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巧

摘要：基于劳动力国际流动理论与特定要素贸易模型，构建了国家级新区批设引起劳动力区际转移的理论框架，阐释了国家级新区批设引起劳动力转移的产出效应与均衡劳动力规模的决定机制。同时，基于以C-D生产函数为基础的3种产出模型，结合199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国家级新区批设引起劳动力区际转移的产出效应。还基于均衡劳动力规模的决定机制，核定了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两江新区三大国家级新区的均衡劳动力规模和劳动力吸纳能力。结论显示：国家级新区批设引起劳动力区际转移，不仅会提高国家级新区所在地劳动力边际产出，同时会提高全社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三大国家级新区吸纳劳动力转移的能力和空间还十分广阔，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劳动力转移政策。

关键词：国家级新区；劳动力区际转移；劳动力吸纳能力；均衡劳动力规模

中图分类号：C922；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8）02-0016-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8.02.002

国家级新区是新时期重构区域行政权力与区域空间架构的重要手段，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与区域增长极。国家级新区基于区域经济总量协调、区域增长动力协调、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区际劳动力迁移、区域城市与人口协调等路径，发挥对所在地省份和周边省份邻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本文拟以新贸易理论中劳动力国际流动理论与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中特定要素贸易模型理论为基础，构建国家级新区与其他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分析模型，以阐释国家级新区批设导致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及国家级新区劳动力吸纳能力问题。相应研究对新时期制定科学的国家级新区人才政策和劳动力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近期文献回顾

劳动力区际转移是劳动力空间再分配的表现，经典理论包括新古典劳动力转移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区域效用理论、劳动力区际转移理论等。其中，新古典劳动力转移理论强调预期工资差异在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人力资本理论强调劳动力基于对迁移收益的净现值、迁移风险及成本等因素的综合考察，决定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区际转移；区域效用理论强调劳动力基于个体内在需求和周围环境构成的区域效用而决定是否在区域间进行迁移；劳动力区际转移理论强调经济机会空间差异和区域效用差异会引起劳动力转移，并随着劳动力的动态转移不断消除差异和实现均衡。

近期与劳动力转移相关的研究主要围绕劳动力转移原因及转移效应展开。劳动力转移原因的分析主要围绕什么因素促进了劳动力转移、什么因素阻碍了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回流转移的原因三个层次展开。一般地说，促进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差距、农业技术进步与新型城镇化、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与区域转移等，而阻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则主要在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同时，导致劳动力回流转移的原因在于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与收益提升，这将使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增加，劳动力在重新核算其转移收益与转移成本基础上将可能回流。就劳动力转移效应而言，传统分析主要围绕劳动力转移对输入地和输出地的转移劳动力收入、社会管理、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等影响而展开，近期研究则侧重于评估劳动力转移对区域差距缩减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竞争力提升、产业区际转移、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等影响。一般而言，劳动力的区际转移具有刚性转移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产业的区际转移，但劳动力区际转移在缩减区域差距、提升区域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及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等方面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劳动力吸纳能力是劳动力转移研究中另一个热点问题。目前，主要的劳动力吸纳能力核定方法包括两类：第一类，基于地区经济增长能力，对其劳动力吸纳能力进行核定；第二类，基于最合理人口规模的核定，在扣除现有人口规模基础上，对地区劳动力吸纳能力进行核定。第一类方法依据区域经济增长的水平和能力、区域产业发展潜能、乡镇企业发展水平，结合就业弹性核算或转移劳动力占特定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来核定。其中，就业弹性可依据就业人数变动率和经济增长率变动率或资本投资变动率进行核算，也可依据回归分析进行估算。第二类对最合理人口规模的核定主要基于三种思路展开：第一种思路在确定劳动力效用函數基础上，结合均衡分析核定最合理人口规模。第二种思路依据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包括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与GDP的关系、人类发展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等，形成特定的函数关系式，由此推导最合理人口规模的计算公式。第三种思路基于多种目标变量和约束条件，结合层次分析法、可能一满意度模型方法、非线性多目标决策法、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方法等，核定劳动力吸纳能力。

尽管劳动力转移效应及劳动力吸纳能力的相关研究比较丰富，然而国家级新区是一个相对新生的事物，多数国家级新区批设时间晚于2010年，这导致可供研究的数据序列较少且时间跨度较短。因此，上述方法并不特别适用于国家级新区相关问题分析。本文寄希望于新贸易理论中劳动力国际流动理论与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中特定要素贸易模型的理论整合，探索构建国家级新区批设引起劳动力区际转移的理论逻辑，阐释国家级新区批设引起劳动力转移的产出效应及其均衡劳动力规模决定机制，并基于包含虚拟变量的省级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模型验证理论分析的结论。

