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韩可风

一

1921年初春的某天，老城西门沟蔡家的19岁儿子蔡光举从省城贵阳的模范中学考上福建厦门大学理科，今天就要启程。

这在遵义，当年可不是小事。那时的大学生，乡人是要当前清的举人进士看待的。何况这位小蔡先生，当时又那么年轻，那么端方，那么倜傥。年轻多好哇，尤其对这个出身贫寒，但却志向远大的小蔡先生来说，谁都知道，这就是前程无量的代名词。所以从前几天起，蔡家就不断有人前来恭贺。来者的身份五花八门，有左邻右舍，有官员绅士，也有袍哥大爷，还有四乡八里略有交情的乡民百姓。一来送个人情，二来留个念想，三来也是一睹丰容。老蔡家虽然只是小手艺人，但老蔡为人忠直厚道，虽不识字，却极明理。在这老城一带，也算是善不欺，恶不怕的一个角色，人缘是极好的。因为自己少文，江湖上行走就难免要受些夹磨，便把希望寄放在儿子身上。却亏得光举自小聪颖，读书是没得说了，从来都是极受先生赏识的，要不然也不能到厦门去读大学。更好在这孩子嫉恶如仇，敢作敢为，年纪不大，阅世不深，却颇有大丈夫气概。也是受当时风气的影响，这小子言必称国家如何？个人如何？又因为读书的关系，就把“士不可不弘毅”，“立功立德立言”这一类的格言，做了人生的信条。

老蔡对这个儿子，虽然爱极，却又担心。不怕他与众不同，就怕他少不更事，闯出祸来。于是早早给他结了一门亲事。想在那耳鬓厮磨之间，把他的棱角磨一磨。谁想儿子婚后与妻子固然恩爱，却也没能泯灭了万水千山的抱负。

此时此刻，丈夫就要出远门了，妻子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自励，也在送行的人群中。男人生来就是要打天下的，这道理她明白，所以她并不悲伤。她的心里，只是有许多祝福和希望。清冷的风中，她看着他向父母，向乡亲拱手作揖，转过头来，又朝自己微微一笑。

她当然不知道，其实这一瞥间丈夫的那微微一笑，对她来说，便是永恒。如果知道，她还会让他离开自己吗？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于是，她默默看着丈夫弯腰坐上滑竿，看着他在俩个轿夫的肩上，抖抖颤颤地渐行渐远，从此一别，永远离开了自己。还有这个怀抱中的孩子。

当年从遵义出外省，主要道路有三条。一条是走贵阳，或经安顺兴义去云南；或经凯里到镇远坐船去湖南，或走都匀去广西，这主要一条旱路。一条是经桐梓走重庆，或者坐船下三峡出川，这条路主要是水路，当然也可以再走旱路到成都。还有一条是从遵义走鸭溪下茅台，坐小船到重庆，再转轮船出川。

蔡光举是从哪一条路到重庆已经不可考证了，但我揣测，他多半是从重庆坐船出川，顺流而下去上海，再从上诲乘海轮去厦门就学，这应该是当时去厦门最为便捷的一条道路。

于是我们因此得以想象，蔡光举在重庆登上当时长江上运营的外国轮船，顺流而下直到上海。一路上江流浩荡，虽然尽享风光旖旎，却也看到了不少民生疾苦。在上海等待去厦门的海轮时，他又去拜访并结识了遵义的乡党，上海《新建设》杂志社编辑、同时也是复旦大学共产党特别党部的负责人，共产党员鲁纯仁。

鲁纯仁是遵义县枫香镇人，生于1898年，当时也不过二十三四岁。

但是，正是这个人，正是在上海这个当时东方最得风气之先，同时也是最繁华的大都会中，鲁纯仁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的理念传递到蔡光举的心里，而且还在蔡光举求仁得仁的道路上，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至于什么作用？我们后面再说。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厦门，几乎是一个世外桃源。蓝天，大海，绿地，洋楼，所有这一切都与蔡光举同样宁静但却更加穷僻的故乡，有着巨大的反差。

