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吴尹浩

“延安五老”是中共党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群体概念，指的是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五位年高德劭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人们对此并无异议。但是，这个概念是何时形成、由谁提出的？各类文章莫衷一是，甚至还夹杂了一些讹误，故有必要加以考证。

因朱德诗作而形成？

1942年7月，朱德写了一首题为《游南泥湾》的诗，其中提到了“五老”。于是，许多报纸杂志、网络文章在介绍“延安五老”时表示，党内外借此诗作，将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尊为“延安五老”。该说法流传甚广、影响甚大，是目前有关“延安五老”概念形成过程的“主流观点”之一。

朱德的这首诗确有“五老”一词。他是这样写的：“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行行卅里铺，炎热颇烦躁……”不过，朱德在诗序中记述道：“一九四二年七月十日，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同游南泥湾。”很显然，诗里的“五老”是序中的“四老”加上朱德本人——此“五老”非彼“五老”。至于朱德、续范亭如何变为董必武、林伯渠，至少从这首诗本身看不出明显的逻辑关联，持“朱德诗作形成说”的论著也未能给出清楚解释。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朱德诗作只是恰巧与“五老”名称相同而已。

实际上，“延安五老”的概念此时已经形成并被提及。同样在上述南泥湾之行中，续范亭所作《凑成五老图》一诗称：“徐吴谢林董必武，延安一幅五老图；今次林董偶缺席，我与朱公凑成趣。”也就是说，续范亭表示，“徐吴谢林董”为“五老”，自己与朱德不在其列。可见在此次出游之前，“延安五老”的说法已经存在。

续范亭还有一首长诗，不仅题目就叫《延安五老》，诗中也明确将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合称“延安五老”。目前仅知这首诗创作于1942年，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可是诗中有“春意欲来诗意催，病榻清净为此句”两句，按其中的描述推断，创作时间应为早春时节，比7月10日出游南泥湾早了数月。

综上可以确定，“延安五老”的说法并非由于朱德的诗作而产生，其形成时间应不晚于1942年春。

因毛泽东祝词而形成？

目前关于“延安五老”概念的形成，有两种“主流观点”，除了“朱德诗作形成说”，便是“毛泽东祝词形成说”。

1940年1月，中共中央为吴玉章在延安补办了六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亲临会场，并致祝寿词。他说：“现在世界是变了，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毛泽东文集》在收录此文时作了注释，注明这五位老人是指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有研究者据此认为，“五老”的称谓是毛泽东提出的，并由此流传至今。

应该说，“毛泽东祝词形成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并不十分准确。如果认为毛泽东祝词所确立的是“五老”概念，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据董必武回忆，苏区时期已有“五老”的说法，远远早于1940年。如果认为毛泽东祝词确立的是“延安五老”的概念，似乎也存在问题。笔者认为，毛泽东列举的五人虽与“延安五老”相一致，但并未明确提出“延安五老”一词，所以不能作为“延安五老”已经形成的直接证据，尚需发掘其他材料作为佐证。

当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论述无疑会对“延安五老”概念的形成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或是会扩大这一群体的知名度。

中央苏区的“五老”是谁？

“延安五老”的概念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前身应是苏区时代的“五老”。董必武在回忆长征前的情况时说：“在中央根据地，因叔衡、特立、觉哉、伯渠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呼我们为‘五老。”这里指的是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和董必武——与“延安五老”相比，差别在于有何叔衡而无吴玉章。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何叔衡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斗争，后壮烈牺牲，其余“四老”则跟随队伍到达陕北。由此可见，“五老”的提法在之前的革命实践中已经初步确立，而且应该是“延安五老”概念形成的基础。

“五老”概念的产生与五位老革命家的集体经历有关。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等人受党指派，赴苏联学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因年龄较大、经验丰富而被编在特别班学习。革命老人的聚集也使特别班被人戏称为“老人班”，如吴黎平在回忆林伯渠时表示：“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只知道他和叶剑英、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老同志在‘老年班……这些老同志是非常正派、和善、德高望重的恂恂长者，在政治上有高深涵养，勤奋学习的精神，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当时年青的学生。”

长征途中，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等人又一起被编在休养连中行动。时任休养连指导员的李坚真后来记述道：“长征中，董老、徐老、林老和谢老几位老同志，编在红军野战医院干部连……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年纪大，要别人照顾，而处处以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来严格要求自己。他们一路上带头忍受艰苦，带头完成任务，带头遵守纪律，带头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真不愧为模范的共产党员。”

从上述片段可以看出，“延安五老”的人生经历有一定重合，并多次在一起共事，这促进了群体概念的产生。

“延安五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延安时期，由于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延安五老”这个人物群体逐步确定下来。因何叔衡牺牲而在苏区“五老”基础上替換进来的吴玉章，同样是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与其他“四老”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曾长期共事，一起活动。他进入“五老”群体，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

