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茂林 刘旸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社情和民情的深刻认识，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励精图治、攻坚克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内涵，彰显了鲜明的理论风格，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风格也引起了海外智库专家、媒体、学者、政要的密切关注，并赢得海外的高度评价。

一、吸收了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精华继承了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传统

1.吸收了中国儒、道政治哲学的精华

2014年12月9日，日本学者加茂具树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复兴：美日视角比较”研讨会上指出，习近平对于儒家文化十分欣赏，认为儒家文化有助于中国道德的前进。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教授克里·布朗所著的《中国首席执行官》一书看来，孔子的言论对民众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语境提供了正确的思维方法，习近平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重视显示出中国现代领导人的深远眼光。克里·布朗认为，习近平所欣赏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则代表了中国道家哲学的治国理政理念，体现出了谋定而动的道家智慧。

2.继承了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传统

2016年7月，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在经济日趋繁荣，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出现的背景下，习近平敦促8800多万名党员不要背离马克思主义。法国中国问题专家阿比加埃尔·瓦塞利耶于2013年11月20日在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开设的“战略事务”网站上发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的转折点？》的文章，认为习近平在数次党内会议上的讲话中对社会秩序稳定、反腐败工作和中央权威的重要性的强调，都曾是邓小平所强调和重视的。

2014年12月，印度学者阿维纳什·戈德波尔指出，过去一年中政治观察者看到的是习近平对毛泽东语言的引用比较频繁。他认为，习近平这样做与推进经济发展并不矛盾，毛泽东思想有助于强化对党员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群众路线学习活动，目标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现党的纯洁化。

二、丰富的个人阅历塑造了治国理政的鲜明风格

1.忠诚的革命家庭出身孕育了崇高的使命感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傅士卓认为，习近平作为革命家的后代，注重早期中共的纯洁性和纪律性。因此习近平要求大力提升党员的纪律意识和党组织的纪律性，坚持群众路线教育，大力打击腐败，强调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重要意义[1]。《全球舞台上的习近平》一书认为，作为革命家的后代，习近平对于领导并振兴党和国家事业有着特殊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对于党员的忠诚有着严格的要求，对于腐败分子深刻鄙视，他以苏联解体为前车之鉴，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决不能走上那样的道路[2]。

日本学者高原明生指出，作为革命功勋后代，习近平把“文革”时的磨难当作自己經受锻炼的宝贵经历，这些经历对于他最终获得成功是十分重要的。参会的另一位日本学者加茂具树认为，作为革命领袖的后代，习近平对于掌握或者主导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体系有着天生的自信，有决心和信心带领中国民众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2.艰苦的“文革”知青岁月历练了卓越的品质

中国香港政治分析家刘锐绍认为，习近平在“文革”中的农村经历使其与普通民众紧密相连，特别注重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日本学者、霞山会理事阿部纯一认为，习近平在领导与协调工作时所体现出来的注重成员自主性，以及出现问题时发挥协调功能的“调整型”领导人特点，与他在“文革”时期下放农村的经历所造就的充分尊重他人意见的性格密切相关。美国学者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和库特·坎贝尔认为，习近平能够敏锐地感受并把握公众的期望，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果敢自信的领导人，而这种果敢与自信正是他在“文革”时期担任基层干部期间所培养出来的。《中国复兴：习近平的崛起》一书认为，“文革”时代无视法律的状况给习近平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使得他对于依法治国十分重视，尤其体现在党的十八届的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之中，以及同时推动的司法制度改革上。

3.地方主政经历锻造了开拓进取的精神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在《开罗评论》发表文章认为，习近平在担任最高领导人之前，以长期注重市场经济发展而为人所知，他深知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在上任之初就提到错失改革时机就会使党丧失活力。乔纳森·夏普在《依形势的稳定与变化》一文中指出，习近平在开拓进取方面堪称楷模，他主动到正定县基层工作三年，积极推行经济改革。在福建任职期间，采取了具有前瞻性的经济发展思路，使福建经济发展取得突破性成就。在浙江省任职期间，积极推动长江三角洲经济改革，联合江苏与上海增强长三角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经济影响力，为全国经济改革开放起到了带头作用。此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习近平特别注重发扬艰苦朴素的奋斗精神，保持着一贯的清正廉洁品格。