二、国家级新区批设视角下劳动力区际转移的理论逻辑

如图1所示，纵轴代表工资水平，W_NNA、W_oth分别指国家级新区所在地和其他地区劳动力工资水平；横轴代表劳动力，劳动力总量为L，劳动力将依据工资水平在国家级新区所在地与其他地区之间转移；VMPL'_NNA、VMPL'_oth分别指国家级新区所在地和其他地区的劳动力供求曲线，其中需求曲线代表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

国家级新区批设之前，均衡的工资水平为加w'。国家级新区所在地劳动力为L'_NNA，其他地区劳动力为L-L'_NNA。国家级新区所在地的经济总产出将由a+b+c表示，并在资本部门和劳动部门分配，其中，资本部门收益为a+b，劳动部门收益为c。其他地区的经济总产出将由f+k+g+h+i+j表示，也在资本和劳动部门进行分配，资本部门收益为f+h+i，劳动部门收益为g+k+j。

国家级新区的批设将会使其所在地享受诸多的特殊优惠政策，其所在地也由此具备以高工资和其他人才政策吸引劳动力转移的能力。受此影响，国家级新区所在地劳动力需求曲线将由VMPL'_NNA变化为VMPL_NNA。由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取决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及最后一单位产出的价格，即VMPL'_NNA=MPL'_NNA×P'，VMPL_NNA=MPL_NNA×P。在商品高度流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不同地区的最后一单位产出的价格是恒定的，不会随着国家级新区的批设而发生改变，即P=P。依据图1，可以得到如下推论：推论1.国家级新区批设将引起国家级新区所在地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提高。

国家级新区批设以后，高工资和其他人才收益将吸引劳动力从其他地区转移至国家级新区所在地。经过较长一段时间劳动力转移后，国家级新区所在地和其他地区将形成新的工资均衡和劳动力均衡。新的均衡工资将由w_e表示。这意味着全社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有所提升，在最后一单位产出的价格恒定条件下，可以得到：推论2.国家级新区批设将使得全社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提高。

在新的均衡水平下，國家级新区所在地的劳动力将由L_NNA表示，其他地区劳动力将由L-L_NNA表示。这意味着L_NNA-L'_NNA的劳动力从其他地区转移至国家级新区所在地。国家级新区所在地经济总产出由a+b+c+d+l+f+k+g表示，其中资本部门收益为a+d，劳动部门收益为b+c+l+f+k+g。其他地区经济总产出为h+i+j，其中资本部门收益为h，劳动部门的收益为i+j

国家级新区批设前后，新区所在地经济总产出增加了d+l+f+k+g，其他地区经济总产出变化为-（f+k+g），国家级新区批设导致全社会经济总产出增加了d+l。国家级新区批设前后，新区所在地资本部门收益变化为d-6，劳动部门的收益变化为b+l+f+k+g；其他地区资本部门收益变化为-（f+i），劳动部门收益变化为i-（g+k）。这意味着，国家级新区批设对新区所在地劳动部门收益的影响是正向的，其收益来自于高工资和其他特殊的人才政策。其他地区劳动部门收益是不确定的，其收益来源于劳动力转移导致的损失以及劳动力边际产出提高导致的收益等两方面力量的对比。国家级新区批设对国家级新区所在地和其他地区资本部门的收益影响是有差异的。由于资产专用性和资产迁徙成本等影响，其他地区政府缺乏安抚本地区现有企业的动力，由此，人才竞争的压力最终转嫁至资本部门，这直接表现为工资的增加，从而导致其他地区资本部门收益的绝对降低。对于国家级新区所在地资本部门而言，其收益变动取决于工资上涨导致的收益降低以及劳动力边际产出提高导致的收益增加两部分的综合作用，这两方力量的较量决定国家级新区所在地资本部门的收益。按照图1的逻辑，国家级新区批设将引起其所在地劳动力边际产出大大提升，从而使其资本部门收益得以提升。

三、国家级新区批设视角下劳动力区际转移的产出效应评估

1.模型设定

为了阐释国家级新区批设后劳动力区际转移的产出效应，本文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依据，建立了式（1）至式（3）的3个模型。式（1）至式（3）模型中，Y代表产出，K，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D代表国家级新区批设虚拟变量。国家级新区批设之前，D=0；国家级新区批设当年及之后各年，D=1。α₀…、α₂，β₀、…β₅以及θ₀、…、θ₄均为外生参数；μ₁、μ₂、μ₃分别为3个模型的随机扰动项，均服从零均值、同方差的正态分布，且方差分别为σ₁²、σ₂²、σ₃²。

