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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休张兰古镇的历史变迁

2018-04-18陈全

文史杂志 2018年1期
关键词:张兰古玩古镇

陈全

张兰古镇位于介休市东北四十里,为介休的东大门,是一座千年古镇。

说起张兰镇,熟悉的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古玩,想起驴肉、想起农历九月历时十天的古庙会……这里有着全国最大的乡村古玩市场,有着原生态的牛驴肉的生产工艺,有着很多人杰地灵的传说和故事……

历史記载中的张兰古镇及建筑特点

为什么叫张兰?介休属于古代晋语的一种,人声重,在张兰的口音里,“难”“南”还有“兰”基本上是一个口音。隋代末年,群雄并起,太原留守李渊拥兵反隋,从太原一直往西安攻打,途经张兰,在此留下一哨人马驻守,继续向西而去。在李渊往西用兵的同时,定杨可汗刘武周依靠突厥的力量,很快占领了并州和汾河谷地一带,建立自己的政权。三年后,李渊为平定天下,命秦王李世民率兵渡过黄河,收复曾经的根据地山西。经过雀鼠谷大战后,与在张兰的驻军里应外合,将刘武周部将宋金刚于张难堡一举歼灭。这件事在《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得很详细。为什么李世民会在张难堡留下一支驻军呢?因为这里是山西南北通衢的要地,也就是说扼守张难堡,如同在刘武周兵团的中央部位安装了一颗炸弹,截断其兵源的配给和粮草的供应,因此刘武周自此战兵败后一蹶不振。

在《后唐书》记载中“秦王大败宋金刚于张难堡”,张难堡具体位置在“去城东四十里”,后来清代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顾炎武考证此地正是张兰古镇。这在顾炎武的《肇城志》中有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难堡逐步演变为“张兰”。

因此我们知道,早在隋唐以前张兰古镇就已经存在,并且张兰很早以前就修筑有城墙用以备战。据嘉庆版《介休县志·艺文志》记载,乾隆年间刘尔聪《重修张兰城碑记》中有载:“镇向有城,不知建自何时。”早于刘尔聪100多年的明代弘治年户部尚书石玠曾经在张兰驻留,作诗道:“迢递张南驿,萧然动客容,天风吹木叶,落日尽城头。”说明早在弘治年间,张兰古镇已经有了城墙,已经有很多人居住了!

在明清后500多年,山西没有过大的战役,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正好是晋商发展的最为辉煌的阶段,张兰开始由一个战略名镇转化为一个商业重镇。刘尔聪在碑记里记述:“张兰周五里,屋舍鳞次,不下万家,盖藏者十之三,商贾复四方辐辏,俨如大邑。”也就是说,张兰周塬5里,房屋一间挨着一间,有钱的有资产的十分之三,做生意的就像轮辐一样聚集于此,就像一个大的城市一样。当然,万家绝对是一个夸张的语法,但也说明了其繁华程度之巨。刘尔聪还在下面写道:“地处要冲,商贾辐辏,五方杂处,百货云集,素称富庶,为晋省第一大镇。”这里说明了两个特点,一个是融合,五方杂处,什么人什么生意来了张兰都可以做,再就是晋省第一大镇,也就是说在清代早期,张兰就是山西的第一大镇。从以上这些历史记载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张兰在很早以前就是一个战略名镇和商业重镇!

古代张兰古镇的建筑特点

张兰镇是一座非常有先进理念和优秀规划的城池,其建设布局素称“卧牛形制”,即“锯齿獠牙街,二十八宿闹‘昆央,三千门弟子,七十二贤人,十八罗汉伞盖”,似倒坐卧牛。就是说俯瞰全城其状如雄牛卧地,头踞西门,尾在东门,而四门呈“卍”形,据说与河南开封城相似。传说是取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事:昆阳即南阳,刘秀起事之地也,盖象征汉光武帝耳。他曾有保他坐天下的二十八名力臣。镇中央建一座两层十丈高的昆央楼,俗称“市楼”,总辖四街通衢。镇周围的城墙巍峨坚固,最窄处也可四辆马车并行,宽一丈有余;城墙由土夯实,里外均用砖灰砌成很陡的梯形,高险处足有七八丈。城墙女儿墙上的垛口有三千个,七十二个瞭望台,还建有二十八个箭楼。城里还有文昌阁、魁兴楼,这些大概是象征孔夫子的业绩抑或是张兰人对文治武功人才的期盼。“十八罗汉”指的是八株汉槐和十株唐槐。直到1948年,镇街头还有十来株古槐,翠绿葱茏,如巨大的伞盖。张兰人爱绿色爱自然可见一斑。东西大街商铺建筑一家比一家突出四五米,以便于悬挂字号招牌或广告之类,真是鳞次栉比外加獠牙般的参差,煞是醒目。不难看出张兰老祖宗们的聪明才智和商业意识。镇内居民住宅不少是带楼房的四合院,而“四合院”和“锯齿獠牙”又大有北京前门地区建筑的风骨,时谚“张兰城,就像小北京”。

