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采访对象：梁玉明（小名：王栓），1942年2月出生，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人。1965年入党，1968年至1974年担任梁家河村支书，1974年1月至1975年1月担任梁家河村委会主任。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时，您是村支部书记。他到梁家河以后，您与他朝夕相处，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有很多接触，并结下了深厚友谊。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插队期间的情况。

梁玉明：近平他们来下乡的时候，我是梁家河的村党支部书记。那个时候，农村以粮为纲，村支书就是大队长，主要的工作就是带领社员苦干，大干，多打粮食，一切工作都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

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是1969年的元月17号到的我们文安驿。那天，我们村派了两个生产队的社员，还带着毛驴，赶到文安驿把他们接了回来。

知青都带了很多行李，大包小包大多装的是衣服、被褥，虽然看着挺大，但分量并不重。近平有两个箱子，不算大，有个社员看他的箱子小，以为很轻，过去一拎，结果死沉死沉的。社员说：“呀，这箱子看着不大，咋这么重！里面装了金元宝吗？”

当时我们梁家河大队有两个小队，一个前队，一个后队，也叫一队、二队。回来以后，我们就把这15个北京知青分到两个队。一队住了9个知青，5个男的，4个女的，两孔窑洞就分别是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二队是6个知青，其中包括近平，全都挤到一孔窑洞里，在一铺炕上睡觉。

他们这些北京来的后生，连我们山沟沟里的灶台都没见过，更不会烧柴做饭。我们队上就派了一名社员负责给他们做饭。过了两个月以后，他们学会了做饭，以后就都是自己做饭了。

梁家河村貌。

1975年10月8日梁家河村民欢送习近平入学留念。前排左四为习近平，左五为梁玉明。

相处了一段时间，我们村里人和这些北京知青都熟悉了，那时候我们才知道，近平那两个沉甸甸的箱子里装的全都是书。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感慨：近平当时是个十五岁的娃娃，虽然个子高，但是挺瘦的，这两大箱子书，我们干惯了体力活的社员都觉得太沉了，他竟然从北京一路给搬到千里之外的山沟沟里来，真是太不容易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注意观察这个知青里面年纪最小又爱读书的娃娃。

采访组：习近平入团和入党都是在梁家河，您了解具体情况吗？

梁玉明：1972年，近平追求进步，要入团，但他这个事情却是一波三折，费了很大的劲。他先后写了好几份入团申请书，交给公社的团委书记，直到那一年秋天，他才正式被批准入团。

到了1973年，我们县上招聘农村青年积极分子，就把近平调到贾家坪公社的赵家河村去主持社教工作，他在赵家河把社教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带领村民造坝地也造得很好，跟村里人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赵家河人一看近平这么能干，群众关系又好，就想把他留下，不让他回梁家河。我们梁家河不同意，坚持要他回来——近平是我们的人，咋能去你们那干了几个月就成了你们的人哩？后来问近平的意见，近平说：“我还是回去吧！我从梁家河出来的，我还回梁家河去。”就这样，1973年的7月份，近平又回到了梁家河。

回到梁家河以后，村里想让近平在村里主持工作，但他还不是党员，申请入党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近平写好了入党申请书，我和梁有华当近平的入党介绍人，我就组织开了一个党员会。党员会上，大家都同意近平入党，之后我又开了支部会，同意接收习近平入党。支部通过以后，我就把这个材料拿到公社，但是公社当时的书记不批。他还批评我说：“你这个梁玉明这么胆大，你敢把黑帮子弟介绍入党！”我跟他说：“近平是不是黑帮子弟，现在还没有结论。况且，考察青年入党，还有一项是重在个人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好，就可以入党。”书记说：“你哪里看到这一条？”我说：“红头文件有，中央发的。”虽然我把书记说得哑口无言，但是顶撞得他很不高兴，所以那次也没有批。

我回来把这个情况跟近平一说，近平也在意料之中，他说：“唉，我知道公社不会批。”我说：“那也不是你的错，公社不批是不对的，他没理由不批。”

