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志　张俊娜

陶瓷文献学是一门“冷”学科，极少有人问津。然而景德镇陶瓷大学的青年教师陈宁博士却在这寂寞宁静的处女地辛勤耕耘，十年磨一剑铸就《清代陶瓷文献学论纲》（以下简称《论纲》），填补了国内陶瓷文献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自从春秋时期孔老夫子首提“文献”这一词汇，直至1920年梁启超提出“文献学”概念，1991年傅振伦提出构建“陶瓷文献学”之构想，此后再也无人涉猎这一领域。因为它太冷僻了，相对人们趋之若鹜的陶瓷艺术、陶瓷工艺等理论，它简直是一块寸草不生的荒芜之地。而年輕的陈宁老师却义无反顾地闯入这一领域，成功铸就了我国第一部以陶瓷文献学命名的著作。

读完《论纲》全著，深为作者严谨的学风和扎实的功底而叹服。笔者最大的感触是：创新，是《论纲》的一大特色，是贯穿于《论纲》始终的主线，是《论纲》的灵魂。

《论纲》研究的范围是清代陶瓷文献。作者在对“文献”“陶瓷文献”“陶瓷文献学”释义并以乾嘉时期为例阐述了清代陶瓷文献编撰状况及分类体系后，选择了唐英的《陶冶图说》《陶人心语》、朱琰的《陶说》、张九钺的《南窑笔记》、吴骞的《阳羡名陶录》、蓝浦的《景德镇陶录》、龚鉽的《景德镇陶歌》、陈浏的《匐雅》七位陶瓷理论大家及其专著，分别考辨了其人生平事迹，论述了其著成书过程、编撰特点、内容价值和版本流传等，对其人其学其著作了全方位深入详尽的探讨。在这些探讨研究中，作者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创新亮点频频体现。

作者选择的研究对象“清代陶瓷文献”本身，就体现了其创新思维。至今，清代陶瓷专论文献相对稀少，在这陶瓷专论文献十分匮乏的情况下，《论纲》的出版问世显得弥足珍贵。事实上，《陶冶图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清初景德镇制瓷工艺的专著，《陶人心语》是我国第一部以“陶人”命名的个人诗文集，《陶说》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陶瓷史专著、《南窑笔记》是我国第一部以笔记体形式专门描述景德镇制瓷工艺的专著，《阳羡名陶录》是继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之后的我国又一部系统论述宜兴紫砂工艺及其历史的力作，《景德镇陶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景德镇陶瓷史的专著，《景德镇陶歌》是我国第一部陶瓷诗歌专集。作者选择了这么多的“第一部”作为《论纲》的研究对象，其创新思维不言而喻。

《论纲》的创新，在对所论述的陶瓷专论文献研究的各个环节，包括对编撰者生平事迹的考证，对陶瓷专论文献编撰特点、内容价值、版本流传的梳理和总结等，无一不体现出来。

一

作者对文献及其编撰者的考证，不拘泥于资料的简单介绍，而是在浩瀚的资料海中寻找可靠的史据，最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民国以来，《南窑笔记》仅以旧抄本问世，其著者因成谜而以“佚名”冠之，成书时间亦无人知晓。为探究史实真相，陈宁奔走于北图、南图之间，翻阅了大量文史资料，终于在张家栻著的《陶园年谱》中查到相关记载：“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张九钺]撰《南窑笔记》”。这本是该书著者的直接证据，但陈宁仍不轻易下结论，他根据张九钺撰于乾隆四十二至四十三年的诗集中关于“风火仙师童宾舍身赴火而器成”的描述，同《南窑笔记》中“遂使童姓火师殉窑死焉”相互呼应，由此进一步判断出张九钺确系《南窑笔记》的著者。陈宁还根据《南窑笔记》小标题中把“成弘窑”写成“成宏窑”这一看似细微末节之事悟出端倪：张九钺弃“弘”用“宏”，实乃避乾隆帝“弘历”之名讳，由此否定《南窑笔记》成书于雍正时期的论断，再结合张九钺诗集编撰时间和张家栻著《陶园年谱》的相关记载，结合张九钺在乾隆中期主政江西诸县五年期间，完全有到景德镇考察制瓷工艺的可能性，于是得出《南窑笔记》成稿于乾隆四十二年的结论。尽管在此之前，广州图书馆的王婧已有这一立论，但陈宁的多层次论证，使这一学术成果更加无懈可击。

