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宁 汐

西方交响乐的启智之举

基于西方管弦乐团而创作的器乐曲叫管弦乐，从篇幅长短上来说，它有单乐章与多乐章之分；从内容深浅上来说，那些有着严密逻辑关系，表达深刻哲理内容的管弦乐，才称为交响乐，而那些虽然也有多个乐章，但内容之间联系不是很紧密且缺乏哲理思辨者，则被称为管弦乐组曲、交响套曲。交响乐与管弦乐组曲、交响曲等音乐体裁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既有关联又有区别，从内容深浅和逻辑紧疏关系上，管弦乐、交响曲、交响套曲、交响诗、交响乐等大致上呈递进关系，但也不一定，不能一概而论。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手稿

交响乐在贝多芬时代发展成熟，如贝多芬的九部交响乐，其中，为大众所熟知的是贝氏的第三、第五、第九交响乐，《第三交响乐》（1805）早期的创作初衷是题献给贝氏心中的偶像拿破仑的，但拿破仑称帝的事令贝多芬很是失望并取消其题献，但作品中以上行音型动机而表现的昂扬斗志的英雄主义以矛盾冲突激烈的戏剧性展现出来，后人因而将其命名为“英雄交响乐”；《第五交响乐》（1809）构建在四音的“动机”之上，它好似敲响命运之门的音响，后世将其称之为“命运交响乐”，它是作曲家在情感挫折和病痛折磨后的斗争，是前述作品的英雄性、革命性、戏剧性的更进一步发展，它也是历史中上演率最高的交响乐作品之一；《第九交响乐》（1823）中加入了德国著名诗人席勒《欢乐颂》为歌词的合唱，所以，史学家将其名之曰“合唱交响乐”，这部交响乐将人声纳入到交响乐的乐器之中，从而拓展了交响乐的编制，为后来浪漫乐派、民族乐派时期的交响乐体裁发展做了启示，如马勒的第二、第三、第四、第八交响乐都因加用人声而大大丰富了乐曲的表现力。

海顿（1732-1809）

在西方交响乐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的贝多芬其实不是“交响乐之父”，这一美誉被在这一体裁中创作数量最多的海顿所拥有，海顿一生创作了120余部交响乐。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海顿的很多作品还达不到严格意义上的交响乐体裁的范畴或标准，只有后期尤其是伦敦时期的少数几部可视为严格意义上的“交响乐”。学术界大致有以下一些体裁界定原则：一是建立在由弦乐组（小、中、大、倍大提琴）、木管组（长笛、单双簧管、大管）、铜管组（圆号、小号、长号、大号）、打击乐器组（定音鼓等）组成的较大型管弦乐队基础上的音响；二是具有比较深刻的音乐内容，具有戏剧性、史诗性、悲剧性、英雄性，或者音乐格调庄重，具有叙事性、描写性、抒情性、风俗性等；三是要有较为严密的逻辑层次、严谨的结构布局，其中第一乐章常以奏鸣曲式结构，音色音响较为变化丰富；四是要有丰富的音乐意境，要给听众以想象的音乐空间。这一原则是基于维也纳古典乐派时期的典型性交响乐而言的，其实，在此之前、之后，交响乐的形态与样式也是不断变化的，如马勒时期的交响乐不再受四乐章的限制，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和伯辽兹的《幻想交响曲》有5个乐章，斯克里亚宾的《第一交响曲》和马勒的《大地之歌交响曲》有6个乐章，而乐队编制也是不断变化，马勒的《第八交响乐》需要一个大型管弦乐团、两组混声和一组童声的三个合唱团、八位歌手和一部管风琴，以至于音乐厅的乐池里足足有上千人，其“千人交响乐”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而有些作曲家的交响乐也可能减少乐章数，于是，就有了单乐章交响乐、两乐章交响乐等形式。

