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朋乐

一部反腐倡廉的电影，引发一件扑朔迷离的知识产权案，这在中国电影史上闻所未闻。它不仅见证了特定时期中国电影的鲜明特色，也记录了中国法制建设不断健全完善的足迹。尽管事发至今已经将近二十年，但是当年我们穷追不舍，终于揭开事件真相的整个过程，像一部情节曲折的侦探片，映现在我记忆的屏幕上。

2000年的夏日，热气炙人。一部由上影出品制作的反腐倡廉题材的影片《生死抉择》横空出世，犹如电闪雷鸣，打破了沉闷的空气，神州大地涌现了观摩《生死抉择》的热浪。沉寂多时的中国影坛霎时沸沸扬扬闹腾了起来。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矿山，从海岛渔村到边疆山寨，从机关学校到部队营房，干部、党员、群众竞相观摩，街头巷尾议论纷纭，各地的票房你追我赶，节节攀升，各省的领导亲自发话，唯恐滞后，各家媒体主动投入宣传，分文不取，其声势之大、规模之广，令人叹为观止。影片所引发的对反腐倡廉的关注和思考成为全社会的热门话题，所呈现的由艺术魅力转化出的政治能量之强大，可以说空前绝后。

电影市场火了，上影也牛了。那些日子，我作为分管创作生产、宣传发行的上影集团副总裁虽然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寝食难安，但没有一丝累的感觉，从心里往外迸发的是一种少有的扬眉吐气、当家做主的自豪感和成就感。在这之前，上影也拍过一些不错的主旋律影片，但发行之难销售之苦，能让大男人眼泪往肚子里流。卖乖当孙子，陪酒睡桌子，腆着脸说好话，变着法儿拍马屁，可是面对能产生高票房的商业片，发行公司也进退维谷，勉为其难，出于交情动了恻隐之心，也只能给你一点面子，买只把拷贝，付一点版权费，意思意思。只要能卖拷贝能安排档期能意思意思，我们那些发行人员就差跪下来喊爷了。可这回发行《生死抉择》却大相径庭，上海市场首战告捷，不仅上海市委率先表态，下发文件要求组织全市干部党员和群众观摩，而且，各家影院的积极性也特别高，因为影片的口碑太好了。结果上海拿下1500多万的高票房，创主旋律之最。其他一些省市看到了这部影片的政治分量和商业价值，也积极效仿上海，发文组织观摩，影市也火了起来。但是也有些地方过多猜度，等待观望，希望得到来自最高领导的声音。北京就按兵不动，我亲自跑到有关部门疏通也无果而返，惹得广电总局领导都有点犯急。影片的放映在全国真正形成高潮是8月初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看了这部片子并作出高度评价重要论述之后，中央专门发了红头文件，各地即刻雷厉风行，开大会，发文件，党委一把手亲自挂帅，积极组织观摩。北京市更是铆足了劲追赶上海，竟然创造了1700多万的票房，后来居上，拔了头筹。为此上影还专门给北京市电影公司发了奖金。由于全国各地争先恐后，都希望在第一时间能放映这部影片，主要领导都给予高度关注，各地发行公司自然不敢懈怠，使出浑身解数搞拷贝。一连好多天，我的电话就差被打爆。粥少僧多，横竖摆不平，有些发行公司的老总干脆提着一摞现金找上门来买拷贝，指望捷足先登。更有甚者，个别边远地区电影公司的领导为了提前放映此片，居然悄悄向我们负责发行的同志送礼给钱；许多县城尘封好多年的电影院也开始整装迎客，万事俱备，就差拷贝。难怪许多发行界人士深有感触地说，《生死抉择》使成百上千的影院起死回生，激活了整个市场。发行主旋律影片竟然有这种阵势和规模，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体验过。全国市场全面开花，这对长期恪守的先大城市后小城市，再边缘城市，接着农村的按轮次排片的传统模式，形成突破性的挑战。但是，作为出品方，我们必须控制发行成本，兼顾考量自己的营运管理能力。那时每增加一只拷贝，除了10500元的制作费之外，附加的运输费、市场营运费、票房的监管成本都会水涨船高，这样势必较大幅度增加发行成本；但如果不增加拷贝量又与大势不符，非但政治上失分，而且过了档期就坐失商机。因此我们及时调整拷贝量，由三百多只增加到近五百只，尽力满足市场需求，这在当时也是破天荒的。

