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成

【摘要】 大型历史话剧《司马迁》艺术地展现了司马迁荣辱起伏的命运遭遇，从人物由“忍辱”到“不朽”的痛苦挣扎中刻画出一个高尚的灵魂，体现出创作者们立心铸人和文化担承的自觉意识。该剧试图以“俯视”的创作姿态来塑造一个别样的“文化英雄”，但创作者没能平衡好人物身上“诗情”与“悲壮”，显得诗情有余，而悲壮不足，使得作品在人物深度、戏剧张力和审美效果上稍显单弱，希望继续深思精磨，成为留得住的艺术佳作。

【关键词】 话剧《司马迁》;立心铸人;文化担承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识码]A

优秀的文艺作品除了应有“引人入胜”的审美享受之外，还应起到“立人铸魂”的精神效用，前者涉及创作的技术层面，后者关乎艺术的价值追求，两者达致和谐圆熟状态，才可产出佳作。话剧《司马迁》就是一部向此努力的戏剧作品，该剧整体上表现出了较高水准，通过对司马迁这一历史人物的艺术塑造和命运舒展，体现出人物的诗情与悲壮，流露出可贵的文化担承意识。

一、“忍辱”与“不朽”

简言之，《司马迁》主要讲述的是司马迁从“忍辱”到“不朽”的历程遭遇，剧中与司马迁相对立的冲突方是汉武帝，整出戏就是在君臣二人的博弈中推进展开的。但这只是构成了戏剧的表层冲突，而本剧的深层冲突是司马迁在现实遭遇和文人尊严之间的个体挣扎。

全剧由廷谏、宫刑、还乡、大雪、殉道五幕构成，每一幕都聚焦于司马迁的个体命运和精神品格，而司马迁的个体命运却是跟汉武帝息息相关的，剧中司马迁的几次重要命运转折都是汉武帝造成的，甚至可以说，汉武帝既毁了司马迁，又成就了司马迁。汉武帝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君主，司马迁是“掌天时星历”的小官，本来相安无事，可是“李陵事件”的发生导致了两人关系的突转。因为李陵的“反叛”，汉武帝一怒之下下令将李陵家族满门抄斩，朝臣百官无不噤若寒蝉，这时司马迁挺身而出大胆谏言，可不料却由此惹来杀身之祸，被打进死牢判以腰斩，这是司马迁承受的第一个人生转变。

司马迁敢在盛怒之下唱起反调，不仅跟群臣更是跟汉武帝对着干，这一“逆流而上”的行为足见其骨子里“直”的本性，而他的动机却只是为了说几句“公道话”。就在他于牢中等待死期之时，却传来汉武帝改腰斩为宫刑的旨意，虽说是汉武帝惜其才华放其一条生路，但对司马迁而言，这却是比死更难接受的奇耻大辱，“最下腐刑极矣！”而这种侮辱更是象征着皇权对文人尊严的极端践踏，这一事件再次将司马迁逼进绝路，不仅是“生”与“死”的选择，更是“生”与“尊严”的抉择。

谭霈生先生曾说：“舞台就是一座实验室，实验的对象是人，实验的方法是把人放在一个特定的情境当中，这个情境等于实验室当中的试管，靠情境的推动、刺激、影响，内心凝聚成动机，通过行动以表现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1]剧中的司马迁就被当成了实验品，被投进如此特殊且残忍的情境之中，他的选择牵动着观众的心。本来司马迁面对这样处境，以其个性是绝不会忍辱而生的，他定然会毅然赴死保全其尊严，可是他的生命不仅仅只属于他自己，他的身上还肩负着特殊使命。当司马迁欲要撞墙而死之时，舞台上出现其亡父司马谈，他同情儿子的不幸并告诉他“活着是为了实现自己，死是为了完成自己。”“生和死的选择，就是要不要尊严的选择。”生和死都是世上最难之事，其难在于它们背后往往肩负着生命难以承受之重。亡父的出现，引发了司马迁内心两股力量的争斗对抗：一股是为了文人尊严而宁死不辱;一股是为了未竟使命而忍辱求生，那就是《史记》，它既是其父的遗愿，也是时代留给他的历史使命。