“共响”在歌唱的主题之上

交响乐直接产生于意大利歌剧序曲，这一来源于歌剧中不同音乐主题的先现的器乐曲，在彰显歌唱的旋律之美的进程中，逐渐被器乐化、大型化、深刻化。而歌剧产生于古希腊悲剧，在其器乐化的进程中，早期的单音音乐要想获得震撼人心的音响效果，多个声部“一起响”是简单而行之有效的手法。这种手法在中国古代也类似，先秦祭祀音乐，如“六代乐舞”的《大韶》也是注重和谐的“共响”，萧友梅的博士论文《17世纪以前的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一文中就有其乐器及其合奏的形式的考证。在古罗马时期，乐器有管乐器阿夫洛斯管和弦乐器里拉琴，这为管、弦乐为基础的管弦乐队生成奠定了基础。

莫扎特（1756-1791）

文艺复兴时期，乐器的逐渐丰富及复音音乐的观念成熟，使得伴奏宗教圣咏的乐队音响逐渐复杂起来，复调音乐兴起并发展到巴洛克时期的成熟，多声部线条的出现为合奏与重奏的快速发展提供基础，蒙特威尔第为了追求戏剧性的音乐内容的表现需要而使用了大小七和弦，为大小调的调性观念形成奠定了基础，建立在大小调基础的赋格曲、古二部曲式、古奏鸣曲的形成为亨德尔、巴赫的乐队音响观念形成，直到巴洛克时期的歌剧的多声演唱使得“和声学”的探讨势在必行。

16、17世纪之交产生的意大利歌剧在发展中出现的序曲，在A.斯卡拉蒂手里定型为“快板—慢板—快板”的三部性段落，现在仍在上演的G.B.佩尔戈莱西的《管家女仆》序曲、C.W.格鲁克的《帕里斯与海伦》序曲及《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序曲等，后者中的戏剧性音乐的用法为交响曲之始。意大利式的格鲁克歌剧《巴里斯和海雷娜》序曲以快板-慢板-快板的三段式结构布局，其快板段落是富于英雄气概的进行曲，其慢板是与前述对比的抒情段落，其第三段的快板是以回旋曲式写成的多个音乐主题交替发展，第三段和第一段的主题有着密切的呼应性关系。

早期的歌剧序曲和歌剧的内容没有直接的关系，莫扎特的《唐璜》和《女人心》序曲及C.M.von韦伯的《魔弹射手》序曲则是以歌剧中的音乐主题发展而成。在此基础上，交响曲的形式逐渐确立，从结构到风格。在海顿（1732-1809）童年时代，1740年，奥地利作曲家蒙恩（1717-1750）在慢板乐章和快板乐章之间加进了法国式的小步舞曲段落而作为第三乐章，由此而形成四个乐章的套曲形式，这是古典交响曲的常见结构布局。海顿在交响乐的乐队编制发展中，在内容内涵的深入引申中，又逐渐融入了新的部分，交响乐形成的标志一般认为是海顿的《第一交响乐》（1759）问世为节点，但其发展还是一个动态的，在其后期的交响乐创作中，如G大调第九十四交响曲等作品上逐渐试验了交响乐的音响效果。至此，从17世纪巴洛克意大利歌剧序曲，在18世纪器乐化后又吸收了器乐曲中大协奏曲、组曲及三重奏鸣曲的因素，进而发展成在结构上三段式的器乐体裁，经曼海姆乐派在器乐曲探索中对管弦乐队细腻处理手法的借鉴，并由蒙恩、瓦根塞尔乐队中管乐器色彩的挖掘，从而在维也纳古典时期确立了交响乐的形式。

古典时期交响乐的结构形式：第一乐章是以奏鸣曲式结构而成的快板段落，常是音乐主题及风格最为突出的乐章，如莫扎特的《第四十》《第四十一》交响乐、贝多芬《第三交响乐》；第二乐章是以复三部或简省式的奏鸣曲式、变奏曲式结构的稍慢或慢板的抒情风格乐章，是第一乐章音乐主题和情绪、风格的对比段落，如海顿《第九十四交响曲》和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第三乐章是以复三部曲式结构的快板或稍快的小步舞曲段落，常用三声中部（贝多芬改用谐谑曲）；第四乐章是以奏鸣曲式为主要结构形式的快板或急板段落，因终曲的缘故，一般篇幅较长，尤其是尾声带有全曲总结的意味，有主调回归的调性关系，也有运用回旋曲式、回旋奏鸣曲式或变奏曲式的。