式（2）模型中，假设β₅=0，则国家级新区批设不再重新配置劳动力因素从而影响产出，此时劳动力在国家级新区所在地和其他地区形成新的均衡。事实上，在β₅=O条件下，式（2）模型将演化成式（3）。由此，式（3）模型表示国家级新区批设引起劳动力转移和新均衡形成时的产出模型。

2.数据说明

基于式（1）至式（3）的模型，本文拟结合1990--2015年省级层面数据来阐释国家级新区批设视角下劳动力区际转移的效应问题。截至2015年底，中国批设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等16个国家级新区，这些新区分属上海、天津等16个省份或直辖市。按照这些国家级新区批设时间和所在地省份，可以比较容易地确定国家级新区批设虚拟变量D。

被解释变量Y采取1990-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实际GDP数据（亿元）。实际GDP通过各省相应年份的名义GDP以及以1990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计算得到。名义GDP数据通过各省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获取，并结合《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65年统计资料汇编》补充数据缺省值。解释变量L采取1990--2015年中国31个省份的年末总人口数（万人），资料获取方式与名义GDP数据获取方式相同。

解释变量K采取1990-2015年中国31个省份的资本存量数据（亿元）。资本存量主要依据永续盘存法计算。依据作者的相关分析，本文将1990年不变价的全国资本存量（18300.86亿元，1990年）按照各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全国的比重分配至各省，并作为相应省份1990年的基年资本存量；各年新增资本存量数据以资本形成总额替代，并以1990年不变价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计算了新增资本存量的实际值；同时，设定资产折旧率为11.28%。

3.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

基于模型相关数据的搜集和处理，本文估算了式（1）至式（3）模型的相关参数，如表1中第2列、第3列、第5列所示。由于第3列和第5列估计结果中，国家级新区批设虚拟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并不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或者10%的假设检验，本文删除了该虚拟变量，并在保持交叉项条件下对式（2）和式（3）模型进行了重新估计，如表1中第4列和第6列所示。

事实上，式（2）和式（3）的修正模型实际上是以乘法模式引入国家级新区批设虚拟变量，在将模型还原成生产函数时，这种引入方式只会影响到虚拟变量D，不会影响到劳动力L，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表达式不会改变，因此前述模型的分析结论不会发生本质变化。由于式（2）和式（3）修正模型相对于其初始估计模型而言，解释变量参数更为显著，而拟合优度、方程显著性、对数似然值等指标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后面相关分析将直接采用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

四、国家级新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核定

这里以浦东新区、滨海新区和两江新区为例来分析。基于图1的分析，国家级新区批设将引起劳动力在区际间转移，这种转移将在国家级新区所在地和其他地区的劳动力边际产品价值相等时达到均衡。于是，在地区间最后一单位产品价格恒定条件下，劳动力均衡的条件将由国家级新区所在地和其他地区劳动力边际产出相等来决定。

按照式（4）的分析，国家级新区的均衡劳动力规模将取决于国家级新区GDP与所分析区域GDP的比例，以及区域总人口数两部分。表2给出了以全国和国家级新区所在省份为分析区域条件下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的均衡劳动力规模。其中，2011-2015年全国GDP、总人口数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2016年相应数据来源于2016年对应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2015年三大国家级新区GDP数据来源于各自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相应数据来源于《重庆两江新区统计信息月报2016.12》中“各新区主要经济指标比较（1-11月）”，并乘以1.091折算成年度值。

从表2的结论来看，基于全国和国家级新区所在省份视角核定的国家级新区均衡劳动力规模大不相同。事实上，由于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相比较而言，单一省份或直辖市内部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的分异性质要小一些。本文倾向于基于国家级新区所在省份视角来核定国家级新区的均衡劳动力规模。以此为依据，可以在国家级新区均衡劳动力规模基础上，扣除目前国家级新区的现有劳动力规模，从而测算国家级新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国家级新区现有劳动力规模主要依据国家级新区常住人口数与劳动力调整系数的乘积计算，其中劳动力调整系数依据年末国家级新区所在省份或直辖市就业人员数占其年末常住人口数的比例计算。表3给出了三大国家级新区在2011-2016年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其中，2011-2015年三大国家级新区的常住人口数来源于对应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的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重庆两江新区统计信息月报2016.12》；2011-2015年上海市、天津市和重慶市的年末常住人口数、年末就业人员数分别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2016》、《天津统计年鉴2016》、《重庆统计年鉴2016》，其中2011-2013年天津就业人员数来源于《天津统计年鉴2014》；2016年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的年末常住人口数及2016年天津市年末就业人员数来源于对应直辖市2016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上海市和重庆市就业人员数暂不能通过官方渠道获取，本文依据2011-2015年上海市和重庆市就业人员数的平均增长率，结合对应直辖市2015年就业人员数推算得到。