就这样，近平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好多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没有得到批准，这实在太说不过去了。后来，公社换了新的书记白光兴，他比较看好近平的能力，公社党委认为不能因为当时习仲勋同志的问题影响习近平入党，于是将他入党的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当时的县委书记也很重视这个问题，经过县委研究讨论，1974年元月批准了近平入党。近平入党的时候，正好赶上村领导班子换届，我们村上就召开了党员会，推举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则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采访组：当时习近平那么年轻，又是一名外来的知青，为什么大家都推举他来当村书记？

梁玉明：因为近平年轻，公道正派，头脑灵活，又肯干，他在入党之前就已经参与很多村里的事务了。大家相信他肯定能把我们村里的工作做好。

后来事实也证明，近平当了书记以后，处事公道，工作扎实，为村里做了很多实事，群众对他非常满意。

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说的话，如果有错你们就指出来，我肯定改；如果我说的没错，你们就照着办，不能打折扣。如果是你不对，我就要纠正你，而且不能说一下我就不管了，还要督促你真的改过来。如果有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不对的事情还要说对，那绝对不行。近平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上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严格要求别人，他非常善于团结同志，关心群众。

近平处事非常公正，很多农村人当领导，裙带关系很严重，把亲戚朋友照顾得很好，多吃多拿多占。近平没有这么做，知青也好，社员也好，一视同仁，他绝对不会用公家的资源额外照顾朋友，绝不会做不公正的事。所以，近平批评一些社员，他们都能接受。社员们都信服他，认为他公正、没有私心。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当年离开梁家河上大学的情况。

梁玉明：1975年，给县上分了一个清华大学的名额，我们延川县委会议推荐近平去上学深造。近平走的那一天，没有任何人组织，我们村上的男女老少一大早都到近平的窑洞门口，准备送他。

近平还没有起床的时候，门口就已经站满了人。近平起床后，一推开窑洞门，看到大家都来送他，先是吃了一惊，接下来就非常感动。他说：“我没想到大家这么早都来送我！”村里人说：“近平，你是咱梁家河的好后生，你上北京那么远，我们肯定要送你呀！”说着说着，有几个婆姨掉下了眼泪。忽然，人群中有个人喊了一声：“哎呀！你咋来了？”原来，我们村上有一个叫石玉兵的残疾人，双腿行动不便，平时不怎么出门，他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地挪过来要送近平。近平赶忙走过去拉住他的手，当时就下泪了。我和近平朝夕相处几年时间，流血流汗，再苦再累，遇到再大的困难，我没见他下过泪。这次，是我见过的他唯一一次下泪。

1993年9月，习近平回梁家河看望乡亲们。

村里人把近平送出很远，他一再让大家回去，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和近平道别。我们都记得，近平给村里人说：“大家都回去吧，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最后，我和十多个社员一边走，一边拉话，一直把他送到县城。当时，我们村上有个人叫吕能胜，他在县城工作，我们十几个人就在他的住处待了一整夜。那一夜，我们都没有合眼，就拉话，聊家常，近平就嘱咐我们村里的工作以后要怎么干，怎么安排。他跟我们说，要大搞农田基建，以后平地多了，收入大，山洪问题、口粮问题能解决，温饱问题能解决……各个方面他都讲得很细致，好像哪里都有他放不下心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说留个纪念吧，就你三毛、我五毛地凑了五块五毛钱，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

我还是舍不得近平走，又一路陪着他，把他从延川送到了延安。谁也不会想到，当年送出去的村支书，现在是咱们党的总书记。

近平虽然不能经常回来，却没有忘记梁家河，经常写信回来，询问梁家河的情况，挂念梁家河的乡亲，也给我们讲他自己的情况，还给我们寄他的照片。我们也都很惦记他，男女老少都念叨：近平啥时候能回咱梁家河看看呀？

1993年，他终于回来了一次。听到风声的人，都赶来了，见到近平都亲得不行，握手的拉话的，就像是亲人回家一样。

2015年2月13日，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真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转眼之间，距离我们送他去上大学已经四十年了。看着近平挨家挨户地看乡亲们的身影，看着乡亲们围着他拉话的场景，我想起了四十年前他离开梁家河的情形，大家也是这么围着他，拉着他的手。我心里默默地想：四十年过去了，近平这次回来，实现了他要回来看梁家河父老乡亲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