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电影作为文本，需要与其他文本相互结合参照，才能确定自身的位置。经由新闻事件改编的电影文本，惟有将其置于社会文化、历史时代等共同构成的大文本中，方能更好地体现文本自身的地位和价值。将新闻事件建构成电影文本的过程中，其形式的任何演变均是语言转变过程中潜意识的表露。这种潜意识源自于对整个社会大文本无孔不入的渗透。港内两地电影对新闻事件的选取以及不同侧重的改编，暗示不同社会文本对电影作品不同向度的渗透。在新闻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社会作为大文本与电影文本的生产相互交织，形成一个经过改编之后的新文本。电影将社会新闻纳入自身，通过相互引用、对照、模仿、改编、戏拟、重写等方式，重新建立一个不同于此前文本又有此前文本痕迹的新文本。这个新文本的编织过程就是传播，而从新闻文本到电影文本的建构，就是为了实现文本的跨界传播，即对既往传媒固有的业态边界的打破，包括传播者角色的跨界、传播渠道的跨界、传播内容的跨界、产业资源的跨界、媒介市场的跨界等。在突破边界构建这个新文本的过程中，社会历史是其与之发生关系的不可避免的重要互文。港、内电影经由不同的新闻事件改编，其主题参照、题材参照及形式参照上存在差异性，反映两地电影文本不同的创作姿态和发展方向。

一、主题参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

电影《亲爱的》海报

主题参照即指——“一个电影文本和其他电影文本在主题上的联系，以及一个电影文本和其他社会文化文本在主题上的联系。”而新闻事件与电影文本这种主题参照联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发生，其中最为普通的包括将一部影片的行动与其他影片比较；将其他影片中的元素放置于新的语境中；重新创造整体情节或一部分情节。”焦虑的心态及宿命的主题是香港电影历来挥之不去的情结。香港回归的宿命难以改写，而外地移民的涌入与当地文化的格格不入以及文化身份的尴尬处境使香港这个被殖民多年的城市及其居民缺少归属感和安全感，增加了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感，从而对未来、对前途产生前所未有的忧虑。许鞍华的《天水围的夜与雾》（2004）改编自2004年的香港天水围灭门惨案；翁子光的《踏血寻梅》（2015）改编自真实的肢解凶杀案；许学文、欧文杰、黄伟杰的《树大招风》（2016）改编自20世纪90年代香港“三大贼王”张子强、叶继欢与季炳雄的犯罪经历。这些改编自新闻事件的香港本土电影形成电影文本与社会现实的某种主题参照，不仅集中表现香港本土居民的生活现状，而且呈现内地非法移民在港的生活状况，以此暗示着香港民众的某种焦虑与宿命感，表现对生存状态及问题的揭露，从而构成了香港新闻电影改编的主题。

迥异于香港，内地新闻改编电影往往呈现在关于国家形象的主题塑造。丁晟的《解救吾先生》（2015）改编自2004年吴若甫真实绑架案，影片充分展现了警察的机智与果敢。该影片忽略了剧中匪徒原型在童年的不幸遭遇及其家庭离异的成长环境，而是树立了有责任、有担当的人民警察的形象，迎合了受众的期待，使主流价值观得以彰显。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2016）改编自2011年发生的湄公河惨案，《红海行动》（2018）改编自也门撤侨事件。中国警察境外执法、为公民伸张正义的价值预设，询唤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与荣誉，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气质和大国担当。这些内地新闻改编电影更多地体现了崛起中国的大国情怀和气魄，成为电影彰显主流意识形态实现对个体询唤的载体。

即便抛开宏大的民族情怀，内地新闻改编电影在主题参照上往往寄予生活新的希望。刘杰导演的处女作《马背上的法庭》（2006）改编自2003年9月的新闻事件——一群基层法官在云南贫困山区为百姓处理诉讼，而法官魏余发和书记员马永志在执行“流动法庭”的过程中坠入拉都河中当场牺牲。影片中，五十多岁的法官老冯来到国家级贫困县艰难普法，呈现各种现实问题及冲突的同时，更绽放了人性的温暖与感动。香港导演陈可辛的《亲爱的》（2014）改编自新闻原型人物彭高峰寻子事件，片末被拐卖儿童的家庭田、鲁夫妇最终原谅了拐卖者的家庭，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谅解，而李红琴最终怀孕也给人带来些许希望。彭三源的《失孤》（2015）根据郭刚堂十八年的寻子经历改编而成，该片中僧人对雷泽宽用“缘”来阐述寻找被拐卖的儿子，安慰了骨肉分离的主人公，消解了现实的苦难，遮盖了社会问题，从而实现了社会空间与电影文本之间互动的内在关联。即便是以揭露社会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内地电影，其片末的光明往往给予生活在现实苦难中的人们某种信心与期待，契合主流意识形态。

