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龙 袁子健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成功发射，成功地圆了新中国“两弹一星”的梦想。

原第七机械工业部的解密资料显示，东方红一号卫星是由代号“651”的卫星设计院负责研制的。后来，该卫星设计院奉命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上海科学仪器厂等单位重组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出任第一任院长。现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归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简称中航科技）。

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中国航天工业砥砺前行。1971年3月3日，中国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到1975年11月26日，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

国家品牌迎难上

同卫星一样，实用价值强的“两弹”，代表着国家与民族的实力。1972年1月7日，中国彝族飞行员杨国祥驾驶强-5甲飞机，成功地投掷了我国第一枚实用氢弹，是中国核弹应用能力划时代的符号。

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1968年建成通车。

1968至1977，也是中国医药事业突飞猛进的十年。1969年底，中国宣布独立自主研制成功的广谱抗生素——“庆大霉素”通过成功鉴定。之所以为之取名为“庆大霉素”，是因为当时正值建国20周年大庆和“九大”召开之际。

那个被誉为“庆大霉素”之父的男人，名叫汤飞凡。他带领着中科院福建微生物研究所的攻关小组，从福州湖泥中分离出小单孢菌，产生出庆大霉素。按照教科书中的记述，“庆大霉素”的作用基理是，通过干扰细菌蛋白质合成而发挥抗菌作用。在医学应用方面，庆大霉素主要用于治疗细菌感染，尤其是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感染。

除了在抗生素的研制领域取得了成功以外，1968年至1977年这十年，也是中国中医药研发的关键十年。中国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諾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屠呦呦女士，和她籍以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也是在这个十年中结缘的。

196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受命担纲抗疟疾药品的研究任务，屠呦呦便作为第一批进组的科研人员之一参与其中。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无色结晶体，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青蒿素作为一种新结构类型抗疟药，同时具备“高效、速效、低毒”的多重优点，对各型疟疾均有特效。后来，“青蒿素”获得了一类新药证书，并荣获“国家发明奖”，屠呦呦更获得了享誉中外的诺贝尔奖。

实际上，在这十年里，中国的医疗器械也有了突破性的发展。1974年4月31日，中国第一台医用电子感应加速器研制成功。据新华社当时发布的通稿称，这台仪器是由保定变压器厂、保定玻璃厂、一机部机电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共同参与研发的，于当年11月便被投入到癌症病人的治疗当中。据悉，它能做到根据病人的病情选择用伽马射线还是用不同量级的贝塔射线进行放疗。

家电品牌逆势崛起

在那个年代，人们了解外界除了靠报纸，就只能靠半导体收音机了。其中就有那么一段电波被桌上的天线捕捉，经过放大，镌刻在叫做“红灯牌”收音机的声音里。

新中国第一台国产化收音机叫“红星牌”，也许是向这个兄弟品牌致敬，之后“红灯牌”收音机应运而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国收音机需求量增加。1972年，上海无线电二厂设计生产的711系列6灯2波段大台式电子管收音机面世，很快成为风靡市场的一代名机。

在经济落后、物质匮乏、文化娱乐单调的时代，收音机成为普通老百姓家中的奢侈品，是当之无愧的大件。对半导体的庞大需求，催生收音机品牌的大爆发。牡丹941、上海114、长江751A、春雷3T2、海燕T241等一批优秀的知名品牌涌现，丰富了广大人民的文娱生活。

为了展示我国电子工业水平，1971年有关部门确定研制生产高级收音机，并向几个有实力的骨干大厂下达了任务。牡丹2241一级全波段半导体收音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研制的，并在1974年获得成功。

如果说半导体收音机是一个家庭的小康象征，那么能够拥有一台电视机，则成为富裕的标志。熊猫牌电视机便在那时诞生。

熊猫电子公司前身为湖南电器制造厂，素有“孕育中国民族电子工业的摇篮”之称，上文提到的“红星牌”收音机也产自于此。后来，在国家批准上海电视机厂（现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引进第一条彩电生产线生产金星牌彩电的时候，熊猫牌黑白电视已经在中国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风靡一时。

此时，军工立业的长虹集团（原国营长虹电器厂）也刚刚开始军转民，进行电视技术的引进和消化。1972年12月，长虹第一台黑白电视试制成功。4年之后，长虹第一台彩电成功问世，成为品牌崛起的起点。

收音机、电视机、电风扇、电熨斗……在那个10年，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走进了百姓的生活，1970年，延安排风社、东风水泵社、动力机电社、苏州灯泡厂，这些街道的手工业小厂组成了苏州电扇厂，成为苏州长城电器有限公司的前身。企业生产的长城牌风扇曾被喻为苏州工业产品“四大名旦”之一，由原苏州电扇总厂厂办主任胡忠泽创设的“长城风扇、风扇长城”的广告语也朗朗上口，很快变得家喻户晓。

在当时的电器品牌中，三角牌曾经名噪一时。创造这个品牌的企业名叫湛江市五金制品厂，成立于1973年。许多人记忆中的黑色三角牌熨斗就是出自这里。湛江五金制品厂成立之初，便开始试制日光灯镇流器和配套产品日光灯支架，产品迅速销往香港。获得市场的认可，企业开始从五金制品厂转型到家用电器的轨道上，成为湛江电器工业诞生的标志。

