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辉

我虽然出生在繁华的上海，但我的童年时代，家里—直没有厕所。全家就一只马桶，放在餐桌旁边三米处，一面靠墙，另外三面围着布帘子。

每天清晨都会有粪车摇着铃铛经过整条里弄，各家各户便拎着马桶出来倒。上海女性社会地位高于全球女性平均水平甚多，许多女人几乎不做什么家务，唯独出来倒马桶的大多是女人。并非男人们怕脏，因为不少人多少有些迷信，觉得男人倒马桶会坏了运势。

马桶容量毕竟有限，家里男人一般会去外面上公厕。上海寸土寸金，里弄里的公厕充分反映出这一状况。路边常有一些简易厕所，简易到只有一个小便槽，仅可容3个男人并肩站立，身后、两侧全无遮挡。隐私想要不泄露，全靠路过的行人非礼勿视。2006年，承载着我童年记忆的天潼路拆迁，我带着新婚妻子参观残垣断壁，看到这样的“简易”厕所，妻子惊呼：“亏你们还尿得出来，换成外地人住在这儿，不出一个月，非得前列腺炎不可。”

“简易”厕所只能解决小便问题，大便得去正规公厕，离我家起码500米，遇上拉肚子，颇有出洋相的风险。

大概8岁左右，时值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第一次见到一个抽水马桶，它被洗刷得像一座白玉制成的工艺品，很突兀地着落于卧室一角。抽水马桶的主人是姑妈的闺蜜，在一家“高级”单位上班，所以才有如此先进的玩意。那次姑妈带我去做客时，正好我突然想大便，便有幸使用了一次。现在还记得好几分钟拉不出来，因为这马桶比我家的碗还干净，让人拉起来很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