司马迁在痛苦的内心挣扎中终于做出了决定，他要选择忍辱而生接受宫刑，既是为了亡父和历史交于他的使命，也是希望成就自己生的价值。从“求死”到“忍辱”的选择转变是全剧最重要的一个高潮，也是最感动人心的戏剧场面，巨大的墙壁、冰冷的灯光、空寂的舞台，司马迁那一次次“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精神呼喊，让观众无不为之动容，司马迁做出的超常选择既饱含悲壮之心，又满是无奈之情。此处角色的情境以及心态变换很是考验演员功夫，冯远征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表演细腻、富有層次，将人物身上的悲壮和无奈深深传入观众心中。但此处的舞台呈现仍有改进空间，主要有三处：其一，当司马迁得知“宫刑”的旨意时，人物立即转入晴天霹雳般的状态，剧中此处节奏稍显拖延;其二，导演此时须充分调用更为丰富的舞台手段，将其内心状态艺术化外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其三，延长、突出人物在“求死”与“忍辱”之间的痛苦挣扎，剧中转换稍显过急。因为此段理应是全剧最为华彩的重要场面，无论是人物遭遇、情感张力，还是故事的戏剧性都要紧紧抓住观众，所以应该继续用心打磨。

这一场面中，导演对“宫刑”场面的处理可谓是精彩高妙，他没有选择悲壮激烈的震撼场面，而是进行一种仪式性的象征性转化。舞台前方升起象征实施宫刑的桌案，瘦弱的司马迁缓缓走过去，他慢慢躺在上面，整个身体蜷缩一团，桌案上却金光灿烂。这是个特别美、感人、震撼人的艺术化处理，它选择静静地表现司马迁勇敢选择下的内心悲苦和精神高大，原应冰冷残忍的行刑被高贵的精神之光所取代，它象征着司马迁的个体转变，也将是历史的重要改写。

司马迁后来专心著书，与《史记》相互成全。《史记》的完成象征着司马迁的精神已然不朽。十年寒暑过往，他的使命完成了，完成了父亲的遗愿，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主动将生命注入笔墨纸间、留在千古人心。《史记》完成后他却陷入了迷茫，似乎生命突然失去了支柱，所以当女儿在高兴吟诵书中精彩片段时，司马迁却突然哭了。没有人能真正体会他内心的滋味，对他来说，生命似乎又走回了十年前的死牢中，十年忍辱，只欠一死。所以戏剧结局处，即使汉武帝不肯杀他，他还是自刎而去。

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是文化英雄，是中国传统文人忍辱负重却不失筋骨的精神代表，如剧中屈原所言，司马迁跟他都是殉道者，正是这种殉道精神成就了他们的不朽。“历史给了文学家、艺术家无穷的滋养和无尽的想象空间。”[2]我们要从中国灿烂历史中找到最能代表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的艺术光源，将其揉进艺术创作中去，使其继续发光发热。“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2]艺术创作不是考古还原，而是再度创化，而那最有价值的东西便是历经千年不朽的人之精神和智慧。

二、“诗情”与“悲壮”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很深的“英雄情结”，其中尤以“文化英雄”情结影响深远，因此文化英雄往往成为文艺创作的重要对象，如田汉的《关汉卿》（1958）、郭沫若的《蔡文姬》（1959）、姚远的《商鞅》（1989）、郭启宏的《李白》（1991）、林兆华版和田沁鑫版的《赵氏孤儿》（2003）、王晓鹰《伏生》（2013）、田沁鑫的《北京法源寺》（2015）、唐栋的《杜甫》（2016）等，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司马迁》。为什么“文化英雄”经久不衰并能感人至深、引人深思呢？这主要跟他们高贵的品格、崇高的精神甚至是悲剧的命运息息相关，由此具有较高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

司马迁同样作为文化英雄，自然值得可歌可敬进行艺术书写。冯远征曾在谈及《司马迁》的创作初衷时表示：“我知道心里有一个司马迁的影子，他的故事也许是感人的、震撼的、荡气回肠的，绝不是一个泛泛的受了宫刑、写了史记的历史人物而已。”“熊老师从一开始，就尝试把司马迁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写，不仰视，甚至还要俯视他。我依稀感觉到，这就是我要的司马迁。”“我想要一个鲜活的司马迁，有缺点、有喜怒哀乐的司马迁。”[3]显然，此剧是要塑造一个有别一般印象的新司马迁，虽说是为了追求人物的新意，但这将“英雄”普通化乃至“俯视”并成为全剧的主导基调后，自然会消减人物精神上的悲剧力量，而这本应是司马迁身上最弥为珍贵的价值意义。于是，我们看到的《司马迁》，更多的是诗情而非悲壮，这不是说诗情不好，而是应以谁为主、如何平衡的问题。