中国交响乐的早期形式之探

中国自先秦时期就有大型乐队实践，19世纪末的西方交响乐传入中国的演出，对20世纪20年代真正西方式的中国交响音乐创作是高起点的推动。在此之前，学堂乐歌时代有曾志忞在贫儿院组建的编制不全的管弦乐队，曾志忞的父亲曾铸（1849-1908）是助其组建乐队的大慈善家，1909年，曾氏父子结合教学而创办的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支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组织并担任指挥演奏的西式管弦乐队，并在1915年美国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上荣获乐队组织金奖，这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堪称精彩一页（张伟《曾氏父子与上海贫儿院》2008年5月11日B13版）。20世纪初，西方交响乐的传播主体是西方音乐家，上海的以西欧演奏家为主（犹太人担纲主力）的工部局交响乐队与哈尔滨的以俄侨为主的交响乐队，一些优秀的演奏家如上海的富华是毕业于米兰音乐学院的西方天才小提琴家，相对编制较全一些，将西方交响乐带入中国境内，他们带动了中国交响乐的启蒙。当时长期在中国的音乐家很多，其中有些是逃避战争的，有些则是觉得中国是音乐家的沃土，当年，萧友梅选择上海办国立音乐院就是因其音乐家多的缘故（谭抒真回忆录），如：上海的威廷伯格（德）、富华（意）、利沃什依茨（俄）、维登堡（奥）；北京的托诺夫（俄）、欧罗普（俄）、德莱涅夫斯基（波）；天津的哈路巴（德）、拉迪尼（匈）、劳伦斯（额）、斯特恩（奥）；福建的尼格罗（保）；哈尔滨的特拉亨伯格（俄）、比比科夫（额）、布洛欣（俄）、伯格金（俄）等。他们演奏之余培养的学生也成为后来中国交响乐发展的基础，如司徒梦岩、冼星海、谭抒真、王人艺、陈又新、张彦、向隅、戴粹伦、陈洪、窦立勋、柯政和、黎国荃、李惟宁、关紫云、马思聪、张洪岛、陆以循、李雅妹、杨天一等，甚至国乐大师如刘天华、王绍先、京剧大师梅兰芳，科学家李四光等也在加入到小提琴技艺学习的行列中。除了长期旅居者，一些著名弦乐家如亨利·埃奇希姆（Henry Eichheim）、亚莎·海菲兹（Jascha Heifetz）、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等来华的演出也对中国交响乐的发展有所影响，如：聂耳在1931年11月25日《日记》中写道：“在音乐店门口对着Heifetz的像凝神，我崇拜他，我爱他，我心里一团莫名的热火在燃烧着，占了好半天，快努力吧！”他看了海菲兹12月1日的告别演奏会后写下了如下的记录及感想：“渴望了好久的Heiftz Violin Solo算望到了，我们因为希望太过迫切，跑到里面坐着谈天……人已坐满，还有不少买站票的站满两旁和后面。启幕，一架大钢琴摆在台上，每个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台上，等了半天还不见有人出来，我的心在跳，预备他一出来就给热烈的拍掌。同时注意他一出来的样子是不是心理所猜想的。第一节目是Beethoven的Sonata Kreutzer，听完后，只觉情感起伏太厉害，并觉得那本领之高真是我第一次开的眼孔。节目逐次奏完，其中一个全是staccato（即跳弓），手腕不断在摇，真佩服！啊……昨晚十二时听完才回来！” 特殊而隆重的礼遇是使世界顶尖的小提琴家对中国流连忘返、一往情深的重要原因，这一双向互动的文化现象埋下了中国交响乐的种子。（摘自[美]大卫·杜波著，曹利群译《梅纽因访谈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