概言之，港、内不同的新闻改编电影造就了主题参照上的差异。香港新闻改编电影在更大的程度上暴露了现存的社会问题，并且将其置于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点上，使新闻事件更具有社会改编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电影中新闻事件的历史原因，并以此反应当时大众的心情状态。相形之下，内地新闻改编电影无论是表现国家意识形态还是反映日常生活，在主题参照上反映了某些社会问题，但最终落脚点往往将冲突弱化，为并不乐观的生活增加了一丝希望，使民众重新振作，因而也削弱了电影的批判性和反思性。

二、题材参照：真实新闻事件的还原与重塑

“互文性是大大增强语言和主体地位的一个扬弃的复杂过程,一个为了创造新文本而摧毁旧文本的‘否定的’过程。”港、内导演对原有新闻素材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和改造，凸显了两地电影对题材选取的不同侧重。香港新闻改编电影往往以九七回归前后作为其时间点，突出主人公的异质性身份，而内地则会在原本并不完美的故事情节中加入更多叙事的亮点或者人性的光环，在消解矛盾之后，为受众点燃新的希望。恰如帕特里克·富尔赖所言：“当我们遇到新的或不同的事物或事件时，我们在试图理出其意义的过程中有两个选择：将此符号带入一个确定的符号系统；或者设计一个全新的符号系统来包括并阐释这个新的符号。这种互文拼凑采用以上两种方法，采用已知的来解释未知的，并从其中发展新的阐释技巧。”《树大招风》中的三位主人公均是真实新闻事件中的原型人物，而且其中发生在各位主人公身上的事件亦较为一致。季正雄的袭警事件确有其事，他的生活也是居无定所；叶国欢确实是香港持Ak-47步枪的首个匪徒，而卓子强绑架、勒索富翁也是对真实案件的影射。这三位匪徒最终的结局与现实遭遇也极为相似，显示影片对真实的新闻事件的大致还原。但其中存在的与事实迥异之处在于这些悍匪依次出现在不同的时代，电影却将其统一安排在九七回归之前共同落网，显然是创作主体对其他文本的再创造。

香港回归的历史节点使改编新闻事件的电影具有时代的真实性，而主人公的命运也因香港回归这个特殊的时段而具有宿命的意味。《踏血寻梅》的女主人公王嘉梅的遭遇确有其事，但与电影呈现不同的是杀人背后的动机。其实，凶手犯案，纯属误杀，而电影对新闻原型予以部分否定的再创作，为死者的身份增加了悲剧的宿命感。新闻中描述的受害人王嘉梅是来自湖南的内地移民，她身份的特殊性使改编后的电影寓意也颇值得玩味，身为外地人的孤独与文化生活的隔膜使王嘉梅无法寻找到生存的价值和身份认同，只有同为底层身份的人才能理解她内心的苦楚。凶手丁子聪谋杀王嘉梅的行为动机，反而变成他们彼此交心、深入了解后对她的帮助与解脱。作为边缘群体的凶手与受害者彼此了解对方的遭遇与心情，凶手以自己作为底层的体验感知对方的痛苦，帮助对方以死亡解脱，这重演绎增加了底层生活的可悲可怜，使杀人这种犯罪行为成为对受害人的“救赎”。

而影片《解救吾先生》由于同样涉及警匪和新闻事件，所以在题材上与《踏血寻梅》存在相似之处，而且在片头便将凶手指认。虽然《解救吾先生》同样做到了电影对新闻的高度还原，如绑匪的凶残，解救过程的凶险与艰难。但其改编更加侧重警方破案、执法的高效有力，并未对案件产生的缘由进行深入的探究，而在更大程度上呈现整个过程的凶险和艰难，体现了执法人员的神勇以及受害人的冷静和临危不惧。出于电影的商业考虑，导演在影片中以三位主角的视角增加三段并未发生的想象片段，从而丰富了电影的可观性。在某种意义上，原本案件侦破的过程中并未进行枪战、格斗等惊险刺激的打斗，而解救人质主要依靠“侦破”，电影文本创造了原新闻缺乏的元素，使枪杀、格斗等刺激场面浮现在画面并通过后续的叙事予以否定，又将叙事拉回正轨。

三、形式参照：否定性改造后的独白与对话

特里克·富尔赖认为：“电影是把画面、对白、叙事和再现的事情既相互融合，同时又保持彼此独立的那类影片。换句话说，电影具备在单个向度（比如在画面内部）或者跨越的向度（画面对声音，社会背景和语境对人物对白）方面建立起对话和复调的程序和机制。”文本中存在着的多种声音使文本具有对话的可能，主人公的行为、对话与交流使文本具有对话性，形成了文本的复调式特征，呈现文本的思辨价值。而文本中肯定某种价值，亦可能是对这种价值的嘲讽。这种肯定与嘲讽构成了文本的复调性意义。

