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惯习”视角下张爱玲的翻译及其译作接受
2018-04-18游晟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1期
游晟
(福建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
张爱玲是华语文坛一位才华出众的女性。1962年,夏志清首开先河,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推举张爱玲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家,称赞其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曼斯菲尔德、波特、韦尔蒂、麦卡勒斯之流相比[1]。张爱玲小说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而其译者身份却长期为人们所忽视。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张热”的蔓延,译者张爱玲终于浮出地表,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界。目前张爱玲的翻译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方面:(1)《金锁记》的自译研究;(2)张爱玲的女性主义翻译诗学研究;(3)《海上花》翻译研究;(4)多元系统理论下张爱玲的翻译研究。当前“张学”的“翻译转向”凸现了对张爱玲的翻译活动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然而,人们在关注张氏翻译时,往往停留在对其翻译策略讨论的层面上,对影响张爱玲翻译选材及策略应用的深层次原因缺乏深入考察。作为一名才华出众且精通双语的译者,张爱玲用中文翻译的作品在华语地区反响热烈。但在长达40多年的海外生活中,张爱玲用英文翻译或改写的作品却屡屡受挫。笔者拟以布尔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考察张爱玲的翻译活动并分析其译作接受情况迥然不同的原因。
一、“场域—惯习”理论概述
布尔迪厄在社会学研究中受磁场的启发,提出了“场域”与“惯习”两个核心概念。其中,“场域”(field)指“具有自身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2],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由经济场、艺术场、文学场等不同场域组成,各场域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因内部分裂及外部对立而彼此分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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