相传“锯齿獠牙街、二十八宿闹昆阳”的镇建布局,彰显着先民经商的睿智,传承着二十八位干臣助力光武帝刘秀创立“东汉中兴”的辉煌故事。昆阳楼,张兰人称“市楼”,位于镇中心,始建于隋唐,清乾隆年重修,下为卷窑式结构,通衢四方;上为土木结构楼二层,层高两丈,连顶端琉璃瓶塔,总高七丈有余,惜乎于1978年拆毁。我查了很多史料,但没能考证出张兰古镇为什么是为纪念汉光武帝刘秀而建,为什么在张兰市楼的二层供有光武皇帝及其皇后的塑像。我始终认为,这个秘密对研究张兰历史文化沿革有一定的意义。

晋商翘楚中的张兰商人与古镇发展

说到晋商,很多人都会想到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和常家庄园,其实清初最为有名的晋商之一是范家,出自张兰古镇张原村,最为著名的票号之一“蔚字六连号”的东家是侯家,出自张兰古镇的北贾村。自从明朝在长城沿线设九边重镇,大量驻军,带来了繁重的军需供给与干旱少雨地区粮草短缺的矛盾。于是,鼓励商人输运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给予贩盐专利的“开中法”应运而生。山西商人利用运输便利、靠近边防的优势,捷足先登。通过贩盐贩粮,不断逐步垄断了北方的军需贸易,而且还把自己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山西介休县地处南北通行孔道,其风气“重徙服商贾”,历来出外经商者多,因经营对边疆贸易致富者多。张兰镇张原村范氏家族中的第六世范明最先去塞上经商。据《范氏家谱》记载:范明是范良相前妻之子,性格刚烈,因不讨继母喜欢,远走长城独石口,12年后回家,用所赚钱买下60亩枣园,后携带长子永魁到塞上,永魁继承父业,收人颇丰。范永斗系范明的第三子,字肖山,后继承父亲范明和长兄永魁的事业,常年在张家口经商。《范氏家谱》记载:“顺治元年(1644年),斗爷(范永斗)带领侄孙范毓栋到独石口,将买卖尽行收拾,带往张家口,设立‘永兴寰记货房一座。”后来成为明末清初活跃在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著名汉族大富商。范永斗在长期经营对满蒙的贸易过程中,与当时的满族上层统治者建立密切关系,并深受信任。清朝建立后,特赐范永斗为皇商,《清史稿》记载“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范永斗是范氏家族承充内务府皇商的第一代。他在其子范三拔的襄助下,是内务府诸皇商中最为得力最受宠遇的一家,“频著劳助,赏责甚握”。在为皇宫采购皮张的同时,向国内各地扩展他原有的绸、布、茶、粮、铁等生意,为其家族后来的鼎盛发展奠定了基础,50多岁时即辞生意回家,内务府职差则由儿子范三拔接任。由于对皇宫屡有贡献,范三拔曾多次获得奖赏。在他主持家族商业期间,借清王朝给予的特权和方便,其所经营的范围,亦有了重大的扩充,即一方面继续保持经营一些对边疆的贸易,另一方面又受委托经营大规模的铜、盐运销,还从事对外贸易和其他商业。这些生意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属于独占性的商业。范毓馥接任内务府职差,成为范氏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他与其兄曾在平定回部叛乱和青海罗布藏丹津的叛乱中为清王朝运送军粮而获得重大功勋,因而大大提高范氏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又为本家族的商业发展提供了保障和有力的后盾。在随后的60多年里,范家又开始经营对日本黄铜的贸易。据说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铜钱里每十个就有6个出自于范家从日本买回来的铜。