面对这个让人亢奋、令人激动的火爆局面，整个上影难以入眠，许多部门加班加点，像过节一樣。摄制组主创在导演于本正率领下车马劳顿，赶赴各地参加首映，洗印厂三班倒连轴转，破纪录地赶制了近五百个拷贝。宣发人手不够，集团总动员，临时从各部门抽调近百名员工，经过短期培训后携拷贝分赴各地组织宣传发行。尽管我们调动了能调动的一切力量，使出了浑身解数，但依然不能完全应对全国的需要，拷贝还是供不应求，尤其是中小城市。于是，一些不法分子觊觎这个商机，以严密的运作程序和极其隐蔽的操作手段，组织了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偷梁换柱、牟取暴利的盗版活动。

《生死抉择》背后的一场反盗版战斗悄声无息地开始了。

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正值《生死抉择》放映最热的日子里，坊间隐隐约约有一种流言传进我的耳朵：有人在悄悄地兜售《生死抉择》拷贝。初闻此传言，我将信将疑。我十分清楚那些年盗版活动有多猖獗，但盗版的手段还仅限于把电影从胶片变成影像制品，直接制作盗版拷贝闻所未闻。况且，制作设备、工艺和技术含量要达到印制拷贝的要求，民间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样的传言越来越多，我不得不引起重视。我让发行公司的同志赶紧通过各种渠道去打听去证实，结果只闻其声不见其影，没有发现任何具体的线索。好些同志劝慰我：“盗版拷贝不可能！谁有这么大的胆，谁又有这么大的本事？”想想也是，有贼胆贼心，也没那本事啊。于是在疑惑中我把这件事就搁在了一边，全身心地投入了宣传发行中。

不料，空穴必有来风，一天，我接到了安徽发行公司老杨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一位不明身份的人直截了当地问他想不想买《生死抉择》拷贝。他一听蒙了，这拷贝是上影生产的，怎么陌生人在推销？再说，哪有这样像卖大白菜似的推销拷贝？老杨满腹狐疑，未置可否，答应商量商量再给他答复。他放下电话，随即把情况通报了我。我愣了片刻，叮嘱老杨稳住对方，一定想法买回一只拷贝，钱由上影支付，同时也希望他暂时不要声张。

隐藏的毒蛇终于要现身了，我倏然间产生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兴奋感，跃跃欲试，急切地希望和这名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过过招，看看他究竟是哪路货色。我连忙向集团老总朱永德作了汇报，老朱也难以相信这是真的。我们召集了一次小范围的专门会议认真研究对策，达成“擒贼先擒赃”的共识，千方百计要把盗版拷贝拿到手。一个小时后，上影东方发行公司的老总徐小平安排两位女同志，揣着数万元巨款悄悄地赶往合肥。

较量，首战没有告捷

一桩我们自愿参加的“非法交易”开始了。果然卖主和老杨接上了头，根据卖主的要求，老杨亲自率领财务和片鉴人员，驱车奔赴南京，停靠在卖主指定的中山路某处，并将车牌号码立即告知卖主。

然而，卖主久久没有露面。老杨几个耐心地等待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老杨的手机终于响了。那个他已经熟悉的声音突然变了调，他责问老杨为什么向上影通风报信。老杨说没有啊。那人鼻子哼了哼，冷冷地追了一句，那为什么上影两个管发行的人会在你们公司？老杨一惊，随后十分镇静地回答他，这两个人是来谈合同的。自然，警觉的卖主并没有相信老杨的话，手机挂断了，交易没有成功！

引蛇出洞未果，除了遗憾以外，我还平添了诸多疑惑。为什么对手对我们的行踪了解得如此清晰？难道是监守自盗？那家贼又是谁呢？……那一夜，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我的眼前晃动着一张张我熟悉的脸，闪现出一件件最近发生的事，我希望通过任何细微的反常和破绽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我甚至怀疑是我们自己的某个部门为了局部利益，利令智昏干出了这种傻事。