复调性不仅有利于文本表达不同人之间的思想碰撞，而且有利于形成存在多种声音但整体焦点一致的文本。《亲爱的》中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困境，田、鲁夫妇与李红琴都是受害者，各自立场都非常明确，在情感的纠缠之下，法律的公正性得到了事实的肯定，但单纯的法律依据却无法裁决双方的理智与情感，这使法律又遭致质疑，影片最终通过情感的谅解而告终。《湄公河行动》的主角方心武以匪徒的身份在泰国卧底多年，双重身份的他时常遭受内心的拷问，女友的丧生更使他作为一名执法者在私仇与国恨中加载多重情感，虽然最终目的达成却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踏血寻梅》中的杀人犯丁子聪最终被绳之以法，他残忍地肢解尸体，但是在受害人王嘉梅眼中却俨然成为了她无望生活的救赎者。《树大招风》中的叶国欢来到内地与官员进行交涉，本身这种交涉的行为就是对这种制度或规则的认同与服从，但强颜欢笑的叶国欢内心对眼前的一切无比憎恶，上述场景成为最后与警察对决时情绪的积累和铺垫。叶国欢与官员对话期间,主人公对茶杯与枪的选择则暗示着曾经叱咤风云的贼王之妥协与反抗，体现了丰富的文本张力。该片最后一场戏，期待“共谋大事”的三大贼王在彼此互不相识的情况下共同出现在风满楼饭店——一直期待以为终不可得，但是却在不经意间擦肩而过，宿命感尤为突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在这个关系中，自我处于相对核心的地位，需要与作为非核心的他者而存在。各种声音和意识在对话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下，与各方协商交流，构成不同思想、观念和立场的争论与交锋。”《树大招风》中的叶国欢虽十恶不赦，却是有尊严、傲骨、血肉的一个人；《亲爱的》中的李红琴是人贩子的妻子，却是一位对养子养女备加爱护的母亲。由此可见，电影文本中的人物内心及其关系设定往往充满对话性，即使是心理活动，文本的呈现也绝非独白，极具层次感和丰富性。《踏血寻梅》与其说是表现一宗悬疑案件的侦破，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心理的探析。该影片以悬疑案件为外壳，实际探寻的却是个体的内心，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疏离感、艰难生存的危机感。这些表述并不来源于新闻事件本身，而源于新闻背后的表达。杀人犯丁子聪是香港普通的底层劳动者，他对香港的社会生存充满焦虑。他生活在被人遗忘的角落，孤独和压抑无处倾泄，但正是这样的形象方能理解相同身份个体的焦虑与孤独。他的行凶如同对王嘉梅的救赎和解脱，这正是臧警官一直追寻的真相，令人瞠目结舌之余，萦绕在心的却是挥之不去的孤独、焦虑与底层的宿命。因此，该片表现的不仅仅是影片的悬疑与惊悚，更是在了解事实真相之后的惶恐与忧伤。

内地新闻改编的电影文本在揭露各种社会问题后，多会选取通过赋予新生的希望抚慰大众面对的困难重重的现实，而香港电影文本则将聚焦的重点指向回归前后的焦虑以及回归的宿命感。因此，尽管港、内新闻改编电影在形式参照上具有一致性——否定性改造，但两地创作之间的差异性使其走向更大的疏离，即内地电影突出对主流价值的肯定与彰显，而香港电影则呈现生存的忧虑和难以逃脱的宿命感。

结语

尽管新闻改编只是港、内电影意识形态某个侧影的呈现，但对新闻改编的方式显示港、内不同的文化态度，即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同时两地缺少精神上的完型，从而使两地的电影作品分属不同的维度。香港因其历史的原因，使之与内地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去甚远，同时也使创作具有强烈的本土色彩，香港在经历百年的殖民之后，面对回归祖国，在身份的转变方面表现出了惶恐、焦虑，对未来的生活也同样充满焦灼与忧虑，这些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均通过电影表达出来，而对新闻改编的电影作品表现得尤为突出，新闻改编电影以对抗的态度坚守自己的本土文化，并对本土未来表现出担忧，带有强烈的宿命感。而内地新闻改编电影创作更向主流意识形态靠近，而且从题材参照上，贴近当下热点，在揭露社会问题之后，仍会将创作引向一个积极的维度，使受众充满希望的想象。在某种程度上，内地新闻改编电影侧重的并非批判和揭露，而是对于现实的某种抚慰，更符合受众的审美需求。当前，相当一部分主流商业影片均表现了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定力，树立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保护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的大国形象。电影所营造的对正义的维护、对生命的尊重、对国家国民利益的捍卫，为影片创造极高的价值认同，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民族心理，使其在价值观和情感关照方面得到了高度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