张兰镇北贾村的侯家原籍陕西,1163年(南宋孝宗隆兴元年)迁入介休北贾村。从一世传到十九世的侯兴域,已经是著名商人。乾隆时号称“侯百万”。侯氏店铺,除介休、平遥外,远设京师等地,原来主要经营绸布、杂货、药店、染坊以及钱铺、账局等,大小字号50多处。1823年前后,平遙达蒲村李大全兄弟的西裕成颜料庄开创为日升昌票号。随后侯家蔚字五联号很快也改组为票号,侯氏开设五家票号,是票号资本家中独一无二的。据统计,在光绪时山西的14家“资产之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者”中,介休、祁县、太谷、榆次四个县的晋商资产加起来可以达到2300-2700万两白银。其中介休侯氏就有资产七八百万两,是晋商中仅次于首富亢氏的大户,其资产超过了赫赫有名的灵石王家、祁县乔家和榆次常家等晋商家族。这在很多文献上都有记载,在《山西票号史》、平遥石生泉的《平遥票号史》中都可以看到。

晋商最大的特点就是相互的提携,范家在发家后,对附近贾村侯家、北辛武村冀家、西北里村刘家、张兰镇杨家等都提携不薄。这些晋商在生意辉煌腾达后,不忘报效家乡,无不在张兰设立分号,这样就带动了张兰一带经商的兴盛,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一直到民国中期都保持着旺盛的商业氛围。

张兰古镇的文化传承

经济基础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文化也会必然复兴。张兰古镇商业的兴隆带来了文化的兴盛,这些精明的商人在经商的同时,从外面带回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财富,还有精神上的食粮。富裕的商人对教育的投资也是一掷千金。清代著名的政治家徐继畲的父亲徐润第(1761-1827)字德夫,号广轩,曾经担任过湖北施南府同知,卸任后于1826年春与五台东冶、槐荫的几个亲戚熟人相伴,到了四五百里之外的晋商荟萃之地晋中介休,设教于胡龙村。贾村侯家掌门人侯培余(字笃斋)富而好礼,仰慕徐先生品学,多次邀请徐润第到侯家私塾,为其子辈讲学。其间徐继畲在丙戌年被点翰林,更加深了侯家对广轩先生才学人品的良好印象。于是在1827年春,润第移馆于介休贾村。这年秋天,润第偶感时疫,卧病三日,于九月十八日卒于侯家馆舍。侯家兄弟用给母亲准备的好棺木把徐润第收敛,并扶棺北上送至五台县徐家。徐继畲在年谱中记录:“余顷年设帐绵田,与其昆仲游。晚岁归田,馆平遥,又交其群从子孙。累世通家,过从无间,故其家事,知之为最悉。”从1827年起,徐继畲丁父忧在籍守制27个月期间,接手父亲教席,在介休贾村教书,与侯氏六兄弟交游。其时介休东湖龙白堡一位勤奋好学的年轻人白恩佑得到了徐先生的认真指导,继而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高中进士。由此可见,张兰人对文化的向往几乎为膜拜,毕竟在封建社会商人再有钱,在“士农工学商”的社会等级划分里也是最低等的,只有依靠“入仕”鲤鱼跳龙门才可以改变自身和家族的命运。至今我们还可以在张兰贾村的侯家古宅里,随处看到以“三娘教子”“琴棋书画”等文化为题材的砖雕木雕石雕,张兰的晋商用财富带动文化,用文化改变命运的事例举不胜举。

清末民国初年,张兰镇西北里村有位名叫罗可桓的青年,幼好学,其父曾送其归介休绵山书院读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人,与山西著名学者常赞春、常旭春为同科,他工于诗文,尤以书法享誉一时。至今山西省博物馆存有他的书画手迹真品。在《中国图画史》中,介休只录用了7位名人,罗可桓位列其中。同时期还有一位张兰镇涧里村的学者叫张景良,曾经在1908年入山西武备学堂,后公费出国留学英国学习矿业。回国后参加了近代山西“保矿运动”,为阎锡山赏识,曾任阳泉煤矿的第一任总经理。正是几百年来对文化的学习和膜拜,张兰古镇教育兴旺、人才辈出。大革命时期,很多优秀的张兰儿女投身革命,都是由于早期接受到了先进的革命教育。原任呼和浩特政协副主席曹云,16岁时在革命家李长路的带领下参加牺盟会;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徐平(张崇生)和原铁道部副部长贾琳,在介休第一任宣传部长马邦原的引领下参加革命,这些先驱就是在张兰特有的文化氛围中学习、成长,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的。