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于1921年，也就是蔡光举就学的这一年，所以蔡光举实际上还是厦大的第一期学生。

当时中国的大学规模都不大，北大清华不过就几百人。厦大规模也不大，教职员工一二百人，学生亦不过一二百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书，感觉和现在的大学自然不一样。

蔡光举(l南方网/图)

其实，蔡光举在厦大的学业如何一方面无从考据，另一方面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厦大学生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这在当时，说是凤毛麟角并不为过。更重要的是，他所以能在后来的黄埔军校群雄中迅速崛起，脱颖而出，22岁就成为蒋何麾下最重要的统兵将领之一，这份经历所培育出来的那份气质，在其革命意志之外，应该对他有着相当的影响。

事实上，蔡光举在厦大并未毕业而是肄业。

1924年初，他接到上海鲁纯仁的一封信。鲁在信上大意说：当今国共合作，孙中山意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和可能。因而在苏俄的帮助下，广州的国民政府正在筹建一所军官学校，以兄之才之志，救国救民，那里正是大展鸿图的地方。为兄已向学校筹建方面大力举荐，望兄收拾在厦门的学业，即刻赴粤报到。

接到这封来信后，蔡光举应该没有犹豫。以中山先生的声名威望，能够追随其左右，为中国革命哪怕抛洒一腔热血乃至生命，这应该是当时无数青年才俊的梦想和机会，也是当时社会真正的时尚和主弦律。

厦大本来就得风气之先，蔡光举自然不会落人之后。

由鲁之荐而入黄埔，由黄埔而得有其所，这便是前面提到的鲁对蔡的所谓“关键作用”。

有资料说，蔡光举得鲁纯仁之信，读后写下这样一段文字：“革命不成功，国家不强盛，百姓不得安居乐业。吾辈学子，徒坐寒窗，有何益哉！”

遂投笔从戎，终至取义成仁。

信哉此言。壮哉此言。

二

从厦门去广州，应该还是海路。这时的蔡光举，已经和几年前有所不同。当年在长江江轮上顺流而下的蔡光举，目光是兴奋而又茫然的。而此时站在海轮上劈波斩浪一往无前的蔡光举，除了青春无敌之外，又多了几分稳重和坚定。

那时的广州，正享有革命大本营的光荣称号。每天都有许多集会和演讲，每天都有许多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借用一句当时的话，每天的太阳都是崭新的。

1924年5月，蔡光举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学习。由于鲁纯仁的推荐和自身的条件优秀，他的报考没有悬念。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校典礼。它的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陆军军官学校”，因建址于广州附近长洲岛上黄埔镇而习称黄埔军校。军校总理由孙中山自任，校长蒋介石，国民党党代表廖仲凯，政治部主任戴传贤，半年后周恩来继任，总教官何应钦。

开校典礼上，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亲临，并致词说：“今天要创办这个学校，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事业重新创造，要用这个学校的学生为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样好的骨干成为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的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的。所以今天在这里创设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建立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说到这里，中山先生指着在黄埔军校的大门上挂着的一幅极其醒目的对联，大声说道：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这副对联就是我们黄埔学生的座右铭和我对你们的全部希望！之后，中山先生并亲口将“亲爱精诚”四字授为黄埔军校的校训。当时情景，全体与会人员，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激昂。

黄埔第一期正式学员共499人，当年11月毕业，及格者456人，学期只有半年。毕业后，这批学员大部分分到军校刚刚招收成立的，由何应钦兼任团长的军校教导团实习。蔡光举亦在毕业后的短短三个月内，由于品行和能力都十分出色，迅速由实习排长，连长，晋升为营党代表。他当时的晋升之快，在同期黄埔学员中，无出其右。