没有证据，一切主观的猜疑都只能烂在自己的肚子里。这神秘的卖主在我头顶悬了个大大的问号，我坚信他一定会很快现身的。因为影片正在热映，正是拷贝的最佳销售时期，为了钱铤而走险，这是他的行为法则。我把我的推断告诉了老杨，让他定神聚力，耐心等待。

果然，第四天一过，老杨的电话里又出现了那个陌生人的声音。这回，老杨言辞诚恳，一副指望买个拷贝赚点外快的腔调博得了卖主的信任，生意很快谈成。不过，对方见老杨爽快得有点急吼吼，便顺势一刀，将拷贝的价格提高了4000元。老杨爽快地答应了。

这回，卖主将交货地点改在合肥郊区。还是老杨开着车载着人带着钱，早早地候在指定地点等候卖主。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一部当地的出租车悄然而至，紧靠着老杨的车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三个男子，其中两人分头站在老杨那辆车的头和尾，那位提着装拷贝的黑纸袋的家伙径直上了老杨的车。于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边数钱一边验货，很快交易完毕。三人登上出租车扬长而去，留下一阵浓浓的尘烟。

排疑，寻觅肮脏之手

货终于到手了。那么这货究竟出自何方呢？谁又是始作俑者？

事不宜迟，拷贝一到上海，我马上约了朱永德，又悄悄地把洗印厂厂长邬小芳和生产技术办主任程雪钧找来，几个人不动声色地躲在小放映间里看片子，门被锁得死死的，谁也不能进。我们担心这是家贼而为，怕走漏风声打草惊蛇。其实，我和老朱的心里还藏着一个小九九，万一真是家贼而为，我们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妥善处理这件事，以免家丑外扬，丢了面子坏了声誉。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影片放完，四个人面面相觑，一脸困惑。因为这只拷贝的放映效果非常好，影调、光比度、声音效果，与正规拷贝相比，难以用肉眼一决高下。这下，我们的心更悬，谁也没有多说，真怕一语成谶，贻笑大方。但是我心里还是嘀咕“不会吧，不会吧”。

会也好，不会也好，总得有真凭实据。于是，我们又会同洗印厂的领导和技术权威，从专业角度和技术层面进行认真细致的鉴别。他们反复检查，仔细分析，最终拍着胸脯断定这只拷贝是盗版的，是用我们的发行拷贝，经过反正反底几道工序后印制的，而完成这样的流程，必须具备完善的技术设施和较高的技术手段，一般人做不了。

内部作案的可能性被排除了，我们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但谁又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制作出这样的拷贝呢？我们将国内仅有的几家洗印厂挨个儿掂量了一番，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仅有的几家洗印厂都是国营的，他们没有这样的胆量，也没有这样做的动机。那么这些拷贝究竟来自什么地方，我们又坠入了云雾之中，唯一能做的就是从市场上发现、收缴盗版拷贝，一是规范市场，减少损失，二是盗版拷贝多了也许专家能找出线索。由此，我们给所有发行人员作了交代，要他们多长一个心眼，不要放过任何可疑拷贝。

我们睁大眼睛在寻觅那只肮脏的手。

突破，狐狸露出尾巴

正当我们为如何寻找突破口而苦思冥想时，一个匿名举报电话给我们送来了希望和机会：江苏阜宁县某影院买了一只盗版拷贝，当晚要举行首映活动，县里四套班子的领导将悉数到场，县委书记还要作动员报告。

用盗版拷贝作首映活动听起来让人啼笑皆非，《生死抉择》这部影片的政治魅力可见一斑。

事不宜迟，我们立即决定由集团安保部主任张兆楼和东方发行公司副总方磊，以及上技厂拷贝鉴定师一品钟组成小分队，驱车赶往阜宁。为了显示威力，增强保险系数，我们请公安文保分局的领导鼎力相助，韦永义局长二话没说，临时抽调年轻警员小张一同随车前往。

