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勋

王 朝初始，前朝亡国教训近在眼前，君王为立国威，往往制订一系列严密措施来约束官吏行为。以明朝为甚，朱元璋治贪是真狠。明初，震惊朝野的贪腐大案接踵而至，以“郭桓案”最为典型。哪怕放在整个封建社会，此案涉贪人数之多、涉案数额之巨、惩处力度之重，也可堪称“前无古人”。是治贪有方，还是越治越贪？要解这个悖论，不妨从“郭桓案”谈起。

顶风作案，贪了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

洪武十七年（1384年）五月，户部侍郎郭桓被升迁至户部尚书。古代设六部，户部主管人口资源和国土资源，掌控全国各地的财政大权。从“副部长”转正的郭桓，一举成为国家的财政大臣。

在户部尚书这个肥差职位上，郭桓没有闲着，同年十月，他以巡视的名义来到浙西道，浙西道长官黄文通自然是使出浑身解数“表现”。古代上级来视察，按规矩下级首先要请上级到官署去汇报工作，然后再将上级送回驿站休息。结果郭桓一到浙西，就被黄文通直接请到自己的私宅去了，美色财宝献上，郭桓心领神会。

在浙西道期间，郭桓还与黄文通等人相互勾结，合伙私分了浙西道各州银钞50多万贯，还通过巧立名目、私自增加税收等方式，大肆侵吞浙西道应上缴给国家的税粮。

郭桓这些人贪欲太大，造成当年浙西道的财政漏洞实在不好掩盖，但各级官员沆瀣一气，利益盘根错节，个个都不干净，只要朱元璋不亲自下来盘点库存、查账本，哪晓得下面的人在搞什么鬼糊弄自己？也正因为郭桓这干人太无法无天，可能引发了稍微有点良知的官员的不满，到年底，仅仅当了7个多月户部尚书的郭桓，就因有人告发其品行不端而被朱元璋降为户部侍郎。

郭桓虽然官小了，但当“部长”的几个月建立起人脉圈子，胆子也练大了。此后3个月，他更加肆无忌惮，国家军用粮仓里积蓄3年的粮食被他盗卖一空。他还与全国除京师应天（今江苏南京）以外的其余12个布政司的官吏相互勾结，通过巧立名目、涂改票据等非法手段，共窃取银钞600万张。

贪腐到这等规模，基本全国沦陷，恐怕很难将过错归咎于某个人。事情的败露，是从北平承宣布政使司开始的。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突然告发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彧与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与中央的户部侍郎郭桓、户部干部胡益、王道亨等相互勾结，吞盗官粮，数目巨大。其手段，与郭桓在其他布政使司的勾当并无二致，或涂改票做假账，或巧立名目胡乱征税。

事发在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是有原因的。当时，河北地区属于“山西移民社会”加 “军旅社会”，没有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和相对牢固的官员利益集团，一有风吹草动，掩盖起来也就没那么容易。

此案一上报，朱元璋气炸了，不禁感叹：“自古以来，贪赃枉法者络绎不绝，但是搞得这么过分的，实在罕见！”朱元璋誓必拿下这帮“史上巨贪”，遂命曾担任过原河南行省右丞的吴庸为专案组组长，经过大力追查，案中案迅速向各布政司蔓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案件蔓延的方向并不指向事发的北平承宣布政使司，而是江浙地区。

除了郭桓外，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人纷纷被查出严重的经济问题。如果把郭桓贪污盗窃的金银钱钞全部折成粮食，再加上他与人合伙貪污的税粮700万石，总计高达2400多万石粮食，相当于当时全国征收的秋粮总和。

按照明朝惯例，接下来自然是一通宰杀。除郭桓和吏部尚书余熂等中央高官掉了脑袋外，12个布政司的各级涉案官员以及行贿的富户都被砍了头。再加上一些被贪污的税粮流入民间，在大肆追缴这批粮食的过程中，冤狱遍地，《明史·刑法志》载“死者数万人”。

封建王朝的阳与阴，廉与贪的不尽缠斗

“郭桓案”之前的洪武九年（1376年），财政系统爆发“空印案”。当时，各布政使司计吏因离户部道远，为免往返奔走，便预持盖有官印的空白账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这种先盖章后填报表的行为，为造假账创造了机会。朱元璋大怒，以“杀头数十，充军数百”的代价剔除了行政文案上的“潜规则”。

佃农出身的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朱氏反腐手段之烈，也的确为中国历朝历代所鲜见。贪污60银两，除了枭首，还要剥皮制成标本警示后人。重典治贪毫不手软，造空账本的负责人也被杀了，为什么还是难免“郭桓案”的发生？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给出的答案是：以道德代替了法律。

在道德旌旗之下，文官集团形成了具有“双重人格”的群体，明代史学家李贽将其概括为“阳为道德，阴为富贵”。“阴”，指的是贪心和私欲；“阳”则指口头上的仁义道德。庞大的文官机构表面看，是靠一整套道德体系来维持着，诸如口头上的仁义爱民忠君等。但在实际行动中，文官有私人的价值标准，在阴阳中不断斡旋得利。所以，像海瑞那种将阴与阳分得一清二楚的人，被黄仁宇称为“古怪的模范官僚”。

放到明朝，这种社会特性尤为典型。朱元璋从道德高度出发，认为官员应不计报酬地奉献，这就导致不少明代公务员哭穷。一个正七品的县官，年俸90石米，大约5000多公斤。其中，有40%的米被折算成绢布、棉布等零碎的小东西。要养一大家人，日子紧巴巴的，以致《明史》编纂者都替官员打抱不平，说“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既然在代表“阳”的皇帝那边讨不了多少好处，官员就加倍在“阴”的这面讨回来。久而久之，社会便形成了皇帝、官僚、平民的三元撕裂社会。

“郭桓案”爆发前，“空印案”“胡惟庸案”先后发生，朱元璋逐渐采取法外施刑的方式，并且设立锦衣卫以加强监控官员，但这些措施并未打通皇帝与官僚的二元对立状态，反而使双方的关系趋于紧张。

欲暴力根除腐败，到最后，却演变为了皇帝的独角戏。一个有力的证据便是，“郭桓案”历时不到4个月，朝野震惊，平民哀嚎，朱元璋发现“反腐”失控，为维持朝纲，又自己打脸，把钦定的专案组组长吴庸砍了头。

如果反腐败缺乏法治基础和相应的预防腐败机制的建立，最后治标不治本，起不到持续的效果，甚至还会产生反弹。明代中后期“惟贿是举，而人皆以贪墨以奉上司”，官场“礼义沦亡，盗贼竞作，贪婪和无耻之风弥漫”。

当然，“郭桓案”放在当时的背景下，也不乏积极意义——它促成了大写数字的出现。此案之后，朱元璋将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以杜绝贪官污吏通过篡改数字贪赃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