陈宁对文献作者其人其学的探究，近乎于痴迷执着的状态。唐英是景德镇督陶官中最有成就者，他的陶瓷文献著作颇丰，对清代景德镇陶瓷贡献甚大。对于这么一位重要人物，《论纲》对唐英身世的考证可谓详尽至极：唐英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唐英本人的三个妻妾、四子三女二兄长，以及六侄七孙姓啥名甚、主要生平及其功绩，陈宁介绍得一清二楚，笔者甚至调侃陈宁对自己的家族未必都能掌握得如此详细。更重要的是，陈宁以丰富的文献资料向读者展示了一位个性生动、有血有肉、为景德镇陶瓷做出卓越贡献的督陶官的优秀形象。《论纲》重点叙述了唐英在景德镇协陶、督陶27年的经历：唐英初到景德镇协陶时，是对制瓷工艺“茫然不晓，且维诺于工匠之意旨”的门外汉。为改变这一被动局面，他“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终于成为“因于泥土、釉料、坯胎、窑火诸务，研究探讨往往得心应手，今可出其意旨以维诺夫工匠”的瓷业内行指挥者。《论纲》列表介绍了唐英向皇上上奏的40件折子，其中有对发展御窑厂生产的请示，有对完成谕旨任务的汇报，还有对御窑厂管理的建议，是唐英忠于职守的具体反映。唐英热爱景德镇陶瓷，为了能专心致志地做好督陶工作，他竟然上书皇上请求辞去高职（九江关监督）而专任低职（督陶官），充分表现出他不求名利、热爱景瓷的高尚品格。唐英53岁生日时，景德镇窑工们自发地为他立碑庆生，这一罕见为生者树碑立传的举动和他从粤海关回到景德镇时受到民众夹道欢迎的场面，足以说明唐英的辛勤努力获得了回报：他得到广大瓷工的衷心拥戴。唐英在景德镇卓越的督陶业绩，是《陶冶图说》《陶人心语》极高研究价值的源泉。《论纲》中论及的绝大多数资料是以往学界极少见到的新资料，这无疑是陈宁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考证的结果。

二

《论纲》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对于所研究的每一种文献，都归纳出其编撰特点，这在其他论著中并不多见，是《论纲》的又一创新之处。作者胸有全局，逐一论证了朱琰《陶说》的旁征博引、阐发己见；张九钺《南窑笔记》的据实推测、大胆立论；蓝浦《景德镇陶录》重视调研、强调实用；龚鉽《景德镇陶歌》的贴近陶工生活、反映民间疾苦；陈浏《匐雅》随录随记、缺乏合理安排、内容丰富、缺乏严谨考证；等等。这些都是作者在熟读原著后反复推敲思考的成果。

