，一看也是母的变成公的” （12），种种吊诡的意象显然是对台湾历史被阴性化的寓言。无独有偶，一如许情被塑造，台湾历史也同样是被有计划地阴性化的。男性相对于女性总是占据支配地位，即便对于历史的叙述亦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性的本质是生成的，是作为男性的“他者”而被规定的。而两性在历史上的不平等则体现在“过去的文化始终建立在某个假设之上，即假设人们看取事物只有一种眼光、一种角度，那就是男人的眼光和男人的角度；而这假设却并不直截了当的申明自己，却堂而皇之僭越于性别之上，以‘我们的口吻对‘我的本质偷梁换柱，从而巧妙地掩盖了另一性别被抹煞被禁言的真相。” （13）与其说历来掌握史笔的史官都是男性，不如说是男权操纵了历史的书写，女性只能作为“他者”在历史的边缘被谱写、界定。施氏以其历史叙事细写洛津同知朱仕光为了维护伦理道德，肆意修改《荔镜记》，要将民间的“男盗女娼”改写成传统道德的正直敦厚，无疑是看清了经由男性篡改的历史真面目。朱仕光作为被派驻台湾的官员，一方面作为中原的代表对边地的政务不作为，“三年官两年满，任期未了，即可打道渡海回家，这已成为外放官员的惯例” （14），另一方面却又以正统的身份改写出洁本《荔镜记》，“一见粗俗和色情的道白，尽量删除过滤”、“大力删除庶民生动的口语” （15），并让戏剧以不团圆的悲剧收场，警示那些旷夫怨女。显然指照出清朝统治者对边缘岛屿的态度，尽管根本不在乎此地的兴衰，仍要以自己的权力话语对其加以教化。这无疑是正统的中原文化对移民文化的干涉，也同样是代表男权的中原对于阴性化台湾进行权力收编的隐喻，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历史叙事应被视为象征结构，即扩展了的隐喻。历史叙事所营造的情节化世界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隐喻。” （16）

同时，“从纯粹形式的方面看，历史叙事不仅是对其中所述事件的再生产，也是指导我们在文学传统中寻求那些事件结构之语像的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 （17）在这个意义上，施氏采取了“以小博大”的叙事策略，她认识到宏大叙事模式的不可靠性，转而由伶人戏子的视角切入，在史实的裂缝间穿插各色人等的生活际遇，点缀以最具真实感的民俗风貌，以此来建构她女性史观下的“小历史”，这无疑是对颂扬伦理道德的传统史观的解构。小说中将历史上的郑芝龙与虚构的海盗涂黑相提并论，形容涂黑贼势之盛“只有明末郑芝龙差堪比拟” （18）。这样一来，“台湾之父”不过就是一个海盗，只是因为他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就成了伟人，岂不大谬？而真正为宏大叙事所关注的大事件，诸如朱一贵起义、林爽文起义，则在小说中以庶民叙述的形式道出而被解构为一幅遥远的背景，从而消解其雄伟性，微不足道的市井小民成了历史的中心，他们的情欲与想象成为了施氏历史叙事的主轴。男性史会叙述洛津同知朱仕光如何改编《荔镜记》以使这些“化外蛮夷”得到中原的教化，而施叔青则述说朱仕光在《荔镜记》的改编与赏玩中被激起了扭曲的情欲，竟至于向许情求欢。施叔青将这些历史阴影处的痕迹现于纸端，再实现她“为台湾作传”的宣言，小说中《荔镜记》的改编过程，未尝不是一个台湾史的建构过程，只不过施氏改变了其历史叙事的模式，以语言、隐喻、细节来塑造真实，其可靠程度远胜男性按照自己观念所虚构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大历史”。而当我们将目光放远，便可透过丰富的细节、隐喻，发现“优伶的命运、女性的命运、台湾的命运，其实是同条贯通的。” （19）可以说，施氏小说中的历史叙事不单是为更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更是为了取得女性应有的历史话语权，从而扭转边缘性别与边缘地域在历史上被“抹煞”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施叔青为历史叙述提供的是无远弗届的可能。

三、时代边缘——移民主体性的解构

小说伊始一章，便是“劝君切莫过台湾”，施叔青以行过台海之艰难入手，慢慢拉开台湾移民史这一历史大幕。然而在以往的文学史中，“迁移”作为一个命题并不受文学家的重视，直到西方的多元文化浪潮传播到东方，在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下，大陆才出现了诸如刘震云的《温故1942》、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等有关于迁移的作品。但与上述作品因灾荒或战争而进行大陆内部的迁移不同，《行过洛津》所叙述的移民史是自大陆向台湾，而又因台湾海峡之隔，加之彼时代的航海技术所限，此一去往往意味着此生难以再回故土。由此延展出历史、道德、人性的边界，其所引发的生命根系的剥离、原乡神话的破灭，甚至是国族想象的失落，都使小说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感与边缘性。