三

当时的中国，大体上分为南北两个阵营。

北方在袁世凯死后，所谓北洋集团分化为以直系、奉系、皖系为主的三大军阀集团。虽然都以南方为敌，但又相互争逐，战乱不休。其中势力最强者，以直系曹锟、吴佩孚为首。长江以北，包括长江沿线的南方地区，几乎悉入其手。他们不仅兵多权重，而且以正统自居，实在瞧不上南方那些不太着调的半拉子军人。那时南北两军只要一开仗，基本上都是南军望风而逃，北军摧枯拉朽，很少有什么悬念。之所以没有三下两下把南方灭了，纯粹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事儿太多，刚一打顺手，就必然有人出来拆台。总有一方不希望战事进行得太顺利，坐大了别人，削弱了自己。

南方以孙中山为主，自称国民政府的大总统，五省建国联军的大元帅。但中山先生除了一份在国人心中辛亥首勋，民国肇始的崇高威望外，不仅手中无兵，而且囊中无钱，因此号令不出广州郊外那座改为大总统府的破旧的水泥厂办公搂。

而中山先生当时依靠的力量，说起来也实在可怜。云南的督军唐继尧以及继任者抓住贵州，从来就不听孙中山号令，四川督军刘湘和实力派杨森还有其它大大小小的土豹子们在立场上忽南忽北，纯粹有奶就是娘。广西督军陆荣廷和奉系张作霖一样本来就是土匪的出身，还和北方暗自勾结。湖南本来就是南北交战的主战场，湘军更是派系林立，除了要和北军过招，自己闲下来还要相互掐架。福建督军李福林和广西差不多，也是一张阴阳脸。即便就在广东，也是以陈炯明为首的东江集团，以邓铿为中心的粤东集团，以许崇智为中心的福建集团，以杨希闵为中心的滇军集团、以刘震寰为中心的桂军集团、以谭延闿为中心的湘军集团、以及由各省散兵游勇（包括谷正伦带去的黔军一部）组成的大大小小的军阀集团等各自为阵，各把一口，自行收税，互不相统。名义上都听大元帅的，实际上谁都不听大元帅的。

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孙中山才不得不痛下决心，要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他并且认为，这支军队必须要以三民主义信仰为基础，要绝对服从国民党中央的领导，为统一中国的大局服务，否则仍将坠入军阀主义万劫不复的深渊。而黄埔军校，就是这支将来被称为“党军”的新型军队的全部希望和灵魂。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黄埔军校的建立，在当时暗夜沉沉的中国，无疑是一道劈破长空的闪电，它的光芒，已经成为历史天幕上的一处永久风景。

艰难的中国。艰难的中国人啊！

四

就在黄埔第一期和第二期学生相继进校（相隔只有两月），军校教导团开始招兵买马，苏俄援助的第一批武器八千支步枪，（每枪配子弹五百发）终于到达，全校师生因领到武器而欢呼雀跃，群情振奋之时，北方发生了一件大事。

1924年10月，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吴佩孚发生战争，直系大将冯玉祥趁吴离开北京赴前线之机，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率军急入北京，发动北京政变，赶走末代皇帝溥仪。并联络张作霖反攻，导致直军大败，吴佩孚不得不宣布下野。紧接着，冯玉祥又举行政治军事会议，决定邀清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

孙中山考虑之后，决定接受邀请。临走之前，于1924年11月3日到黄埔向全体师生辞别。

孙中山抱病北上，原本驻扎在广东东部东莞一带的陈炯明感觉到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机会来了，于是打出救粤军总司令的旗号，率其部6万余人向广州的国民政府发起进攻。陈炯明的这次进攻，肯定是一次极其不得人心的蠢动。

1925年1月，陈炯明任林虎为总指挥，洪兆麟为副总指挥，叶举为各路总指挥，调集七个军五个独立师共6万余人向广州汹汹而来。

广州国民政府在代主席胡汉民的主持下，于1925年1月15日发布《东征宣言》，决定将许崇智之建国粤军、杨希闵之建国滇军、刘震寰之建国桂军、谭延闿之建国湘军、朱培德之建国第1军和黄埔学生军以及赣、鄂、豫、晋、陕各军约5万人，组成东征联军，以杨希闵为总司令，东征讨伐陈炯明。

