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19 82年，广东英德市农民罗观林结婚，岳父要1000元彩礼，正好罗观林妹妹出嫁，收了900元彩礼，就用妹妹这900元彩礼，将妻子娶了回来。罗观林说，1982年的农村很穷，不要说1000元，就是30元的彩礼他也拿不出来。一般人结婚要出彩礼，都是全村人帮助凑钱才拿得出。

有一家女儿出嫁，非要2000元彩礼，男方只能向全村人借钱，全村人把所有现钱都拿出来才凑够彩礼。不过，因为彩礼要价太高，娶回来的媳妇受到全村人的敌视，认为她害苦了全村人。这个媳妇在巨大压力下不久就自杀了。

“生两子，哭一场；生三子，瘦如柴”？

罗观林家庭所经历的彩礼并非个案，在华南农村具有普遍性。但改革开放以来，华南农村的彩礼大幅下降。与之相反，改革开放之初，华北农村彩礼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甚至没有彩礼一说。但最近10年，华北农村的彩礼急剧上升。很多地区农村彩礼早已超过10万元，甚至高到10多万元20万元的也很普遍。

为什么不同地区彩礼会有如此的不同？

区域差异也许是一个理解问题的视角。新中国成立后，彩礼因其封建性质而被认为是不正确的，但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现代理念，以及彩礼不正确的理念在华南农村并未受到彻底冲击，分田到户以后，嫁女儿就应当收回女儿养育成本的观念依然存在。所以，在华南农村，彩礼又称为“奶浆钱”，是归女方父母的，有人直接称这是“卖女儿的钱”。

而华北农村多为小亲族村庄，华北村庄内部一般都存在着若干竞争性的结构，这种竞争性的结构往往试图通过援引外来力量来强化已方，打击对方。因此，新中国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理念很快就被援引进入村庄，带有封建性质的彩礼的不正确性使彩礼被抛弃。改革开放之初，华北农村普遍没有彩礼，这应是其中一个原因。

那为什么华北地区又出现了彩礼且彩礼很快地提高了呢？

总体来讲，中国农村存在男女性别失衡，男多女少。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华北农村女孩不愁嫁，男孩错过婚期就要打光棍。因此，女孩就有了选择权。在男孩个人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女孩当然愿意选家庭条件更好的结婚。多子家庭为了让儿子成家，就愿意通过预先支付彩礼给女方，通过保证女方利益来娶到媳妇。这里的彩礼是男方家庭给儿媳妇的预付收入，而不是给到女方父母的。这是与华南农村彩礼的本质不同。只有一个儿子，未来媳妇要更高额彩礼没有意义，因为本来就是一家人。儿子越多，未来儿媳妇越是要高额彩礼，因为彩礼是父母送给未来媳妇的私产。几个儿子造成女方要高额彩礼，就抬高了一个地区彩礼的水平，由此导致即使只有一个儿子，父母也得为未来儿媳妇备下一份地区平均水平的彩礼作为儿子媳妇小家庭的私产。

对于一般以上条件的家庭，彩礼不是大问题，对于条件较差家庭，彩礼压力巨大，女方可能不只是要彩禮，而且要在城里买房，要车，甚至最好是“有车有房、父母双亡”。对于多子家庭，即使家庭条件还不错，也经不住女方多次轮番地提出条件，结果就是“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生三个儿子只能骨瘦如柴”了。

彩礼成代际财产转移标志

有趣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华南农村彩礼实质上是下降了，却也反映出华南女孩地位的上升。改革开放之初，华南宗族农村自由恋爱基础上的婚姻是很少的，父母对子女婚姻干预很多。而现在华南农村家庭条件比过去好了，以补贴娘家为特征的华南农村的彩礼，随着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和自由恋爱而越来越低了。

不过，随着跨省婚姻的普遍化，婚姻市场上男多女少的格局就不只是局限于一地，而会普遍化。华南农村也会出现女孩少不愁嫁，男孩多娶不到媳妇的问题，从而可能出现女孩向男方父母要彩礼并持续提高彩礼的情况。这就不同于过去的“奶浆钱”，而变成提前向子女分割的父母的家产。

此外，我国中部的长江流域多为分散型的原子化村庄。原子化村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妇女解放的彻底性。其中表现就是长江流域的原子化村庄存在最少的男孩生育偏好。父母因此可能对儿子女儿同等看待。

与华北农村不同的是，中部原子化地区，女方父母不仅不会要彩礼，而且会有一个相当厚实的嫁妆，可能与男方的彩礼不相上下。这样，彩礼和嫁妆就变成了男女双方父母为子女建立家庭所进行的支持，这是双方父母财产的代际转移。

目前，农村彩礼在我国南中北部农村的这种差异仍存在。无论不同地区彩礼差异有多大，却都表现出了妇女地位的持续上升，也许还有自由恋爱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