吴骞的《阳羡名陶录》是继明代周高起《阳羡名壶系》之后研究宜兴紫砂的又一部力作。有比较，才会有鉴别。陈宁在探讨《阳羡名陶录》的编撰特点时，就把它与《阳羡名壶系》加以对照比较，从而明确地总结出《阳羡名陶录》编目设置、内容编排的合理性。陈宁发现，“扬长避短”是《阳羡名陶录》承继《阳羡名壶系》的显著特点。吴骞将《阳羡名陶录》编为上、下两卷：卷上扬《阳羡名壶系》之长，基本上是承继《阳羡名壶系》内容而成。为避其编排混乱无序之短，吴骞按照原料起源、陶土产地、烧窑工艺、名家介绍四个类别重新编排，使全书的逻辑性得到了加强。《阳羡名陶录》不但务实，而且务虚。吴骞在卷下增寫了“谈丛”和“文翰”两方面的内容，前者汇集了名家学者近20种著述对紫砂陶的指点评论；后者选择了文人骚客关于紫砂陶的30余篇诗文。如此一实一虚，紫砂制作工艺之高超，制陶艺人技艺之精湛，紫砂壶韵味魅力之独特等都跃然纸上。《阳羡名陶录》编目设置之精妙，也就一目了然。

吴骞为了对紫砂泥矿产的“蜀山”进行考证，不仅查阅了唐代陆希声《颐山录》“颐山东连洞灵诸峰，属于蜀山。蜀山之麓有东坡书院”之记载，还实地考察发现了东坡书院前石坊上刻有“东坡先生买田处”之题字。陈宁对吴骞这种文献引证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双重证据法”著述之严谨、考订之精审给予了高度赞赏。其实，能对文献编撰考证得如此准确，读者对陈宁之治学精神何以不同样是赞赏有加？

《景德镇陶歌》收录的60首诗歌，都是用来描述景德镇瓷业生产和瓷工生活的。陈宁在考证《景德镇陶歌》编撰特点时，紧扣该书作者龚鉽重在实地考察的特点，发现了他在引录《景德镇陶录》内容的同时，还根据自己所见所闻的第一手资料进行了完善补充，甚至去伪纠错，从而得出了该著“不乏创新”的编撰特点。并且，由于龚鉽与陶工们经常交流，能近距离地了解陶工们的疾苦，作品中反映陶瓷实际生产、陶工日常生活的内容颇多，十分地接地气，这也是《景德镇陶歌》具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论纲》列举了书中的许多诗句，充分证明了龚鉽注重“反映陶工疾苦”的编撰思想。

三

《论纲》的创新，还体现在作者对每一种陶瓷专论文献内容价值的提炼上。作者认为，《陶说》的编撰比较注重旁征博引，其较高的文献学价值显而易见；《南窑笔记》采用笔记体的编撰方式，一条一记，适当加以编排，其内容多是记述陶瓷器物及其制作工艺的鉴藏功能，故具有较高的鉴藏学价值；而《景德镇陶录》的编撰者主张“学以致用”，十分强调编撰的现实性和致用性，采用“文献史料与调查访问并重”的编撰方法，其内容反映了当时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多个方面，具有史学、工艺学、民俗学、文献学、经济学等研究价值。在作者的笔下，这些文献既有共同的内容价值，也有个性的特点。这是《论纲》学术成果的又一显著特点。

唐英的《陶冶图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地介绍清初景德镇制瓷工艺专论之作。陈宁在考证《陶冶图说》成书过程之后，花大笔墨介绍了该著的内容价值：结合唐英在景德镇协陶督陶27年的经历，陈宁对20张《陶冶图》作了系统分析，从该著介绍的我国古代制瓷工艺中提炼出经验性、技巧性、继承性和创新性这四大特点，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陶冶图说》的工艺学价值；从“祀神酬愿”图说中提炼出了该著的民俗学价值；从对青花的描绘，宫廷画家绘制的陶冶图和宫廷书法家题写的文字，以及20张图连贯一体，体现了该著的艺术学价值；从唐英认为“肇新务审其渊源”，也就是创新必须建立在继承基础之上，“或相物以赋形，亦范质而施彩”，即根据物体的存在形态来表达其形式，体现了唐英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从而总结出该书的哲学价值。笔者也读过多篇关于《陶冶图说》的研究著作，感觉陈宁对《陶冶图说》内容价值的总结，在其他研究文献中尚未有过，是陈宁学术研究注重创新的又一体现。