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下，广东革命政府开始了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 东征军共分三路：其中滇军杨希闵为左路军，约3万人，进攻河源、老隆、兴宁和梅县；桂军刘震寰为中路军，约6000人，进攻陈炯明老家惠州；许崇智的粤军约1万人和黄埔军校教导团约3000人为右路军，进攻淡水、平山、海丰、陆丰、潮汕。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兼任东征军右路军参谋长，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东征军右路军的政治部主任。

东征联军不到5万人，但是兵力雄厚的滇军和桂军，却在暗中与陈炯明勾勾搭搭，按兵不动，以坐观成败。因此，消灭陈炯明的重担就只能落在了右路军身上。而由蒋介石率领的黄埔军校教导团，又实际上成为右路军中最主要的战斗力量。因此，这次东征实际上成为黄埔军校教导团3000人，辅以粤军1万人，和陈炯明军6万人的一次对决。其它各军或者没有参加战斗，或者只起了牵制和威慑的作用，又或者甚至起了坏的作用。

毕竟陈炯明选择在孙中山北上之时，与广州国民政府兵戈相向不得人心，士气不振。东征的右路军出发后经虎门扫荡向前，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攻占东莞、石龙、樟木头、平湖、深圳等地，于2月14日抵达淡水县城郊，在这里遇敌凭坚城固守。

当时，淡水地势险要，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守城之敌企图以此坚守待援，一举打败右路军。蒋介石、周恩来和右路军将领许崇智、叶剑英等人商量之后，认为必须在敌援军到来之前攻下淡水，不然将腹背受敌。遂决定以军校教导团为主力，分三路围攻淡水，并占领了城外阵地。先由粤军攻城，敌军拼命抵抗，战斗异常激烈。到了晚上，敌军借助探照灯光，向城外抛掷火球，使东征军士兵无法靠近，战事形成对峙。

蒋介石、周恩来、何应饮等人随即率校本部进至阵地前方小高地设指挥部，指挥部离淡水城墙仅170余米距离。当夜，因陈军援兵二万人已经逼近淡水，形势已不容再有迟疑。而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这一仗如果打胜，广州国民政府将转危为安，黄埔军校和国民党军将一战成名；如果战败，广州方面暂且不说，黄埔和国民党军必将万劫不复，其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下令强攻，除限时攻克外，并悬赏格：士兵有先登城头者，赏大洋五百，连长有先登上城头者，赏大洋一千。教导团遂决定挑选十名军官，一百名士兵，组织敢死队，以期必克。是夜，教导团全体官兵在各连党代表的发动下，纷纷要求参加敢死队。

据参与此役的宋希濂后来回忆，当时群情激奋，人人争先，他本来也想挤上前去报名，但犹豫了一下，就没报上名。宋希濂如报上名，或许十一年后，瞿秋白就不会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他们分散突围时，瞿秋白被宋的部下抓住，并死于宋手了。而蔡光举不仅首先报名参加敢死队，并且自告奋勇担任敢死队长。因为敢死队中他的军阶和职务最高，也就无人与争。

最后组成敢死队的十名长官中，国民党员两人，共产党员八人，蔡光举是两名国民党员中的其中一个，另一个是后来曾在抗战后期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副参谋长的冷欣，当时是连党代表。

月光如水的夜里，蔡光举借助月色，给遵义家中的大哥写了一封告别信。信中写道∶“我现在已决心担任攻打淡水城的敢死队长，倘若不幸牺牲，乞兄善事双亲，弟媳亦请多加照顾。”

此信写毕，蔡光举交给亦任敢死队员的同学，让他转给教导团团长何应钦保管。

2月15日拂晓，经过一夜准备的军校教导团，在黎明的熹微中开始攻城。

当时，教导团的武器主要是步枪，没有大炮，所以乘天尚未明架梯攻城。淡水守军则将碎棉布包裹起来，蘸油后点起火，放在城墙四周，照耀如同白天。

枪一打响，蔡光举就身先士卒，带着敢死队勇猛冲杀上去。冲至距城边一百米处时，他腹部被子弹射中，肝肠溢出体外。但他仍不顾疼痛率队猛攻，至城根约五十米处时，又中数弹，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强撑剧痛，爬梯攻城……然而，天不欲毕竟其功，他再一次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终至不支，倒在了城墙下。

