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菡，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是政治经济学扩大再生产理论的重要命题，在理论和经验证据两个方面一直存在持续的争论。两次较为集中的争论分别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其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是否是一条普遍规律？是否可以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最近的研究重点开始逐渐转向以线性经济模型和投入产出表为基础的经验研究。

张思明[1]分析了我国1953年到1982年间生产资料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变动；郭克莎[2]引用苏联、东欧以及美国、法国、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数据，证明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普遍现象，并且随着工业发展到技术集约化阶段，平行发展趋势开始显现；刘宇等[3]利用投入产出数据，推算了我国1992年至2002年两大部类的总产值，并对两大部类发展协调性进行了检验；徐春华[4]利用1995年至2009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的38个国家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计量回归，发现第Ⅰ部类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第Ⅱ部类增长率有负向作用；赵峰等[5]利用我国2000年至2010年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了两部类表，数据表明在此期间第Ⅰ部类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第Ⅱ部类。

既有经验研究证明，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仍在发挥作用，但没有更深入地讨论生产资料本身的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对国民经济宏观结构的影响。从理论上讲，生产资料根据资本周转方式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不变资本。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固定资本、流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关系必然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由此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在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这种结构性特征的动态是怎样的？这种结构性特征的内在经济逻辑和影响是什么？同时，这种关系与技术水平和收入分配之间又有什么联系？为此，我们在一个包含固定资本、流动不变资本和消费资料三部类的再生产模型框架内，对中国三部类固定资本系数进行了测算，据此估算了三部类的固定资本存量和相关经济指标，对三部类增长结构进行了经验分析。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节构建了一个包含固定资本的三部类再生产模型；第二节在斯拉法—置盐—中谷(Sraffa-Okishio-Nakatani，简称SON)经济的基本框架下，引入斯拉法—藤森(Sraffa-Fujimori)方法来测算固定资本系数和固定资本存量；第三节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对我国三部类再生产的宏观结构进行经验分析；最后是总结和政策展望。

一、包含固定资本的三部类再生产模型

马克思的两部类再生产模型是政治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结构的重要工具，但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没有直接适用于该模型的数据，以藤森(Fujimori)[6]方法为基础，赵峰等[5]构建了一个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的两部类再生产模型。李帮喜[7]则在两部类模型基础上，将生产资料进一步拆分，构建了包含固定资本、流动不变资本、消费资料的三部类模型，并给出了从投入产出表到三部类表的映射关系。与两部类模型相比，三部类模型将生产资料进一步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不变资本两部分，以便对其结构和动态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三部类再生产模型可以通过对投入产出表的分解和重新组合来获得。投入产出表概览如表1所示。假设经济体存在n个行业，不存在联合生产，x、C、S、Δa、e、m、w、s、Δk分别表示产出向量、最终消费向量、固定资本形成向量、存货增加向量、出口向量、进口向量、工资向量、利润向量、折旧向量。投入系数矩阵A=(xij/xj)，投入产出表的基本代数表达式为x=Ax+C+S+Δa+e-m。

为了将n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映射为三部类表，需要知道每个行业的产出中固定资本、流动不变资本、消费资料各占多大比例。假设对于每个行业i的产出而言，有αi部分为固定资本，βi部分为流动不变资本，γi部分为消费资料。则

其中，Hi为国内对行业i产品的总需求*由于缺少进出口产品最终用途的数据，我们假设所有进出口产品的需求构成与国内产品的需求构成相同。

显然αi+βi+γi=1。

表1投入产出表概览

表2三部类再生产图式

通过构建三部类表，我们可以得到固定资本总投资矩阵：

工资向量F=[0 0Z3/h]和各部类的劳动投入系数:

其中h为年总劳动时间，V为总附加值

表3计算公式汇总

二、固定资本系数及固定资本的测算

为了研究三部类的结构及其动态，我们需要三部类的固定资本存量数据。本节我们以斯拉法—藤森(Sraffa-Fujimori)[8]方法为基础，使用固定资本系数*即生产一单位产出所需要的固定资本存量。对三部类的固定资本存量进行估计。