如果将小说置于后殖民语境下，此时的清朝统治，之前的明郑家族，甚至曾经殖民台湾的荷兰人，对于台湾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迹。这种印迹对于台湾人是一大诅咒，他们丧失了原有的文化身份，不得不转而建构一份新的文化认同。而对于此时的台湾人来说，他们要面对的是荷兰殖民者遗留的殖民文化身份，郑氏家族所加诸的明朝遗民身份，以及正处于清朝统治下的边缘臣民身份。这三次统治秩序的改变，每次都是“一种由强主导向弱的单向度文化输入，也是弱对强的文化接受和洗礼，在这种文化传递过程中，强者的文化价值得到了有力的阐扬，弱者的自我主体则于潜移默化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动摇和贬抑。” （20）再加上他们各自血脉的交错与惶惑，不能不陷入身份认同的迷思之中。

作为大陆移民的洛津首富石烟城，其势力甚至凌驾于官府之上，可说是枭雄人物。而他也确实能够审时度势，预见到洛津将要衰败的命运，并想要通过他庞大的财富与影响力另建港口，谋求长盛不衰，但他没能成功。原因不外是，清廷的官员视洛津为边缘之地，上任期不肯有所作为，任由港口淤塞。石家遭遇的天灾人祸便是洛津衰败的缩影，而石家主人也不免郁闷以终。在后殖民意义上，洛津的移民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正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提出的东方与西方的关系有些相似，“东方和东方人”，“就其自身而言，它是非活性的，非独立的，非自主的”，“在哲学的意义上——也就是说，除了自身与自身的关系外——被他人所假定，所理解，所界定。” （21）这些移民就永远只能以“他者”的面目出现在历史叙述的边缘之中。

但石烟城终究还是个富贵商人，相比起岛上为数众多的“罗汉脚”（无业的单身男子）不足以表现出作为他者的历史严酷性。罗汉脚大多是误以为台湾遍地黄金或是因犯法寻求逃脱而偷渡至岛上的，不曾想到现实与谣传大相径庭。小说中数次提到作为社会底层的罗汉脚的生存状态，他们“赤足敞衣”，借住于寺庙“十八罗汉脚下”，时常“混入人丛，伺机扒窃”，或是参与移民之间的械斗，甚至互相焚杀，极其残酷。另一类人，以施辉为代表的移民后代也同样置身于“他者”的语境之下，说书人施辉自称是施琅将军的后人，他声称要追随祖上善人的事迹，进入浊水溪祈求港口的治理，施辉的“豪言”很快就被解构，“一看隐瞒不住”，“索性向鹿角司推心置腹”，他的真实目的是去寻宝！幻梦告破后，他又一次筹备浊水溪之行，为了寻到一方上好的螺溪砚，献给洛津第一位举人陈盛元。他的种种行径都显示出他对自己与先祖身份巨大落差的不满与迷惘，谋求功利是他承继先祖身份的唯一途径，“在他者语境中主动或者被动消音以及自我文化身份的泯灭，这必然导致这部分人在‘他者语境中的失语。丧失了属于自己的声音，他们也急于通过建立一种他者的文化身份来证明自己。”总体而言，无论是富甲一方的石烟城，自甘堕落的罗汉脚，还是施琅的后人施辉，他们无一不是洛津城中的他者，其主体性在文化身份的解构与重构之间挣扎，人犹如此，那么洛津在五十年间的兴衰迭变可谓亦然。当然，吊诡之处更在于，他们不知道在并不遥远的未来，这座蕞尔小岛上的移民又将迎来怎样光怪陆离的命运。

注释：

（1）陈芳明：《行过洛津》（序二），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年，第9頁。

（2）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3）施叔青：《行过洛津》，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年，第153页。

（4）施叔青：《行过洛津》，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年，第71页。

（5）施叔青：《行过洛津》，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年，第75页。

（6）施叔青：《行过洛津》，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年，第202页。

（7）王亞丽：《边缘书写与文化认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25页。

（8）施叔青：《行过洛津》，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年，第203页。

（9）马元龙：《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76页。

（10）施叔青：《行过洛津》，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年，第208页。

（11）施叔青：《行过洛津》，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年，第334页。

（12）施叔青：《行过洛津》，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年，第225页。

（13）维维安·福里斯特：《妇女的眼睛所看到的》，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 126 页

（14）施叔青：《行过洛津》，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年，第53页。

（15）施叔青：《行过洛津》，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年，第125、127页。

（16）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81页。

（17）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81页。

（18）施叔青：《行过洛津》，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年，第63页。

（19）陈芳明：《行过洛津》（序二），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年，第12页。

（20）朱立立：《台湾旅美文群的认同问题探析》，《华文文学》，2006年第3期。

（21）萨义德：《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9年，第126页。

参考文献：

[1]施叔青.行过洛津[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M].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

[3]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萨义德.东方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