萧友梅1916年以论文《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完成了交响乐创作的理论准备。在旅欧期间，萧友梅创作了弦乐四重奏《小夜曲》（1916，为中国第一部重奏作品）、钢琴曲《哀悼引》等器乐曲，《哀悼引》后来被改编为管弦乐曲，是正在德国留学的萧友梅为悼念黄兴、蔡锷相继逝世而作，管弦乐曲版《哀悼引》更名为《哀悼进行曲》于1925年3月28日由萧友梅指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团在北大礼堂举办的“纪念孙中山”音乐会（孙中山逝世于3月12日）上首演，这是中国最早的管弦乐创作实践（梁茂春）。2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中成立了我国第一支基本由国人组成的附设小型管弦乐队，这个乐队前身是清末民初海关税务局的管弦乐队，连指挥萧友梅一共17人，乐队编制不全。从1922年底到1927年传习所被撤销的将近5年时间内，乐队共开过40余次音乐会，演奏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作曲家的作品，这一中国演奏家和指挥组成的乐队普及了管弦乐的基础知识，在当时管弦乐大受欢迎的情况下，促使萧友梅创作了《新霓裳羽衣曲》，这部管弦乐演奏后受到了欢迎，人们看到西方音乐体裁也可以很好的中国内容，这种触动力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创作和演奏开启了中国交响乐高起点的早期成功实践。

萧友梅（1884-1940）

二十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的黄自（1904-1938）在耶鲁大学音乐学校学习期间，以交响序曲《怀旧》（1929）为毕业作品获得音乐学士学位，作品在耶鲁大学音乐学校的毕业音乐会上公演，这是中国管弦乐第一次在西方专业舞台上展演。1930年11月23日晚，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怀旧》由意大利指挥家、歌唱家、演奏家梅帕器（Mario Paci，1878—1946）指挥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演奏。这一演出在沪上产生巨大影响，赞誉很多，由此令中国音乐家深感自豪，这极大地激励了中国交响乐创作的热情。1935年10月，黄自为进步影片《都市风光》创作了片头音乐《都市风光幻想曲》，也是由梅帕器指挥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演奏并录制成唱片，随着电影的热播而在大众中产生很大反响。交响序曲《怀旧》和管弦乐《都市风光幻想曲》的创作是我国交响乐创作的早期实践。为便于演出之需，1935年11月1日，黄自发起创办并任团长（谭小麟任副团长）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上海管弦乐团在留学归来的吴伯超、李惟宁任正副指挥的带领下进行了交响乐实践。黄自的管弦乐创作实践还可举于1932-1933年间创作的清唱剧《长恨歌》（韦瀚章词）的乐队部分，作品于1933年11月在音专学生音乐会上首演了其中的七个乐章：一、《仙乐飘飘处处闻》，二、《七月七日长生殿》，三、《渔阳鼙鼓动地来》、五、《六军不发无奈何》，六、《婉转蛾眉马前死》，八、《山在虚无缥缈间》，十、《此恨绵绵无绝期》，该作品的部分乐章在黄自生前曾出版过乐谱及唱片。

左起：黄自、查哈罗夫、齐尔品前任夫人、齐尔品、萧友梅、欧萨可夫、贺绿汀

中国交响乐的早期的民族化内容之探

留学法国归国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除了《黄河大合唱》等声乐作品外，也以鲜明民族风格和炽烈爱国之情而创作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一交响乐”）、《神圣之战》（“第二交响乐”）等交响乐。它们完成于1941年被迫羁留于哈萨克阿拉木图的供应十分困难的战时条件下，此外，还完成了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交响诗《阿曼该尔达》等大型管弦乐作品。1945年初，他在莫斯科治病期间创作的管弦乐《中国狂想曲》，现在已成为经常被演奏的经典。冼星海以法国作曲家保罗·杜卡斯的严谨创作思维而创作的交响乐是中国早期探索的先驱。