“黄埔三杰”之一的共产党员蒋先云见状，赶快冲到他身边，将他扶起，并掏出随身携带的绷带要为他进行简单包扎。蔡光举半撑起上身，指着城上的敌人，强忍剧痛说∶“先云，不要管我，逆贼正待我们痛杀！”

蔡光举的英勇受伤，激起全体官兵对敌人的强烈愤恨。蒋先云把蔡光举交给同是遵义人的敢死队员陈铁，腾身再上，并且首先攻上淡水城墙。

两小时后，全城克复。

当敌援军赶到时，教导团官兵偕同友军，乘此战胜之威，同仇之忾，以摧枯拉朽之势，将敌阵一鼓而下，并乘胜追击。在东征军左路和中路都没有出动的情况下，仅用一月时间就横扫东江，肃清余敌，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巨大胜利。此战之后，黄埔国民党军之名，学生之勇，天下皆知。

只可惜中山先生没有能够看到，他播下的种籽，终于长成了挺拔的大树，他挥洒的心血，终于汇成了灿烂的星河，他溘然长逝的那一天，恰好就是他所钟爱的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告捷的那一时。

天意几许高难问，江山如画一帆中。

五

在淡水城下作了简单包扎后，蔡光举立即被送往后方治疗。终因治疗条件有限，伤势过重，两天之后辞世于广州医院，年仅22岁。

对蔡光举之死，蒋介石极为痛心，闻讯后当即挥笔，亲自写下《追悼蔡光举通告》一文：

“……叛逆未灭，信徒先亡，悲惨凄酸，何意独存……惟本校同学应奋斗继起，以成光举未竟之志，而雪吾党无穷之耻，使其瞑目九原，而尽后死之责……”

1925年2月18日，广州各界人士于医院举行蔡光举烈士追悼大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黄埔军校党代表，被誉为“黄埔之母”的廖仲恺先生主持大会并讲述烈士的生平事迹，他在追悼会上，还宣布了广州国民政府追赠蔡光举烈士为国民政府陆军少将命令。

这时的国民党，春天还没有到来。

蔡光举牺牲的鲜血，就是那报春的第一朵鲜花。

1925年底，广州国民政府又根据廖仲恺先生的提议，在长洲岛西侧，拨款兴建“东征阵亡烈士墓”于黄埔军校旁。

“东征阵亡烈士墓”是纪念黄埔军校师生1925年两次东征中牺牲的516位烈士合葬的墓园。整个墓园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由纪功坊、墓道、凉亭、墓冢组成一中轴线。墓园坐南向北，前临珠江水，后枕万松岭，气势雄伟，向有“小黄花岗”之称。

在这座庄严肃穆的陵园里，主陵巍巍，埋葬着黄埔军校在1925年国民政府两次东征中，牺牲的五百多名官兵。

蔡光举烈士没有和他的战友们葬在一起，而是被单独埋葬在主陵的东翼，以彰显其特殊和重要的地位。

蔡墓面积四十余平方米，墓四周为钢筋水泥栏杆，并以铁链环绕，正中是高高矗立的纪念碑，碑上以颜体楷书刻有“蔡光举烈士墓” 六个大字，落款为“民国十五年八月”、“谭延闿敬题” 。游人拾级而上，绕碑而下，敬仰之心，油然而生。

为蔡墓题字之谭延闿者，乃是民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著名的书法家。

主陵的西翼，则为在历次国内战争中阵亡的，黄埔军校出身的国民党少将十七人合葬墓。

蔡光举烈士之牺牲，备极哀荣。

如其不死，国乎？共乎？大将乎？元帅乎？又或平民百姓而老死床榻乎？其后之发展，实在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