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辉

我虽然出生在繁华的上海，但我的童年时代，家里—直没有厕所。全家就一只马桶，放在餐桌旁边三米处，一面靠墙，另外三面围着布帘子。

每天清晨都会有粪车摇着铃铛经过整条里弄，各家各户便拎着马桶出来倒。上海女性社会地位高于全球女性平均水平甚多，许多女人几乎不做什么家务，唯独出来倒马桶的大多是女人。并非男人们怕脏，因为不少人多少有些迷信，觉得男人倒马桶会坏了运势。

马桶容量毕竟有限，家里男人一般会去外面上公厕。上海寸土寸金，里弄里的公厕充分反映出这一状况。路边常有一些简易厕所，简易到只有一个小便槽，仅可容3个男人并肩站立，身后、两侧全无遮挡。隐私想要不泄露，全靠路过的行人非礼勿视。2006年，承载着我童年记忆的天潼路拆迁，我带着新婚妻子参观残垣断壁，看到这样的“简易”厕所，妻子惊呼：“亏你们还尿得出来，换成外地人住在这儿，不出一个月，非得前列腺炎不可。”

“简易”厕所只能解决小便问题，大便得去正规公厕，离我家起码500米，遇上拉肚子，颇有出洋相的风险。

大概8岁左右，时值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第一次见到一个抽水马桶，它被洗刷得像一座白玉制成的工艺品，很突兀地着落于卧室一角。抽水马桶的主人是姑妈的闺蜜，在一家“高级”单位上班，所以才有如此先进的玩意。那次姑妈带我去做客时，正好我突然想大便，便有幸使用了一次。现在还记得好几分钟拉不出来，因为这马桶比我家的碗还干净，让人拉起来很紧张。还记得的是，姑妈的闺蜜拉长了脸，显然她很不乐意陌生的外来粪便污染了她的高级马桶。

上世纪80年代初到了武汉，住的是“团结户”，三家共一个厕所，终于用上了抽水马桶。然而每天早上都得排队蹲坑，我大哥长期便秘，常常一蹲半小时，外面抱怨声不绝，他为此急得哭过好几次……如今三户人家中诞生出了两位亿万富翁，不知回想当年的共用厕所，是否感慨万千。

再后来上了班，第一天在单位上厕所就知道这个厂管理不善，效益好不了。厕所脏得无法下脚，小心翼翼踩着地上一块块砖头组成的“桥”才能走到蹲位，便槽里全是废报纸，堵塞己久……好一点的单位，厕所干净得多，不过也还是有人用报纸当厕纸，这几乎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公厕文化的一大特征。

本世纪初，我跳槽到一家销售公司，公司主营隔断和坐便器，又_次开了眼界，如同当年看到比碗还干净的抽水马桶。原来大便竟能不用厕纸，可以全自动冲洗、烘干。

最近几年，有些人涌到日本去买智能马桶盖，一些爱国网友对此口诛笔伐。有人愤愤然道：“再智能的马桶盖，难道可以不用草纸擦屁股？”看后让我不由想起刘姥姥、陈奂生，但又_想不该笑话人家没见识。要是当年没有从事过相关产品销售，我也会理直气壮发出这等质问。从当年卖智能洁具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这类智能产品的普及率并不理想，与手机的全民普及、不斷升级，不可同日而语。由此也说明我们的“厕所革命”潜力巨大，蕴含着无限商机。（资料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