流行元素炙手可热

20世纪70年代，若是谁家有一台“蝴蝶”牌或者“蜜蜂”牌缝纫机，那绝对是一件极有面子和值得荣耀的事。那时候“蝴蝶”牌缝纫机、自行车和“上海”牌手表，是当时青年男女结婚的“三大件”。拥有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几乎是那个时代里每一个待嫁女子的梦想。当时上海有三个缝纫机品牌，“蝴蝶”牌、“飞人”牌和“蜜蜂”牌，其中“蝴蝶”牌名气最大，销量最高，出口也做得相当好。缝纫机行业中，北京有“牡丹”牌，西安有“标准”牌，广东有“五羊”牌，但上海的“蝴蝶”牌却是其中翘楚。

“回力”是中国最早的时尚胶底鞋品牌。拥有一双雪白无暇的白色回力球鞋，是多少人的梦想。在20世纪70年代，回力鞋几乎就是运动休闲鞋类的唯一象征，相比解放鞋而言，它简洁鲜明的设计在那个同质化的时代显得卓尔不凡。

不仅如此，20世纪50至60年代出生的人一定还记得“的确良”。20世纪70年代，“的确良”风靡全国。“的确良”是合成纤维，因为其挺刮、耐穿，且可以免烫，而深受老百姓的青睐。虽然“的确良”的价格要比棉布价格高出很多，但只要商店里一有货，就会被抢购一空。

上海第二合成纤维厂是我国首家专门生产涤纶短纤维，也就是生产“的确良”原料的工厂。1968年这家厂的年产量是500吨，这样的产量对当时老百姓的需求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为了满足百姓的需求，那时全国每年要进口几十万吨的涤纶。生产扩大了，“的确良”纺织面料的品种也增加了许多，不仅有棉“的确良”、毛“的确良”，还有织成卡其布“的卡”，同时还试制了一些内销产品。

不仅“的确良”面料在绸布商店里抢手，“的确良”成衣更是在服装店里供不应求。为了抢购衣服，场面比现在抢购iPhone要狂熱的多。那时青年人上穿“的卡”上装、下穿“毛的”裤子，脚上再穿上7元6角5分买来的皮鞋，号称“765”皮鞋，再骑一辆新的自行车，那种感觉比现在开宝马坐奔驰还要好。幸福指数就像温度计浸在热水里，一下子就蹿得老高。

1975年，上海金山石化总厂年产10万吨纤维生产线上线，更多的“的确良”进入到了普通百姓的家里，人们渐渐告别了补丁打补丁的日子。随着面料的不断开发，“的确良”衬衫、“的卡”中山装、“的卡”裤子成了男青年的着装标准，而各种印花、提花“的确良”的出现，让姑娘们的衣着变得鲜亮起来。

走出国门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一汽生产的解放牌汽车依旧是那个时代的龙头品牌。中国在自己经济也很困难的情况下，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其中解放牌汽车便在援助的系列之内。

那时，在阿尔巴尼亚的公路上跑的是基本上是解放牌或东风牌汽车，当地人骑的是永久牌自行车，戴的是上海牌手表，听的是红灯牌收音机。1976年，在阿尔巴尼亚发行的面值5列克流通纸币中，背面图案则为疾驰在大桥上的列车和满载货物行驶在公路上的老式解放牌汽车。

湖北十堰原本只是一个百人小镇。1969年，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现东风汽车集团）在湖北郧阳山区的十堰大炉子沟开建。为了适应当时生产力状况，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饶斌提出了按照汽车的总成分工，由国内汽车厂家和设备厂分别“包建”的方案。同时，为了努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缩小差距，对设计工作提出“聚宝”的要求，大量采用“四新”，即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聚宝”使我国的机械制造水平向前跨了一大步。

1978年7月15日，首批民用东风五吨车实现批量生产。二汽当年超过国家原定2000辆的计划，生产了5000多辆优质汽车，闯过了“亏损关”，第一次向国家上缴利润279万元。后来东风5吨车、2.5吨越野车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在枪林弹雨的前线，东风车全部执行了最艰巨的战斗突击和物资抢运任务，没有一辆车因为质量问题而出事故，被战士誉为“功臣车”“英雄车”。

1972年，青岛啤酒首次进入美国市场，美国人品尝了青岛啤酒以后纷纷抢购，造成商场断货，商场的经理常常提出抗议。实际上青岛啤酒进入美国市场以前，就已经出口到许多国家和地区。这种适合现代社会潮流的苦味轻、口味淡的新型啤酒，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1976年12月24日，上海市轻工业局、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上海百货站等有关单位联合鉴定“中华”牌101绘图铅笔2H、HB两种型号的铅笔质量后确认：铅笔铅芯的各项指标已赶上美国的“维纳斯”绘图铅笔，可列入世界先进水平。

20世纪60年代末期，飞鸽自行车的生产突破40万辆，飞鸽便成为全国最大的自行车厂。当时，全国有四大品牌：凤凰、永久、飞鸽、红旗，飞鸽的产量是最大的，并且开始出口到美国、日本等国家。传统造型的“黑老虎”自行车成为飞鸽对外的一个形象。1974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北京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时，就和夫人经常骑着飞鸽自行车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被大家称为“骑自行车的大使”。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在那场可歌可泣的民族工业建设和创业奋斗史中，无数的热血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相聚而来。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单凭心中对党和祖国的信念，先后建成了一批又一批的重要工厂与企业。不因艰苦环境而悔恨，不因贪图享乐而逃避，这是民族工业的创造者们对民族品牌与其精神最朴实无华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