三、强化党的领导和中央权威具有深远意义

1.强化党的领导

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举行的专题研讨会上表示，习近平正在相当大程度上展示着“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风格，以相当“进取的、自信的”方式进行领导。克里·布朗认为，习近平坚信无论当下和未来中国的发展面临如何多样的挑战，无论需要什么样的方针政策来解决这些挑战，都需要党的指挥与统一领导，否则中国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其在《中国首席执行官》一书中认为，从设计层面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是有序治理中国唯一可行的治理组织，如果这个支柱倒了，中国没有别的替代物[3]。牛津大学教授安瑟指出，习近平认为在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的情况下继续推进改革，就必须有一个强大且有决心的执政党[4]。

2.加强党中央权威

《中国首席执行官》一书认为，习近平通过制度强化了中央的权威，通过担任新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来全面指导党和政府的政策，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2014年3月11日刊登文章《习近平的中国路线图》，把当代中国各领域的重大变化都视为在习近平清晰果断的领导思维和领导风格影响下的顶层设计的结果。

法国《世界报》驻北京记者布里塞·佩德罗莱迪于2013年11月12日发表文章认为，习近平的领导风格更为鲜明突出，他在政治审慎原则的推动下稳妥地推进了一些系列改革，当他表现出政治经济改革者形象的同时，也展现出共产党执政的最高权威的捍卫者形象。

四、雷厉风行的坚定反腐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

在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看来，道德高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执政地位的关键[5]。傅士卓指出，习近平意识到必须保持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纯洁性和纪律性，这对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政是十分有价值的，习近平推进的大力打击腐败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

海外对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关注度很高。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在《习近平：正圆中国梦》一书中强调，习近平具有“爱国主义和忠于信仰的基因”，衷心希望改善自己人民的生活，不能容忍腐败行为寄生在其肌体里，这使习近平下决心从打大“老虎”开始行动。日本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解读。第一，整顿党的纪律。拓殖大学名誉教授茅原郁生认为，反腐败是党内净化的必要手段。第二，加强党的权威。学者高原明生指出，习近平之所以开展反腐败斗争，是因为他有着强烈危机意识，意识到如果不消除腐败，就会对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產生重大威胁。茅原郁生表示，习近平认识到如果对腐败现象放任不管，就会危害民众对共产党的长期以来形成的信任，因此执政后首先着手反腐败。第三，反腐败是推进经济改革的手段。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社长此本臣吾认为，反腐败斗争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得以并行不悖的必要对策。

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反腐败方式问题，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系教授墨宁在《看重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一文中认为：“当前中国在反腐方式上的最大特点在于制度化运作，这是中国过去的反腐败所缺乏的。同时以前反腐败的主要障碍是对各级纪委的双重领导，而这次反腐败运动发生了许多结构性变化，加强了中纪委领导下的纪律监察”。[6]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韦德曼在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题为《习近平的打虎行动》的文章，对中国的反腐败方式进行了概括总结，第一，坚持打“苍蝇”，展开针对中低级官员反腐的持久战。第二，加大了针对本国及外企的商业反腐力度。第三，反腐斗争涉及的官员层级之高，反腐的力度和范围都是空前的。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认为，从其规模、强度、持续的时间以及落马官员的级别来看，在清理贪腐问题上，习近平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2016年2月2日，英国《卫报》报道，在习近平整肃军纪军风的带动下，军队贪腐现象得到了遏制。依法治军势必将推动中国军队的改革。日本《外交学者》网站2014年8月6日的文章说，反腐行动可以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三个好处：一是它增加了老百姓的福利，二是它有利于建设更加健康的市场经济，三是它还可以帮助中国避开困扰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所谓增长陷阱。

五、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风格开拓了大国外交新局面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认为，在实现中国经济改革，实现中国梦的愿望驱动下，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比前几任领导人更具前瞻性，中国也将在构建多极世界中更加积极主动。

英国刊物《全球变迁、和平与安全》的一篇文章指出习近平在外交方面展现出的进取特点。习近平极为频繁的外交活动突出了对核心国家利益史无前例的强调，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这表明他已经领导中国进入“和平崛起2.0”时代。英国学者杰弗里·贝德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幅增长，在习近平时代，中国将从单纯的国际体系成员转变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7]。