小分队赶在天黑前到达阜宁，悄悄地守候在那家影院附近。

因为要搞《生死抉择》的首映式，因为县领导要悉数亮相，更因为沉寂多年的电影院突然宾客盈门，整座影院披上节日的盛装，洋溢着欢乐喜庆的气氛，开映前的锣鼓声更是吸引了四街八巷。那场面着实让我们的同志好一阵激动。

我电话不离手，不停地通过电话了解情况，也议定了具体方案，一是确保电影顺利放映，二是等领导同志退场后再收缴拷贝。

首映很成功，现场气氛隆重，领导讲话精彩，观众对影片的反应异常热烈。小方将首映的盛况告诉我以后，我突然清醒地意识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没收拷贝对影院来说意味着“口中夺食”，会引起激烈的反抗，后果难以预料。我们必须做好预案，避免冲突。我随即调了一只新拷贝，派人连夜开车送去，以保证他们的放映能顺利开展。

这是一场近乎生死的搏斗，无论如何，“农夫与蛇”的故事决不能重演！

果然不出所料，影片放映结束后，当我们的同志来到放映间收缴拷贝时，被情绪激烈的影院员工围困在放映间的阁楼里。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那些员工声嘶力竭地喊道：你们是强盗，我们刚有点饭吃，你们就来砸我们的饭碗。你们不让我们活，我们也不会让你们好过。一位老者颤颤巍巍地拖着小方一个劲地嚷道：“我是得了絕症的人，活一天赚一天，把我逼急了，我会和你们拼命！”紧张的气氛让肢体的冲撞一触即发。

此时，我正守候在家里的电话机旁和小方在线联系。电话里传来的喧嚣嘈杂之声，近乎疯狂，让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我感到这样发展下去肯定要出事，局面难以收拾，必须赶快搬救兵。但是茫茫黑夜，遥遥千里，我们鞭长莫及，怎么办？在焦灼中我想到了当地政府。我一面叮嘱小方稳住，见机行事，千万不要正面冲突；一面拨通了管辖阜宁县的盐城市的电话查询台，要了市政府夜间值班室的电话，找到当晚值班的秘书。我把江总书记对这部影片的重要批示一字不漏地告诉他，让他清晰地意识到放好这部影片事关政治大局，任何与盗版有关的行为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影响。他被我连哄带吓说动了，居然还真帮我联系上了一位分管政法的领导。这位领导了解情况后答应立即派人处理。

冲突愈演愈烈，就在双方即将大动干戈的关键时刻，一位自称是大队长的警察驾车赶到现场。他脸色通红一身酒气，也许是刚被领导从酒桌上叫了出来还未尽兴，他火气很大。一进门就朝着穿警服的小张嚷嚷：“这是我的管区，有什么事应当由我来负责，你来干吗？”一听口气，来者不善，小张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没料到那人更牛了，胸脯一拍，“告诉你，我当警察时你还在你妈怀里吃奶呢。”看来，我们碰上地头蛇了。不过，他的到来，毕竟使局面暂时稳定了下来。小方趁着喘息的机会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我。我又打电话找到那位领导。领导挺重视，又责令当地的一位纪委书记亲临现场。经过他的斡旋，当影院得知我们已经派人专程送来正版拷贝，确保他们能正常放映后，乖乖地交出了盗版拷贝。我们提出要没收放映所得，对方一脸难色。原来，影院收的票款都是各单位打的白条，现金极少。经过一番交涉，他们答应明天去集市上借一些现钱让我们带回去。