(一)斯拉法—藤森方法

1.基本框架。

在进行固定资本系数和各项经济指标的测算之前，我们简要回顾一下SON经济的基本框架。在此经济中，只考虑全新品，忽略往年生产的固定资本。

令K，A，L，F分别表示固定资本系数、流动不变资本系数、劳动投入系数、消费品束，并且均为非负矩阵。记τ为折旧年限，ψ为折旧率，r为一般利润率，p为生产价格向量，M(r)为与r相关的广义投入系数矩阵。则生产价格体系可以表示为

p=pM(r)

当r≥0时，M(r)为非负矩阵，r的取值应当满足矩阵M(r)的佩龙—弗罗贝尼乌斯(Perron-Frobenius)特征值恰好为1，此时相应的非负特征向量为p。

该模型中的固定资本系数K需要我们进行估计，而斯拉法—藤森方法是一种较为经典的用固定资本总投资数据估计固定资本系数的方法。

2.斯拉法—藤森方法。

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用边际方法测算固定资本系数。令ΔK表示净投资矩阵，ΔX表示产出增量，边际资本系数可以表示为

记固定资本净投资与固定资本总投资之比为γi，经济增长率为g时，有

此时，ΔX=gX。根据定义，

(1)

kij只是g的函数。

由于假定技术不变，我们可以将增长率取为最大潜在经济增长率g*，此时SON经济的生产价格体系为

(2)

将(1)式带入(2)式，可得

(1+g)A

(3)

(二)数据说明和相关指标测算

本文使用的投入产出数据来自中国投入产出学会公布的1990—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人均周工作时间来自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劳动统计数据库。年末就业人数来自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折旧年限取值为中国固定资本平均折旧年限25年。

为了反映我国三部类增长结构，我们需要对三部类的重要经济指标进行测算。表4给出了价格体系下，各项经济指标的计算公式*我们也对SON劳动价值体系下的各项经济指标进行了计算。数据结果表明，两种体系下，各项经济指标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绝对数量的差异也非常小。由于我们关注的是各项经济指标的变动趋势，因此本文只体现价格体系下的计算结果。。这里我们定义了两种新的技术指标，固定资本有机构成δi和流动资本有机构成φi，它们分别是固定资本存量、流动不变资本年投入量与可变资本的比例。根据定义可知，资本有机构成、固定资本有机构成、流动资本有机构成之间存在如下关系：ξi=δi+φi。

表4经济指标及计算公式

续前表

注：e为所有元素都是1的行向量。

三、三部类结构动态的经验分析

三部类的结构变化是一种长期变化，反映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在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化，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居于中心地位。为考察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宏观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将重点考察：三部类的增长结构是否呈现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特征，固定资本生产和流动不变资本生产增长的结构性动态趋势，以及这种趋势与技术水平和收入分配之间的逻辑联系等重要问题。

(一)三部类的增长结构

1.总产值的增长结构。

从1990年到2012年期间，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三部类的总产值均有大幅增长。三部类的总产值及其年均增长率如表5和图1所示。从表5中可以看出：总量方面，第Ⅱ部类的总产值最高，第Ⅲ部类次之，第Ⅰ部类最低；增速方面，第Ⅰ部类的总产值增长最快，22年共计增长了47.4倍，第Ⅱ部类共计增长了36.7倍，第Ⅲ部类共计增长了22.3倍。生产资料的总产值不仅在总量上占绝对优势，增长速度也快于消费资料。在生产资料部类内部，固定资本的总产值虽然在总量上比流动不变资本少，但是增长速度快于流动不变资本。

在此期间，固定资本部类增长快于流动不变资本部类快于消费资料部类，这是因为：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工业化基础还比较薄弱，需要建立现代化工业的物质生产基础；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而引起了积累和新增投资的高速增长，这都导致了对厂房、机器设备等固定资本的大量需求。新增的固定资本投入生产需要追加流动不变资本，这就带动了流动不变资本部类的增长。生产的扩大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消费需求随之上升，从而拉动了消费资料部类的增长。