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刊物《中国简报》在2015年7月17日刊文指出，习近平时代的外交政策已经使中国从“游戏玩家”跃升到“游戏发起者”。法国《希洛多德》杂志发表的文章《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认为，“韬光养晦”已经开始从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中逐渐淡出了，而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则开始明确提出了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新思路。FT中文网《地缘经济》2014年2月发表的法国学者尤金伯格的文章《昨日与明日的强国》认为，习近平外交是可以避免守成大国和新型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新型和平大国关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威利沃林迪·兰普拉姆认为，习近平用灵活应对的策略在国际舞台上广泛结交朋友，在处理与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大国关系上，习近平主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与东盟的关系上主要考虑经济机会和安全问题[8]。

六、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定风格保障了国家改革事业有力推进

《中国首席执行官》一书指出，在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开启中国改革的新版本。

牛津大学教授安瑟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改革是全面改革的宏大战略，习近平带有强烈的改革使命感，该文梳理了多年以来的改革历程，认为这些活动表明，习近平决心进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所迫切需要的结构性制度改革。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5年2月日发表文章指出，习近平执政以来最显著的成就是大力推动了中国各项改革，并且不是如很多人士期望的那种越来越接近西方模式的改革，而是有中国特色的、以政治自主性为保障的全面深化改革，不妨称之为“习式改革”。“习式改革”力度之大，效率之高，举世罕见，对于整个世界都有正面示范效应。

七、行政领域改革的高效风格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5年2月9日發表文章指出，习近平执政以来改革效率突出，仅在简政放权方面，就已提前完成了李克强提出的本届政府削减三分之一审批事项的任务目标。

日本国爱知县立大学副教授铃木隆和菱田雅晴认为，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改革是更广泛、更深刻的改革，显示出了中国共产党极高的政治适应能力。习近平推进改革的高效风格所取得的最大的改革成果，是司法制度与军队机关的改革。铃木隆和菱田雅晴推测，中国改革下一阶段的目标是不再仅仅依靠指挥命令，而是建立有效制度，提高民众对政治经济制度的信任及“当事人/参加者意识”，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创造性能量。

八、经济领域改革的稳健风格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法国学者吉兰·法布尔2014年3月在《第三世界杂志》发表文章，认为习近平在经济领域的改革触及了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因此稳健是其明智选择。他认为，习近平主席确立的经济结构性改革方案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二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充实社保基金、公共财政和集体福利;三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进行税收改革，明确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收入和支出责任;四是将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融合;五是更有效地管理自然资源，应对环境衰退问题。

奥地利《新闻报》2013年11月12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中国经济的重大特色之一便是政府对于经济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国有企业巨头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文章在分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背景时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意欲告别目前过分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将走向自主与稳健的状态。

法国《回声报》发表文章认为，通过着手“全面深化改革”，中国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和价格决定机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确切地说，中国经济的诸多失衡在于资源配置不当，因此这显然是个好消息。

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高度评价中国习近平时代稳健经济改革的价值，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中国进行的稳健经济改革对世界经济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保尔森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十分乐观，原因在于，一是中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增长模式需要改变，二是中国新领导人足以应对改变的压力，三是中国必须进行的改革不能够再拖延，四是公众对改革的期盼比以往要高[9]。

参考文献：

[1]Joseph Fewsmith，Mao's Shadow，China Leadership Monitor.Spring2014，Issue 43，p1-9.

[2]Robert D.Blackwill and Kurt M.Campbell，Xi Jinping on the Global Stage：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a Powerful but Exposed Leader，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February 2016.

[3]Kerry Brown，CEO，China：The Rise of Xi Jinping，I.B.Tauris，2016.

[4]Ash T.Xi Jinpings China is the greatest political experiment on Earth.The Guardian.2015，July 6.

[5]Roderick MacFarquhar，China：The Superpower of Mr.Xi，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15，Vol.62，p32-34.

[6]Melanie Manion，Econd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2016 VOL.4，NO.1，p 7.

[7]Jeffrey A.Bader，How Xi Jinping Sees the World and Why，Asia Working Group Paper2，Foreign Policy at Brookings，February 2016.

[8]Willy Wo-Lap Lam，Chinese Politics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Renaissance，Reform，or Retrogression？ Routledge，2016.

[9]Henry M.Paulson，China's Economy，Back on Track.New York Times.10/5/2013.

（乔茂林：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助理研究员;刘旸：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