从2011-2016年三大国家级新区的平均劳动力吸纳能力来看，上海浦东新区达到435.38万人，天津滨海新区达到了653.28万人，重庆两江新区达到了256.43万人，占2011-2016年平均常住人口数的比例分别达到了80.81%、240.37%、113.91%。这说明三大国家级新区吸纳劳动力转移的容量和空间还很广阔，其中尤以天津滨海新区为甚。事实上，从三大国家级新区的面积来看，天津滨海新区为2270平方公里，远远大于上海浦东新区（1210.41平方公里）和重庆两江新区的面积（1200平方公里），这也给天津滨海新区吸纳转移劳动力带来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宽松的环境。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天津滨海新区对转移劳动力的吸引能力不足。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劳动力在国家级新区所在地与其他地区之间转移的理论逻辑，阐释了劳动力区际转移的理论效应。同时，基于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构建了劳动力区际转移效应分析的三种经验模型，并结合1990-2015年省级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国家级新区批设后劳动力转移的产出效应。最后，本文还基于劳动力区际转移的均衡条件，核定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的均衡劳动力和劳动力吸纳能力，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结论：第一，国家级新区批设，不仅会使国家级新区所在地的劳动力边际产出提高，也会使全社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提高。基于199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也佐证了这一结论。第二，基于均衡劳动力规模核定结果与现有劳动力规模的比较，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的平均劳动力吸纳能力分别为435.38万人、653.28万人和256.43万人，三大国家级新区吸纳劳动力转移的空间和容量还十分广阔。

尽管三大国家级新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还很大，然而直辖市效应和国家级新区优惠政策的叠加，使三大国家级新区在劳动力转移政策制定上十分谨慎，其政策着力点多侧重于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扶持和激励上。目前，三大国家级新区的人才政策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在充分利用国家、直辖市的相关人才政策基础上，各国家级新区均制定了各自的特殊人才政策。其中，上海浦东新区出台了《支持鼓励人才若干意见》等政策，天津滨海新区出台了《关于进一步集聚人才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高层次人才服务证制度暂行办法》等政策，重庆两江新区也出台了《引进高层次人才若干政策（试行）》等政策。第二，人才政策多以优质硬件环境提供和资金支持为主，并以竞争性项目资金获取为辅。三大国家级新区的人才政策，基本都包含了提供住房、为子女教育和配偶就业提供便利、提供安家和培训资金、定期健康体检和疗养以及税收减免或免除等优惠条件。部分国家级新区还提供了竞争性项目配套。如天津滨海新区出台了创新创业领军人才以及教育、金融、卫生、农业等行业高层次人才专项扶持政策，这些专项扶持资金的获取需要经过竞争性申请才能获得批准。第三，人才政策惠及人群的学历层次、职称级别和社会声望普遍很高，政策受益群体较小。三大国家级新区的人才政策多数针对院士、千人计划、国外终身教授等高层次人群，能够享受人才政策的受益群体相对较小。

立足于三大国家级新区比较广阔的劳动力吸纳容量，本文建议未来国家级新区人才政策取向可以向以下几个方面适度倾斜：第一，出台专门的中高层次人才政策，尤其是中高层次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政策，扩大人才政策受益面积，也为国家级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适宜的中高层次人才。高层次人才由于可供选择的机会较多，导致引进成本相对较高；且高层次人才的地区忠实度又相对较低，导致高层次人才的再迁徙风险也相对较高。因此，国家级新区在强调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同时，应注重中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第二，人才政策在强化硬件环境和资金支持的基础上，适度向提供人才的优质软环境倾斜，包括提供优质人才服务、营造良好人才工作氛围与舆论环境、人才工作环境的国际衔接等。人才硬件环境和资金支持强调人才的“安居”，人才软环境更强调“乐业”，“安居”与“乐业”从来就不太可能割裂开。事实上，仅有少部分人才的迁徙会注重对资金的追求，多数会更强调事业发展前景、工作环境宽松度等软环境。第三，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和城市形象塑造，以国家级新区综合实力提高来强化对人才的吸纳能力和吸引能力，提升人才对地区的忠实度，降低人才的再迁徙意愿。“打铁还需自身硬”，国家级新区只有依靠更高更好的经济发展质量、更为开放包容的发展态势、更为宽松兼容的工作环境，才能吸引人才落地生根，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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