表5三部类总产值*以1990年为基期进行了物价调整，表6、表7相同。　单位：万亿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投入产出学会历年投入产出表计算所得，表6、表7相同。

图1　三部类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1992年的增长率是以1990和1992年的数据计算的平均增长率，1995年的增长率则是以1992和1995年的数据计算的平均增长率，之后各年以此类推，图2相同。(单位：%)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表5计算所得。

图1更直观地展现了三部类增长的动态结构。我们发现：第一，三部类的增长率都存在波动的一致性。经济上升期的年份，三部类的增长率都大幅上升，如1996—1997年，而当经济放缓时，三部类的增长率也都同步下降，如1997—2000年和2007—2010年。

第二，以2000年为界，三个部类的波动幅度前后呈现出较大的差别。从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真正建立起完善的市场体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中央宏观调控水平的提升，无论是消费资料部类，还是其他两个部类的周期性波动幅度都渐趋收窄。

第三，在生产资料部类内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增长率存在着交替领先的现象。这体现出

了两个部类的增长存在相互带动和制约的作用。一方面，第Ⅰ部类的增长需要追加第Ⅱ部类生产的流动不变资本，另一方面，新增的固定资本又为第Ⅱ部类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可能性。这就导致了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增长率存在交替领先的现象。

第四，整体来看，在大多数年份增长率最高的都是第Ⅰ部类，最低的都是第Ⅲ部类。虽然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也存在第Ⅲ部类增长率高于第Ⅰ、Ⅱ部类的年份，如1997年和2012年，但总体而言，在考察时间段内增长最快的还是固定资本部类，其次是流动不变资本部类。短期的波动与整个时期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现象同时存在。

2.三部类固定资本和流动不变资本的增长结构。

三部类固定资本存量如表6所示。1990—2012年期间，三部类的固定资本存量都是逐年增长的。从总量来看，第Ⅰ部类的固定资本存量最高，第Ⅱ部类次之，而第Ⅲ部类则处于较低水平。这表明了我国生产资料部类比消费资料部类的工业化起步更早，尤其是生产固定资本的第Ⅰ部类，因此在固定资本存量上占绝对优势。从增速来看，第Ⅲ部类的固定资本存量增长最快，共计增长了129.5倍，第Ⅱ部类增长了120.3倍，第Ⅰ部类增长了77.5倍。这说明在这段时间里，三部类的资本深化和工业化都十分显著。

表6三部类固定资本存量　单位：万亿

三部类流动不变资本年投入量如表7所示。1990—2012年期间，三部类的流动不变资本年投入量也都是逐年增长的。从总量来看，第Ⅱ部类的流动不变资本最高，第Ⅰ、Ⅲ部类的流动不变资本差别不大。从增速来看，第Ⅰ部类的流动不变资本增长最快，共计增长了49.3倍，第Ⅱ部类增长了42.9倍，第Ⅲ部类增长了22.7倍。应当看到，三部类流动不变资本的增长幅度与各部类总产值的增长幅度相当，而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幅度远高于总产值的增长幅度。这是因为流动不变资本的增长主要体现为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不仅体现为生产规模的扩大，更主要地体现为技术水平的变化。

表7三部类流动不变资本年投入量　单位：万亿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三部类的固定资本和流动不变资本增长率都存在周期波动的现象，但固定资本的波动更大，这是由固定资本周转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第二，三部类之间进行对比，第Ⅱ部类的固定资本和流动不变资本增长率波动更大，其次是第Ⅲ部类，第Ⅰ部类最稳定，这与消费的刚性和政府投资的逆周期性相关。第三，三部类固定资本和流动不变资本的增长都存在交替领先的现象，但从整体上看，固定资本增长率都高于流动不变资本增长率。这意味着在此期间，生产技术发生了变化，导致三部类固定资本的相对增加。

