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雨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一生浮沉宦海，数次遭受贬谪，流落到蛮荒之地，屡屡有性命之危，然而他对待这些险恶的人生起伏的态度超乎常人，晚年曾作诗自嘲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端午节这个原本为了纪念屈原的节日，有着丰富多彩的表现方式，《荆楚岁时记》便载有三条习俗：“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踏百草。今人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缕或屑，以泛酒。”“是日竞渡，采杂药。”“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悬挂艾草、赛龙舟、包粽子、斗五彩丝线蛋等，这些都一直保留至今。检东坡词集，其端午词分别作于黄州、杭州和惠州三地，面对同一节序，心态不同则吟咏有别。兹以东坡作于元祐五年（1090）的端午词为例：

南歌子 游赏

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 菰黍连昌歜，琼彝倒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

此词作于东坡第二次在杭州为官时。上阕头两句用美人翠敛的黛眉、流转的眼波来形容动人美丽的湖光山色，是词人在美人歌声中吟赏所得。两句十字，将人、景、声、情之美都传达出来。“十三楼”即“十三间楼”，《武林旧事》载：“十三间楼相严院，旧名‘十三间楼石佛院’。东坡守杭日，每治事于此。”在大文豪苏轼的世界里，用文字来记录日常、抒发感慨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我们可以合理揣测，这首词可能是苏轼在十三间楼处理事务时，信笔所写。明代杨慎认为，“十三楼”来自“五城十二楼，仙人居也”（《词品》），这种说法虽有些牵强，但也反映出正是东坡的满腹经纶使人不得不作如是观。“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出自杜牧诗“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题扬州禅智寺》），但仅用其字面义，用否定句写出眼见之美景、耳闻之妙曲，其丝毫不输扬州，反使杭州端午盛况如在目前。

下阕开篇两句落到端午，“菰黍连昌歜”是指米粽与菖蒲酒。“琼彝倒玉舟”是写以酒杯盛酒，“琼”“玉”是形容酒杯的美称。整首词中仅这两句直接与端午相涉，正如杨慎指出：“端午词多用汨罗事，此独绝不涉，所谓善脱套者。”（《草堂诗余》）可见东坡创作不为旧俗所拘。“谁家水调唱歌头”从筵席回转到歌声上来，此处用《明皇杂录》中安禄山反叛之后，唐明皇置酒倾听乐工演奏李峤《水调歌》之事。但明显只用字面义而已。“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是接续前句来说，乐声飞扬，越过青山，直追行云——是从“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列子·汤问》）化出，同时又将词境推开去。

才华横溢的东坡向来在用事上旁征博引，而他用事特征恰如明代沈际飞所说：“援引古事，不为古用。”（《〈草堂诗余正集〉评笺》）这首词中“十三楼”、“谁家水调唱歌头”和结句等都是用诗句或典故的字面义，与词作相协，如同己出，没有丝毫拼凑痕迹，无碍于行文的自然流畅。清代黄蓼园认为，这首词在苏集中“为平调，然亦自壮丽”（《蓼园词评》）。“壮丽”即指文辞宏伟瑰丽，这是与东坡用语特征分不开的。

用音乐将端午的气氛烘托出来，整个作品都萦绕在歌声里，是这首词的特色。词作本身音节谐婉，《南歌子》本来分单调、双调，此处采用双调，上下阕结构一致，都以五、五、七、九字的句式连缀起来。从声情上讲，五、七言都属于“流动拍”，适合抒发情感，最末九字句在第六字处出现音乐上的停顿，六言属“静止拍”，为音乐行将终止做准备。大体来看，整首曲子都处于行云流水的状态当中，与曲乐相应，文字也是一气呵成。苏轼曾评价谢民师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移评此词也正合适。

宋人胡寅称：“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斐然集》）其准确地描述出苏轼变“歌者之词”为“诗人之词”的成就。这离不开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但与其说“以诗为词”，不如说是东坡精通诗词艺术之后，在创作中自然而然体现出的一种贯通，也是东坡性情品格的集中体现。词史研究中提出“东坡范式”（王兆鹏《论“东坡范式”——兼论唐宋词的演变》）的重要概念，从抒情主体以及词的感事性、力度美和音乐性四个方面进行审视，前承“花间范式”，后启“清真范式”，足见苏轼在词坛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