在哈佛大学汉学图书馆里收藏的《山西介休张兰马氏族谱》中记载,马家在清代康熙到嘉庆年间就出现了5位进士,从康熙年间山西名宦鱼台公马德祯到解放后民主士绅马鑫,一个历经600年的家族用文化教育族人后人,为今天的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教育榜样。

“中国古玩第一村”的张兰古玩市场

在张兰镇每年举行的古玩交易会上,有句介绍张兰的广告语,叫“历史上的张兰,户户藏宝,家家古玩”,这句话很客观地说明了张兰人对古玩艺术品的品鉴和对精神财富的不断追求。张兰的晋商有一种习俗,很多东家会在年初派人千里迢迢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一些作为家用,还有很多会送给有贡献的掌柜或者伙计。久而久之很多人家开始对瓷器古玩有了很高的鉴赏水平,很多张兰人家中的堂屋里放一支条几,上面摆上朱砂胆瓶、朱砂茶叶罐,放上一座插屏,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富贵和品位。有一些对文化追求的古玩,如渔樵耕读图,就是教育孩子认真读书的。

在张兰的古玩史上,有三位老人有特殊贡献。一位叫朱仓仁,早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堂,在上世纪80年代初去世。他在张兰古镇文化类收藏上首屈一指。据他的孙子讲,他每收得一幅古画,就会挂起来细细品味。有时候花了大价钱却发现是赝品,老人就会毫不犹豫地把画烧掉,绝不会让此等赝品再去骗人。晚年的朱老先生经常以卖藏品为生,据行余书社的俞蕴杰先生讲,他也多次与老先生交流,印象非常深。第二位姬兴泰,人称姬老二,1976年末去世。听父辈讲,他九岁就到平遥一古玩店学习做生意,对古玩的鉴定道行非常了得。1949年前曾经在张兰东街开设“兴隆斋”古玩店,收购玉器、瓷器等古玩,后来公私合营后在张兰供销社工作,退休后经常到收购站帮忙。他在1976年左右曾经卖给山西省文物局在张兰收购的一幅画,经故宫博物院专家修复后,成为山西省博物院书画类藏品的镇馆之宝,这幅画就是元代王渊的《竹石锦鸡图》。第三位叫王道瑞,是张兰收购站的负责人。张兰收购站隶属于张兰供销社,主要业务是收购废品,兼营业务是寄卖古玩,“文革”后期,即1973年国家文物局恢复建制后,为了收购散落民间文物古玩,山西文物局通过介休博物馆馆长师延陵联系了张兰收购站,在张兰收购古董玩器,也就是说,张兰收购站的古玩业务是直接面对山西省文物局的。笔者曾经咨询过很多人,这样在村镇一级设立专门的收购古玩的站点或许在整个山西仅此一例。张兰收购站负责人王道瑞人称老王,从我记忆最初这个收购站就是他负责,老头待人比较生硬,做事有原则,很多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起步的张兰收古董的人都会向他请教,因此他也是影响张兰古玩的一位长者,张兰人一直把他作为张兰收售古玩的师傅。姬老二也经常在此,王道瑞接到不熟悉的古玩经常请姬老二掌眼,据说两人是师徒,但据人回忆老王一直叫姬老二为“姬掌柜”。这三位老人从清末、民国、解放,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他们命运多舛,历经磨难,见证了百年张兰古镇古玩史,也为今天的张兰古玩的启蒙做出了很大贡献。

“文革”后期,张兰村人均占有土地九分,单纯的农业经济导致这座千年商业古镇死气沉沉。很多保存在张兰的文物毁于一旦,张兰的最后一座古建筑“市楼”也在1977年夏天拆除殆尽,楼上的琉璃件随意地扔在大队院子里无人看管。时在介休县博物馆负责的师延陵老师看到可惜,经张兰大队同意,将这些琉璃拉到了后土庙的库房。后来在上世纪80年代重新整修祆神楼、后土庙的时候派上了用场,目前一些构建在介休博物馆地下展厅展出。“文革”后期张兰古镇暴露出来很多的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吃饭问题。张兰16个生产队有4000多口人,人均耕地不足9分,人多地少,温饱成了问题。人们在饥饿的环境下自然想其他办法,一些有经验有阅历有知识的农民开始收售古玩,“收古董”的行业开始暗地进行。