图2　三部类固定资本和流动不变资本的年均增长率(单位：%)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表6、表7计算所得。

(二)技术动态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前提条件是技术进步导致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我们进一步将资本有机构成分为固定资本有机构成和流动资本有机构成两部分，下面我们分别考察这三种技术指标及其变动趋势。

1.资本有机构成。

如图3所示，从1990年到2012年期间，我国三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大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中第Ⅰ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最高，第Ⅱ部类次之，第Ⅲ部类最低。这表明，从生产资料对劳动力替代的角度来看，固定资本部类的技术水平明显高于流动不变资本部类和消费资料部类。从增长速度来看，第Ⅱ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增长最快，共计增长了1.20倍，第Ⅰ部类增长了0.88倍，第Ⅲ部类增长了0.60倍。三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生产技术的变革导致扩大再生产需要追加的生产资料多于需要追加的消费资料，从而体现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现象。

图3　三部类资本有机构成*由于三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相差悬殊，为了更好地体现其增长趋势，本图区分了左右轴，图4、图8相同。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投入产出学会历年投入产出表计算所得，下同。

2.固定资本有机构成。

固定资本有机构成也可以反映部门技术水平的变化。生产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劳动工具的改进上，与资本有机构成相比，固定资本有机构成更能反映生产过程的工业化程度。如图4所示，从1990年到2012年期间，我国三部类的固定资本有机构成大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中第Ⅰ部类明显高于其他两个部类，且扣除掉流动不变资本的因素后，三部类的技术水平差距更大了。可见第Ⅰ部类走在了中国经济工业化的前沿。从增长速度的角度来看，第Ⅰ部类的固定资本有机构成增长了1.10倍，第Ⅱ部类增长了3.93倍，第Ⅲ部类增长了5.74倍。流动不变资本部类和消费资料部类的工业化程度也在迅速提高，这导致了固定资本生产部类的快速增长。

图4　三部类固定资本有机构成

3.流动资本有机构成。

流动资本有机构成反映了流动性生产资料对劳动的替代，也是生产过程的技术指标之一。如图5所示，从1990年到2012年期间，我国三部类的流动资本有机构成大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中第Ⅰ部类最高，第Ⅱ部类次之，第Ⅲ部类最低。但与前两项技术指标相比，三部类在流动不变资本和劳动投入上的比例差别不大。这说明三部类间技术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固定资本有机构成上。同时，三部类流动资本有机构成都有一定的增长，这导致了流动不变资本部类的增长快于消费资料部类。

为了更清楚地对比三种技术指标，我们计算了其社会生产平均值，如图6所示。除2002年和2012年之外的年份，三种技术指标都是不断增大的。其中资本有机构成增长了1.3倍，固定资本有机构成增长了2.7倍，流动资本有机构成增长了0.7倍。可见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固定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由于社会平均的固定资本有机构成增长比流动资本有机构成更快，因此再生产需要追加的固定资本多于需要追加的流动不变资本，这导致了固定资本增长更快的现象，也是快速工业化过程的一个典型特征。

图6　三种技术指标的社会平均值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固定资本部类的生产技术水平最高，流动不变资本部类次之，消费资料部类的技术水平则相对落后；技术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反映劳动工具变化的固定资本有机构成上；固定资本有机构成和流动资本有机构成的持续增长导致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现象，而固定资本有机构成增长更快则导致了固定资本优先增长的现象。

需要注意的是，在考察期末，即2010年到2012年，三种技术指标都表现出了一定幅度的下降，这可能与前一阶段投资过度和结构失衡相关。随着工业化发展的程度不断提高，为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技术将从单纯的劳动集约型转变为劳动和资本双重集约型，如何节约固定资本将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方向。随着技术进步方向的转变，三部类资本有机构成和固定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将变得缓慢，甚至可能出现下降，届时三部类的增长结构将不再表现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和固定资本的优先增长。