笔者认为，“延安五老”概念之所以能够形成，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因素：

其一，“延安五老”的年岁较长，在青年人居多的革命队伍中，他们显得较为突出。林伯渠的秘书王恩惠回忆说：“当时在延安年轻人占绝大多数，像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这样的老人极少，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们为延安‘五老。”其实在中共党史上，不乏与“延安五老”基本同龄的党员，但其中一些人牺牲或去世得比较早，还有一些人则暂时或彻底放弃了革命立场。如此一来，延安时期仍在重要岗位上工作的革命老人，实际上仅有朱德和“延安五老”。朱德是八路军总司令、党的重要领导人，名望超过其他几人，故而没有与“五老”并称。

其二，1941年9月，怀安诗社在延安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延安五老”群体的形成，扩大了这一概念的影响。怀安诗社的参加者多为老一辈革命家和民主人士，“延安五老”也是重要成员，常与其他诸老互相唱和。因各诗友之间较为熟悉，在诗作中多次将五人合称为“延安五老”——目前所见最早的“延安五老”表述，就存在于前文提过的续范亭参与诗社的作品《延安五老》和《凑成五老图》。而且怀安诗社是当时延安的一个重要文化团体，名气较大，这也使得“延安五老”之名更加广为人知。

同样由于怀安诗社的独特影响力，新中国成立后，在“延安五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五名诗社成员，出现了“延安十老”的说法。中国青年出版社曾于1962年选编了一些老革命家的詩词，供青年群众学习。董必武、朱德为此拟定了“十老”的名单，即“延安五老”加上朱德、续范亭、李木庵、熊瑾玎、钱来苏五人。从“五老”发展到“十老”，将革命老人联系在一起的都是怀安诗社，可见其与“延安五老”群体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

其三，“延安五老”得以形成，还因为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风范赢得了人们的赞誉，以“老”冠称是对他们政治信念和道德修养的褒奖。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曾为朱德、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人举办过祝寿活动，“延安五老”影响力的扩大，也与这类活动有关。毛泽东曾亲自参与徐特立、吴玉章的寿辰庆祝，或写信，或致辞，并亲切地称他们为“徐老”“吴老”。

就个人习惯而言，毛泽东称“某老”，有时与年纪大小并无直接联系，而是表示对其资历、威望和人品的赞誉。例如，毛泽东尊称吴德峰为“吴德老”，实际上吴德峰比毛泽东还要小几岁。所以，“延安五老”并不仅仅是按照年龄确定的称呼，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崇高的党性品质和高尚的人格魅力。由他们组成一个群体，可以作为全党同志学习的榜样。

此外，有研究者提出，称“中共五老”更加准确，因为董必武大部分时间不在延安，叫“延安五老”并不合理。确实，全面抗战爆发后，董必武赴大后方工作，从1937年9月中旬抵达武汉开始，除了中途偶有几次返回延安之外，直到1947年3月国共谈判破裂后，才完全回到陕北。但笔者认为，“延安五老”的概念还是比较恰当的。它是指延安时期中共党内五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其中“延安”的含义应更侧重于党史上的“延安时期”，而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延安地区”。

一方面，董必武虽然长期在南方局工作，但他与延安的其他老同志，以及怀安诗社成员保持密切往来。怀安诗社成立时，董必武远在重庆，仍寄诗延安遥相唱和，题为“闻延安成立‘怀安诗社，赋四绝句兼呈吴徐谢林诸老、朱总司令、叶参谋长”。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诗题将“吴徐谢林”单独列出，这或许表明，“四老”（甚至可以将董必武本人也加进来，凑成“五老”）已被视作一个相对固定的群体。怀安诗社的不少成员虽与董必武未曾谋面，却十分景仰这位革命老人。续范亭在《延安五老》诗中称：“只有董老未瞻韩，参政会上一支柱。谠论一发四座惊，各党各派齐拥护。”李木庵作于1944年的《迎董老返延安》也说：“边区五老世所闻，获亲其四缺公一。”从这些诗作中可见，地理空间上的阻隔并不影响“延安五老”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延安五老”是党史人物群体的一个历史概念，至迟在1942年就已经出现，而“中共五老”则是后人总结形成的，目前笔者尚未发现延安时期关于“五老”的其他提法。因此，“延安五老”这一概念更贴近于历史的本来面貌，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

综合起来看，“延安五老”应是在党内长期存在的“五老”概念基础上，形成于延安时期的前期，受毛泽东祝寿词及怀安诗社活动推动，逐步发展确定的一个人物群体概念。（编辑 赵鹏）

作者：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