究竟哪位是张兰收古董的先驱?这个无法考证,在老人们的记忆中南街的孟天健、北街的田生基是比较早的。在“文革”后期,这些生意都属于“投机倒把”,一旦被逮住就会戴上高高的帽子游街,所以当时进行得很是机密。孟天健和笔者父亲是好朋友,他曾经给我讲述过一些开始时候的故事。有一天他在张兰到板峪的公路边种地,偶遇一老太太拿着个铜盆,老孟本来就是张兰镇有名商户的子弟,打小见过此类工艺精湛的物件,于是毫不犹豫掏两块钱买了下来,随即转手以8块的价格卖给了平遥的信托商行。偶然的成功使得老孟开始琢磨收售古玩,他用借来的钱作为资金,滚雪球般迅速富了起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些敢于第一个吃螃蟹人的带领下,很多张兰人跃跃欲试,开始了他们冒险收古董的生涯。

刚开始收古董的张兰人极少懂得文物古玩的价值,在他们的心中,只是将养家糊口放在首位,因此在他们初期的采购过程中,首先把金银放到了首位。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于金银买卖是严格限制的。张兰人“投机倒把”的行动也主要在收购金银器上。古代晋商对于金银的喜爱超过了任何一个地区,至今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晋中偏远地区农村的老太太都会戴一个金灿灿的戒指,由此可见一斑。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晋中人都会定制一些特殊的有纪念意义的金银首饰、挂件、玩具以及实用器皿,这是晋中地区特有的风俗,至今我们还可以在张兰古玩城的地摊上看到这些精美的金银器。著名古玩鉴赏家邱晓君先生曾经对我说:晋商很精明,喜欢用耐久性的金银铜作为实用物品,既可以安全使用,又可以在困难时候变卖。张兰周围不缺的就是这些东西,而买容易,卖的时候就需要有外界的介入了。起初,张兰人会在张兰收购站出售,后来到平遥介休的信托公司。但国家对金银有指导价,价位会压得很低,古玩商也只可以获得很低廉的利润。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金银器的收购成为了银行的专利,出售的价格也更加低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很多外地人走进张兰,他们用高于公家单位的价格收买金银器,然后走私贩卖到香港或者外国。张兰的街头开始出现了穿着时尚的红男绿女,他们在一些当地人的带领下游走于张兰村的角角落落,张兰人客气地叫他们“客人”。客人的到来给张兰古玩带来了生机,很多民间的瓷器、玉器、废书烂纸成为了这些客人眼中的抢手货。精明的张兰人发现了这个商机,在扩大收购业务的同时,开始意识到学习古玩新知识的必要性。这时候的高级社虽然没有解散,依旧是大集体下的红旗飘扬,基干民兵在公社干部的指派下轮番在村里巡逻,防止这些“投机倒把”人员的出没。但没多久也被古玩的暴利所吸引,纷纷投入到了所谓投机倒把的队伍中。

在外來客人收购的同时,张兰很多古玩商不满足于坐地收钱微薄的利润,开始主动出击。据航空航天部退休老干部李臣在《民间寻瓷记事》中讲,在80年代每个星期六潘家园鬼市开始前,京城南面的小旅店里都会住满了来自山西的古玩商人,他们住着廉价的旅店,啃着自备的干粮,冒着被警察抓捕和地痞流氓敲诈的危险,到这里寻找他们的淘金梦。这里面就有很多张兰人。一夜暴富不再是梦想,看到村里一些穷困潦倒的人家很短时间就可以盖房子娶媳妇,“富贵险中求”的思想让他们铤而走险。有些古玩商不满足于普通的古玩,开始到晋南去陕北,找盗掘古墓的人买卖青铜器,可观的利润使得在90年代后的张兰街头出现了很多暴发户,多年压抑的“穷圪节”突然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百万富翁,文化和信仰的缺失加上金钱万能的刺激,让古董客们无所适从。钱来得是那么地容易,只需要冒险一半次就可以赚下几辈子都没有见过的财富,这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是多大的刺激呀!于是他们开始买高档摩托,修很大的院子,甚至于开始对文化不屑一顾。炫富的同时开始追求更强烈的刺激,高档摩托的轰鸣和赌博的吆喝声在古镇上空回荡。这成为90年代中后期张兰古镇的现状。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重新修订,之后又出台了《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首次将民间收藏纳入了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事业之中,确立了民间收藏的合法地位,并对民间收藏的途径,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准买卖的文物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无疑是文物保护法的一次革命性的进步。