首战总算没有扑空。尽管大伙几乎一宿未睡，口干舌燥，筋疲力尽，但心里还是挺充实的。

那天凌晨，我欣慰地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转战，遭遇短兵相接

就在小分队带着没收的盗版拷贝和集市上拼凑的一点现金准备返回上海时，上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是来自苏北的一位農家小伙子，穿着一身汗迹斑斑的旧工作服。他步履匆匆，神色有点紧张，在被人引进我的办公室后，顾左右而言他。我问他找我啥事。他张了张口，连忙从兜里掏出了他的身份证和镇江某影院的临时工作证递给我。我不明就里，他转身轻轻地关上门，很神秘地对我说，他是跑片员，他们影院放的《生死抉择》拷贝是从别人手里买来的盗版拷贝。我说你能确定吗，他未假思索地点了点头。我问你的依据是什么，他告诉我，拷贝是他去取的，他每次取拷贝都在发行公司，这回却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手中取的，经理还让他什么都不要问。再则这个拷贝所产生的票房不入账。我开始有点将信将疑，然而，当他说完这一切后向我告辞时，我的心突然一动，因为，他没有提任何要求，只是一个劲地叮嘱我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他来过。我凝视着他，从他纯净的目光中发现了真诚和朴实。我问他是怎么来的，他告诉我他是利用休息时间偷偷坐火车来的，必须马上赶回去上班。我想留他吃饭，他摇摇头。我真的被感动了，我掏出身上仅有的四百元钱硬是塞给了他。他开始坚决不收，我说没有其他意思，这只是给你的来回路费和午餐费，他才千谢万谢地离去了。

这是一位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极其平凡的年轻人，他朴实无华的“告密”为我们发现并擒获神秘的卖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

我立即通知小分队火速从阜宁直接赶到镇江，并根据跑片员提供的地点找到了那家影院。在我们掌握的排片计划中，这家影院并未列入，也就是说他们手中不可能有拷贝。但是，当天晚上七点它确实安排了《生死抉择》的专场放映。显而易见他们手中有拷贝，而拷贝的来路绝不是正规渠道。

获得真实情况后，负责遥控指挥的我，要求老张他们先不露声色让电影准时放映，电影开映后在放映厅附近隐蔽，在放映结束后的第一时间里一定要拿到拷贝，并连夜将拷贝送回上海。

那天，场子里座无虚席。当电影放完，观众还沉浸在震撼和激动中，可在放映间却爆发了一场短兵相接的争夺拷贝的“博弈”。双方对峙，剑拔弩张，影院的员工人多势众，将老张他们逼到放映间的死角。他众我寡，好汉不吃眼前亏。危急关头，与他们保持热线的我采用了缓兵之计，下令把拷贝交还院方，双方坐下来商讨解决办法。经过一番舌战，我方同意将拷贝暂时搁置在一间小屋内，钥匙由我们保管，翌日再来商定最终如何处置。

善良的猎人面对狡猾的狐狸，常常被花言巧语所迷惑。第二天，天刚亮，当地发行公司的人就告诉老张他们，拷贝被偷走了。老张茫然，这钥匙还在我们手里呢！可对方说小偷是撬开窗子实行偷盗的。赶到实地察看，确实如此。这时，老张才明白什么叫“金蝉脱壳”。

老张天真，我也并不聪明。因为我还责成老张赶快去当地公安部门报案，请他们赶紧破案。结果是热情接待，不了了之。这下，我也总算搞清楚为什么“关老爷也会庇护莆州人”了。

到手的鸭子又飞了，我觉得挺窝囊的，尤其是一想到那位真诚的告密者，心里就涌起一股浓浓的愧疚和不安。为了平和心态，我通过《新民晚报》《新华日报》等媒体披露了在镇江发生的事，并点了有关人员的名，希望借此敲山震虎，让那些与盗版拷贝有干系者收敛止步。

震慑，嫌犯捉拿归案

报纸上的声音没有让那些铤而走险者却步，发现盗版拷贝的信息不断从各地传来，湖南、江西、河南、四川……我们派赴各地的监票人员都以高度的责任感，挺身而出，追缴拷贝，但皆因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而告败，有好几位还挨了打受了伤，盗版之猖獗令人发指！遗憾的是我们孤军奋战难以奏效，只能集中力量在上海周边地区打歼灭战。老张率领的小分队马不停蹄辗转苏北，先后去了泗阳、沭阳、宿迁等地，缴获了好几个盗版拷贝。特别让人兴奋的是，得益于县委的重视，某县发行公司的领导由于参与了这样的非法活动并获取非法所得，被就地免职、开除党籍、行政拘留十天。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他交代了贩卖盗版拷贝的上家，为破案提供了重要线索。经过层层剥笋，最后锁定这一盗版活动的主谋嫌犯为苏北某市电影公司发行科长袁某。