(三)收入分配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收入分配的结构决定于经济生产的结构；而收入分配的状况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又反过来制约和影响了经济结构的变化。

1.剩余价值率。

剩余价值率的高低既反映了部类之间资本增殖能力的差别，又反映了收入分配的情况。从1990年到2012年期间，我国三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如图7所示。从水平差异来看，剩余价值率在三部类之间存在较大差别。其中第Ⅱ部类和第Ⅲ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相差不大，第Ⅰ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则显著低于其他两个部类。

从变动趋势来看，三部类的剩余价值率都呈现出了周期性的波动。三次比较明显的下跌分别是在1992年、2000年和2010—2012年。我们认为1992年的下跌是受到1989—1991年一系列紧缩政策的影响，2000年是受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2010—2012年则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投资减少的影响。三次冲击都导致企业盈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而由于工资存在刚性，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这就导致了剩余价值率出现小幅下降。虽然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但在考察期末，我国剩余价值率出现较显著的下降，因而供给侧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图7　三部类剩余价值率

2.利润率。

利润率反映了社会总利润在不同部类之间的分配情况，并且限制了资本积累和新增投资。从1990年到2012年期间，我国三部类的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如图8所示，三部类的利润率在水平上和变动趋势上均存在较大差异。从水平差异来看，第Ⅲ部类的利润率最高，第Ⅱ部类次之，第Ⅰ部类的利润率最低。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正相关，与资本有机构成负相关。第Ⅰ部类的剩余价值率最低，资本有机构成最高，从而利润率也就最低。第Ⅱ、Ⅲ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差别不大，但第Ⅱ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更高，从而利润率也就低于第Ⅲ部类。

图8　三部类利润率

从变动趋势来看，虽然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对利润率的影响被剩余价值率上升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但社会平均利润率仍表现出缓慢的下降趋势。单独来看三部类利润率的变动趋势，第Ⅲ部类的利润率除了在1992年和2000年由于受到冲击有所下降，其余年份都比较稳定，考察期末比期初略有增长；第Ⅱ部类的利润率则表现出下降趋势；第Ⅰ部类的利润率整体偏低，但不存在显著下降的趋势。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利用我国1990年到2012年三部类表对我国三部类经济增长结构、技术水平和收入分配进行了经验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生产资料部类的增长持续高于消费资料部类；同时在生产资料部类内部，固定资本部类和流动不变资本部类的增长交替领先，但整个时间段内，前者增长更快。

第二，我国工业化迅速发展，资本有机构成、固定资本有机构成、流动资本有机构成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上升，其中固定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尤为显著，这是导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和固定资本部类增长更快的原因。

第三，我国的剩余价值率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但平均利润率由于资本构成的影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三部类的盈利能力存在明显的差别，其中消费资料部类的利润率持续高于固定资本和流动不变资本部类。

纵观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史可以发现，在工业发展初期，经济增长迅速，国内外市场需求旺盛，因此需要快速扩张生产规模，需要建立现代化工业的物质基础，从技术的角度表现为固定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三部类增长速度的角度表现为固定资本优先增长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已经建立起发达的工业基础之后，技术进步将使得生产设备的利用更集约化，三部类的固定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有机构成具有下降或至少是稳定的趋势，三部类的增长结构将不再表现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和固定资本的优先增长。

我国正处于由工业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已经具备了现代化工业的物质基础，形成了全面的工业体系。当前制约我国工业化进一步推进的，不再是单纯的生产资料短缺的问题，而是供给与需求结构不匹配的问题。

为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必须贯彻党中央对宏观经济发展提出的总体性要求，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增加我国固定资本产品的出口，同时协助工业化水平较弱的国家迅速发展；科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的方式提升国民经济结构的整体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引导三部类生产协调发展；将经济发展的战略从重视速度增长转向重视质量提升，从重视总量转向重视结构协调的道路上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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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春华. 生产资料部类优先增长: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J]. 经济学动态, 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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