《司马迁》整出戏充满了浓浓的诗情，这不仅体现在舞美设计上，更反映在人物的呈现上。此剧的舞美设计简洁大气，极具历史感和艺境美。“大雪”可谓是全剧最具诗情感的一幕，司马迁不畏严寒艰苦，在高山寒洞中思接千古、幽会先人。大雪节这天他要写作“屈原”一节，在其冥想之时，白衣飘飘的屈原从舞台后方悠然走来，与司马迁进行了一段智趣幽默的对话。在本剧中有两处表现了司马迁与先人对话，一处是得知宫刑欲要寻死时亡父出现，对其劝说警醒;再者便是入情写《史记》时屈原出现，与其倾心交谈。这两处已亡之人的复现都是司马迁内心情感状态的外化，但起到的作用和营构的氛围却有所不同，前者是表现司马迁内心挣扎的痛苦，后者是反映司马迁内心诗性的率真。屈原告诉司马迁，让他写常人所不知的自己，正如此剧也想要呈现出一个别样的司马迁，一个充满诗情并非高大悲壮的司马迁。

《史记》终于完成，好友任安已死，汉武帝召见司马迁，司马迁所等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司马迁临行前，妻子担心凶多吉少，可司马迁却内心释然无惧。此时汉武帝也没有了杀心，他与司马迁之间的情感是复杂的，汉武帝既爱司马迁的才华，又不满他的“不听话”。汉武帝问司马迁，你写的三千年的《史记》里有我这样的皇帝吗？司马迁说没有;他又问，那有你这样的人吗？司马迁说也没有。汉武帝又说，你写的《史记》是为了已经过去的历史，而我写的“史记”则是为了大汉的未来;你把《史记》写在了几十万字的竹简里，而我把“史记”写在了大汉的江山里，你说哪个更有价值？其實这是个特别深刻的问题，不易辩清甚至不能作比。但是此处创作者让司马迁笑言史书重要，没能把观众引向更深层的思考。另外，最后当司马迁自刎于汉武帝面前时，汉武帝无可奈何地说了句“请太医”，这一台词显得多余且让人不适，而且，司马迁自刎这一重要戏剧场面设计得过于简单，应该充分调用舞台手段将其推向全剧最后的高潮，以英雄悲剧的仪式感，给观众震撼心灵的审美体验。

关于汉武帝这一人物，本剧将其塑造得有些单薄，缺少筋骨血肉，重要的原因是没把人物的转变和深度刻画好，前一部分我们看到的是他残忍嗜杀、喜欢被奉承的性格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待谄媚之臣和忠直之士截然相反的态度上。结局部分的汉武帝杀气已淡，剧中虽然表明他的转变是出于对被杀的臣子和儿子的反省，但这样简单地处理是缺乏深度和感染力的，没有深入到人物的内心处，编剧在这方面应好好深挖人物的内心，尤其要注意人物为什么转变？怎样表现转变？等重要问题。

剧中的其他人物也各有特点和不足，如司马迁的夫人和女儿在剧中起到的作用不太大，虽然从她们身上也能看出可贵的气节品质，但却未能将其加以施展。作为一部不免沉重的历史剧，创作者特意加进了一些喜剧性人物，其中牢头杜一刀最是出彩，充分起到了调节气氛、插科打诨的喜剧作用，但人物还是有点符号化、面具化，他未能与司马迁产生深层次的矛盾关联，只是停留在表面之上，他由恶到善的转变也稍显牵强无力。相较而言，司马迁的二伯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身上体现出司马家族的正气，他赞赏侄儿的才华以他为荣，当司马迁的妻子求二伯让司马迁死后能埋进家族墓地的时候，二伯虽然同情司马迁的不幸，但是无法破坏祖宗的规矩，即阉人不能埋进家族墓地。但随后二伯告诉司马迁，我虽然不能答应让你死后埋进家族墓地，但是为了不让你寂寞成为孤魂野鬼，我死后也不进家族墓地。说此话时，舞台氛围肃穆，而且悲壮凄凉。这一细节深深地打动了观众，让这个人物在观众心中活了起来。

三、结语

虽然此剧还存有不足，但整体而言算得上是一部较为成功的艺术作品，它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历史中开掘出有价值的创作素材，通过对文化英雄的赞颂，再次激活了中国历史中深沉的精神力量，体现出继承并振奋民族精神的艺术情怀。我们从《司马迁》的创作中可以得到启示，文艺工作者要“自觉担负起立心铸魂的文化使命。胸怀天下、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是文艺工作的神圣职责”[4]。首先，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善于汲取中国文化智慧，讲好中国故事;其次，文艺作品的重要价值在于启蒙民智、立心铸人;再者，文艺创作的重要目标是要继承民族精魂、振奋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1]赵建新.守望戏剧本体与建设中国学派——访戏剧理论家谭霈生[J].中国文艺评论，2017（1）.

[2]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J].人民日报，2016-12-1.

[3]冯远征，王甦.十年磨一剧——话剧《司马迁》排演手记[J].新世纪剧坛，2017（2）.

[4]刘云山.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导文艺工作  推动我国文艺事业实现新的更大发展[J].中国艺术报，2016-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