提起袁某，必须交代一个细节。我和我们发行公司的员工，上上下下和他都很熟，在我们的印象中，他老实厚道，不善言辞，绝不是那种诡谲狠毒的人。但是不知我哪条神经短路，在侦破盗版拷贝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曾经神差鬼使对他产生过怀疑。证据是他曾两次有意无意地接近我，除了套近乎外，似乎还隐藏着对案情的试探，尤其那目光充斥着暧昧、谄媚和惶恐。也许终究难逃做贼心虚的宿命，我觉得他是疑犯，而且越想越觉得他像。终于我忍不住把自己的想法悄悄地告诉了发行公司的几位同志，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笑我破案心切，疑神疑鬼。没料到，最终，他真的成了唯一的重大嫌疑人。那些笑话我的人大跌眼镜，说我眼睛這么毒，怎么没去搞公安。

经过公安的缜密侦讯，袁某确实有重大嫌疑，市文保局韦局长受命亲自组织实施抓捕。他们驱车近千公里，先去了袁某的单位。没料到袁某一个星期前就向单位递交了辞职报告，从此便不见了踪影。他们火速扑向袁某的家，依然不见人影，袁某跑了。这个貌似老实的家伙，其实很灵敏很狡猾。人啊，真不能貌相！

袁某藏在什么地方呢？公司的同事不知道，家人亲友不清楚，凭借技术手段侦察也没结果。一段时期，我们委派小分队多次蛰伏在他家附近守候寻觅，每次都是扫兴而归。

法网恢恢，岂容一个小蟊贼逍遥法外？公安很快将其列入网上通缉对象。

我们等待着奇迹的出现，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杳无音讯。我们有过失望，但我们从没有失去信心。

奇迹终于在两年后出现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这是个阖家团圆的节日，袁某会不会抱着侥幸的心理潜回家中呢？我准备让方磊在中秋节那天组织人员赶去数百公里外的袁某住处突击寻访一下。这时，文保局的韦局长也正和他的部下商量在中秋节再实施一次抓捕。这种心有灵犀、一拍即合的感觉太让我们振奋了，我们很快达成共识并拟定了行动计划。谁知，就在一切就绪、小分队准备出发的档口，深圳公安向上海公安发来信息：网上通缉的袁某已被捕获。

袁某落网充分显示了网络的威力。那年中秋节与国庆节同日，按惯例，国庆节前，公安对社会治安要进行一次大检查，尤其是处于边防前线的深圳特区。正是在这次检查中，袁某因边境通行证过期而被收容，最终被认定为网上通缉犯。

很快，袁某被押回上海。他承认了犯罪事实，也交代了犯罪经过，揭发了同案犯。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犯罪。据袁某交代，当我们的拷贝发至广东某地发行公司后，他们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里应外合，将此拷贝通过非法渠道运至境外，又在专门的洗印机构快速反正再反底，随后不露声色地将拷贝送回原地，保证晚间放映。这些不法之徒再利用反底进行大量拷贝，运回内地分销。遗憾的是案子虽然告破，但这个犯罪团伙的绝大部分成员都生活在境外，很难捉拿归案。更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根据当时的刑法，盗版这样的侵犯知识产权罪，是按罪犯违法所得的利润来量刑的。由于我们仅缴获了几只拷贝，累计利润很少，量刑也就很轻。我们历时两年花费十余万元，最终换来袁某获刑十个月，罚款四万元。说到上影的损失，四个字：难以估量。他们究竟印了多少拷贝，这些拷贝产生了多少票房？这些都是迷。我们最终结算的全国总票房达1.25亿元，平均单拷贝产出近30万元。

尽管量刑轻了些，但这桩《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的特殊案件终于水落石出，有了光明的结局，这显示了中国政府和中国法律对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视，显示了主旋律影片特有的魅力，显示了中国电影市场潜在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告诫那些盗版者，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这就是发生在《生死抉择》背后的一场战斗。今天听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这是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曾经有过的一幕，我们不能忽略不能忘却。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电影要健康发展，市场需规范运行，知识产权的保护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