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在 中国古代最兴盛的唐朝，宫廷守岁风俗十分盛行。除夕这一天夜里，负责祭祀和礼仪的官员太常寺卿就会带领手下的官吏们，领着数千皇家歌舞乐团的男女队员们，在大殿前表演“傩舞”，大概是一種类似于驱除邪魔瘟疫的迷信活动，也可能是古老相习的一种风俗。

正月初一这一天，唐朝皇帝要换上崭新的龙袍，接受衣着光鲜的百官朝贺，还要接见远方少数民族首领和附属国使臣的朝拜。在接受各方朝拜之后，要在国宾馆大摆宴席，以至筵席纷陈，长达数里，款待文武百官和四方使臣。唐朝的国宴因时因事而设，全凭皇帝一时兴起，比如贞观三年（629年）正月甲子，唐太宗就大宴群臣，奏九部乐，以歌舞颂扬太平盛世，并命宫中以舞狮子为乐。

在民间，一家人在除夕夜围坐在火炉旁守岁，杜甫就写过“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的诗文。正月初一时，家家户户燃放爆竹驱逐一种叫做“年”的怪物，相传沿袭汉代习俗。家里人相聚饮酒，请客赐福，用木制桃符以辟恶祛秽。

大年初一初二过后，唐朝人开始走访亲友，互相邀宴，称为“传座”。因为初三以后比较轻闲，可以备足酒菜，招待亲朋好友，这个习俗叫做“年酒”或者“春酒”。宋代僧人道世在《法苑珠林》中就写道“唐长安习俗，每至元旦以后，递饮酒，相邀迎，号‘传座”，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亲朋好友之间视为春节期间的“吃转转席”了。

正月初一，宋人谓之“元旦”“元日”，俗呼为“新年”。农历元旦这天，朝廷要举行盛大、隆重的大朝会。一大早，皇帝起身上朝，先虔诚上香，“为苍生祈百谷于上穹”。随后，皇帝给太后拜年：“元正启祚，万物惟新。伏惟皇太后陛下，膺时纳佑，与天同休。”太后回皇帝：“履新之祐，与皇帝同之。”然后文武百官向皇帝拜年：“元正令节，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岁寿。”皇帝答诸大臣：“履新之吉，与公等同之。”

西夏、高丽、交趾、回纥、于阗、真腊、大理、三佛齐等属国，此时也都派遣了使臣来到东京，祝贺大宋元旦。

在东京开封，到处都是彩棚，销售“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与各种好玩的小商品，“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

按照惯例，宋朝政府会宣布：春节期间，蠲免公租屋的三日房租。又放开关扑三天，即正月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天，市民尽可纵情博彩。许多商家也以博彩、抽奖的方式销售商品：中奖了可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获得某个商品，抽不中则需以高于市价的价钱买下该商品。到了夜晚，贵家仕女也结伴出来逛街，进入赌场看人们关赌，到夜店饮宴。即使是贫困市民，过年了，也要穿上“新洁衣服，把酒相酬”。

拜年也是相沿已久的习俗。许多士大夫由于应酬太多，分身乏术，无法一一登门向友朋、亲戚、同僚拜年，便委派家人手持自己的“名刺”（相当于名片）前往拜贺：“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签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一些富贵人家，因为前来投刺贺年的人多了，便在大门口挂一个红纸袋，上书“接福”二字，接收各方投刺，类似于信箱。

这些拜年帖，通常由梅花笺纸裁成，二寸宽，三寸长，上面写着受贺人姓名、贺词、落款。

由于遣人投帖比亲自登门拜年更为便捷，所以宋代士大夫群体很流行投帖拜年。当然也有人很不喜欢这种拜年方式，认为这样拜年没有诚意，比如司马光就坚持不投拜年帖：“不诚之事，不可为也。”这位生活严谨的老夫子给人拜年，必亲自登门。但投帖拜年的习俗也流传了下来，盛行于明清时期。今天许多人逢年过节会给朋友寄送贺卡，可从宋朝的拜年帖找到渊源。

正月初七之后，春节“黄金周”大致就结束了。不过在宋朝，这个时候，节日的气氛并未消散，反而越来越浓厚，因为，一个更加隆重盛大的传统大节——正月十五元宵节即将来临。

这些习俗与传统，千百年来，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寄托了中国人的美好愿望，构建了中国人的礼俗秩序，也生成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如果传统与习俗不受尊重，而是被刻意消灭，则中国何以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