四

清代陶瓷专论文献流传至今，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版本。为此，陈宁对各文献版本的流转及其异同认真地作了考察和梳理，逐一明晰其源流，辨别其异同，总结其优劣，并据此提出了世人参引研究的方法和建议，为我国古代陶瓷文献的挖掘、整理、利用和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其中不少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

《陶人心语》是唐英的另一力作，是后人研究其督陶史实的珍贵资料。陈宁深入研究了该书目前已发现的“顾编本”“自编本”“合刻本”“稿本”“华编本”这五个版本，分别介绍了五版本的成书时间、编排特点、内容梗概、流传状况等，尤其对它们之间的承继关系作了清晰的探讨。难能可贵的是，陈宁通过对《陶人心语》各版本梳理比较后，发现了它们之间的不规范之处，有心将唐英诗文重新编排集结，甚至在《论纲》中披露了其业已成熟的具体编排方法。如此一来，新的“陈（宁）本”不久也将面世。这是陈宁承继前人、学以致用的具体表现。

《景德镇陶录》作者为蓝浦，但其卷未终而人先逝，近20年后才由其学生郑廷桂整理补充，将其书稿刊印出版，是为首刻本。由于《景德镇陶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景德镇陶瓷历史的专著，史料价值极高，故参引、研究者甚众，诸多不同版本也就应运而生。为了弄清《景德镇陶录》的版本流传状况，陈宁穿梭于各大图书馆之间，更坐镇于景德镇市图书馆，硬是在啃冷馍的功夫中遍读了该书的同治九年郑氏重刻本、光绪十七年书业堂重刻本、清末抄本、美术丛书本、说陶本，并作了反复、细致、不厌其烦的比较论证。在每一版本论述中，《论纲》都附有其封照，并对各种版本的特点作了详细的比较分析。之后，陈宁又逐一介绍了近年来出版的《景德镇陶录》多种简体注释本，评析了每种注释本的长短之处，还为后来的校注者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建议和做法。没有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没有博览《景德镇陶录》诸版本的“冷板凳”精神，陈宁是断然提不出这些中肯建议的。

“金无足赤”，《论纲》似也有可商榷之处。笔者对清代陶瓷文献理论仅略知一二，虽管窥蠡测，却又不揣冒昧提出所谓的“瑕疵”，仅供作者参考。

其一，正如上文所述，作者在论述唐英《陶冶图说》时，对20张图的来龙去脉介绍得清清楚楚。但笔者感觉到，作者偏偏留下了一处不该忽略的内容未能介绍：这2O幅图的内容，是唐英还是画师选定的？三位画师绘图之前肯定会到现场考察，那么他们仨是到京城皇家瓷厂，还是亲临景德镇御窑抑或民窑作坊现场观摩的？这两个问题是还原历史真相的组成部分，但《论纲》似乎未能说明。

其二，作者对所选文献均作了内容价值点评，很具创新之意。但笔者隐约感到，所有文献的价值点雷同很多。如工艺学价值，作者自己也说是所有文献的共同点；还有哲学价值、史学价值、文献学价值等，多有雷同。应该肯定，这些论断都没有错，但在各章表叙时能否换个角度，或换个不同的词汇？这样效果是否会更好一些？自然，这不是件易事。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一点，不过是希望《论纲》能锦上添花罢了。

“三十而立”，34岁的陈宁能推出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清代陶瓷文献学的著作、我国第一部以陶瓷文献学命名的著作，实属不易，可喜可贺。这是一次拓荒之旅，是陈宁博士陶瓷文献研究的发端之作。《论纲》的字里行间已经表明，陈宁的眼光已越过清代，他的目标是傅振伦先生提出的“陶瓷文献学”构想。作为一名终生工作在陶瓷战线的“老陶瓷”，笔者期待着陈宁博士垦荒后的满园春色，期待着他更加丰富精辟的陶瓷文献专著早日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