张兰镇的领导们率先看到了这个机遇,时任张兰镇委书记的张祖祁与张兰村委书记宋迎年马上开始筹建张兰古玩市场。他们召集起村里的古董商,阐明了政策,选举了以吴光辉为会长的古玩协会,然后在市中心原先泰山庙旧址上,将原先的旧房子拆除,修建了两个院子,98间门面房。之初,镇村领导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起名为“张兰民间工艺品市场”,后来上报时任山西省副省长杜五安处,杜五安批复完全可以直接将市场命名为“张兰古玩市场”。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市场筹划中,镇村领导积极引导人们学习法律法规,并以极低的租赁费招募村里及外村的古玩经营户。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张兰镇规划兴建的中国农村第一个古玩大市场启动了!门前牌楼上的匾额由杜五安副省长亲书:中国张兰古玩市场。市场占地18000多平方米,驻有商户98家。随着古玩热的升温,2007年张兰人郭宝生个人投资上千万元建成“张兰古玩城”,容纳商户73家。“泽润轩”“博古轩”“多宝斋”“锦宝斋”“涛盛阁”“瑞鑫阁”“梅竹苑”“明清王”各式各样的商号,古色古香的铺面里,陈列着形形色色的旧式古典家具、古今名人字画、玻璃拓片,金银、翡翠、玉器饰品,木石雕品,“文革”遗品,瓶瓶钵钵罐罐,紫砂泥筋吊挂串串,五光十色,玲珑剔透,琳琅满目。他们加入了太原市迎泽收藏协会,市场有领导排忧解难,管理秩序井然。他们把九月古会的前一个星期定为古玩收藏品交流会,每年春季清明节前举行“春季古玩交易会”。摊连摊的场面,人挤人的洪流,宛若徜徉在璀灿珠宝的世界中的远近宾朋,定然是会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张兰镇名声远了,连广州、北京,甚至香港和国际友人收藏者都慕名来了,甚至有人说北京古玩市场潘家园的人们“只知张兰,无论介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进市里、上省会、到外地经商搞业务的人越来越多,更有几位村民把买卖做到了缅甸和欧洲的捷克,还得到了“绿卡”,这不能不说是些有眼光、敢为人先敢闯天下的‘‘先行者”,钦佩之余,更让人看到了张兰人“走向世界”的希望。当然,镇上的农业、养殖业、修配业和第三产业也都有了长足发展,农工商贸正在形成一体化的新格局。这正是张兰深厚历史和商业文化底蕴的呈现,是更深层次的传承和发展。

从2002年张兰筹办古玩市场后,张兰的古玩市场快速发展,先是第一个私营古玩市场“张兰古玩城”开业,接着第二家私营古玩市场“聚宝斋古玩城”也相继开业,到2013年张兰镇共有4个古玩市场,400个店铺,初步统计,2013年张兰古玩业交易额达204L元之多,古玩之乡不仅有良好的文化效益,还有可观的经济效益。

从2011年起,介休市及张兰镇党委、政府领导就意识到张兰的现有条件已不能满足张兰5000多收藏爱好者交流的需求,更不能满足每年两届大型交流会、5000多个地滩、十几万藏友云集张兰的需求,决定在张兰西南部的大运高速出口处新建一个规模大、功能全、级别高的古玩交易中心,投资2亿元、占地100余亩、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经过两年的积极努力,目前新古玩城已全部竣工。该古玩城明清风格、设计典雅、古色古香,集古玩展览、交易、鉴宝、培训、观光旅游、休闲娱乐为一体,周边配套有宽阔的广场、停车场、公园等。远看古玩城城墙巍峨、城楼高耸;进入古玩城,飞檐斗拱、锦门花窗,使人有又见明清、穿越唐宋之感。目前,张兰春季古玩交易会已经成功举办12次、秋季交易会18次,这不仅为华北集镇首创,更是全国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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