冼星海指挥鲁艺学员排练《黄河大合唱》

1941年，吕骥于延安鲁艺音乐教育专业化发展时期创作大型交响合唱《凤凰涅槃》，取材于郭沫若同名新诗,作曲家运用了较为丰富的音乐艺术手段, 以群众性和民族化为创作观念，将长短不一的诗句统一在结构严整的合唱艺术形式中,使原诗纵横驰骋的想象和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变化得到艺术深化,创造性地实现了“诗歌与音乐结合”。作品大胆采用欧洲宗教性大型合唱常用的清唱剧形式,较多地借鉴了西方传统音乐表现手法如复调技法等,作品由《序曲》《凤歌》《凰歌》《群鸟歌》及《凤凰更生歌》五个乐章构成,各乐章音乐形象对比鲜明,整体统一，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较为创新的交响合唱。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天津的张肖虎创作和演出了作品交响诗《苏武》、歌剧《木兰从军》《松梅风雨》神乐大合唱《圣诞曲》等来表现自己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其中，交响诗《苏武》由张肖虎本人指挥在天津首演，听众聆听后感到“爱国之心油然而生”，对其赞赏有加。前苏联音乐理论家施聂匀逊在《中国音乐文化》书中给予《苏武》很高评价，称作者把熟练的欧洲浪漫派作曲技巧与中国民歌主题音调相结合，并将乐曲中“胡人舞”与包罗丁的《伊戈尔亚》中波罗维兹舞（鞑靼舞）的音乐形象相媲美。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清华任教时还组建了民乐队、管弦乐队、军乐队，并以其指挥才能而带领了燕京大学管弦乐队建设。

江文也（1910-1983）

台湾籍作曲家江文也是中国最早在国际上的交响曲获奖者，他创作了第一部管弦乐《台湾舞曲》是他于1934年8月11日至19日参加留学日本的台湾习乐学生组成的“乡土访问音乐团”赴台公演期间，有感于阔别已久的故乡而作。1934年，江文也参加了日本的第三届音乐大赛的作曲组而在这次的比赛中荣获第二名。得奖的作品是《来自南方岛屿的交响素描》的第二乐章《白鹭的幻想》。《台湾舞曲》在1936年第十一届奥林匹克国际音乐比赛中获银奖，并荣获大指挥家温格纳尔银牌奖。1935年以后，江文也管弦乐《盆颂主题交响曲》获日本全国第三届音乐比赛作曲组第三名。1937年，管弦乐曲《赋格序曲》日本全国第六届音乐比赛作曲组第二名；1938年，江文在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任作曲和声乐教授时，创作了大型管弦乐曲《孔庙大晟乐章》和管弦乐组曲《故都素描》及交响诗《汨罗沉流》《俚谣与村舞》。在晚年生活渐趋安稳之时，江文还创作交响曲《阿里山的歌声》。

江文也（1910-1983）

1937年，由南京中央大学辞职来到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的马思聪感触到国家山河破碎、游子怀乡而创作的《绥远组曲》（Op.9）中的三个乐章《史诗》《思乡曲》《塞外舞曲》，其中，《思乡曲》的主题选用了八小节的民歌《城墙上跑马》，是最为世界音乐舞台喜爱的中国作品之一，是马思聪的代表作。其实在此之前，马思聪已有了一定管弦乐创作的实践，如他于1931年回国之初创作的《c小调弦乐四重奏》（Op.2），而他对民间音乐的重视，如1936年春在北平搜集并研究大鼓艺术，成为他创作的转折点，是《思乡曲》产生的学术基础。他致力于中国交响乐的初建工作，于1940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而前往“陪都”重庆组建“中华交响乐团”，为其《民主大合唱》（1945）《春天大合唱》（1948）的创作奠定基础。期间，他还组建并担任台北交响乐团指挥（1946）。1944至1946年间，萧友梅和黄自的学生、香港作曲家林声翕创作的《海、帆、湾》包含三首交响诗《壮丽的海洋》《水平线上的帆影》《都市的黄昏》，是交响乐在祖国南方发展的代表。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及华北文工团团长的贺绿汀，创作了管弦乐曲《晚会》《森吉德玛》《大世界》等，是中国早期管弦乐曲的经典之作。

中国早期的交响乐的发展是站在西方成熟音乐体裁的肩膀上，起点高，胸怀广，正是基于此，才会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打基础、上高原的过程。从“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中进行了演奏的基础建设，并快速地进入创作阶段，从第一首《哀悼引》的蹒跚学步，到《台湾舞曲》的国际大赛银奖，由小渐大，星火燎原。虽然创作受制于自身创作技术和外在乐队实践条件的影响，大多较为简省，从篇幅到材料，但却从一开始就融入了民族性音乐主题素材和中国古典结构思维，其中国化、中西融合的灵活性运用，为后来真正意义上的交响乐如《长征》等作品的出现做了有效探索。而比较中西交响乐发展初期，起点不同，文化有别，自然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发展速度和创作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