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淀）

张宏杰

乾隆四十一年初，六十六岁的乾隆第四次东巡山东。

与前几次东巡明显不同，这一次，沿途前来接驾的王公大臣特别的多：以前只是河北山东的地方大员全数到来，而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几处盐政织造，甚至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封疆大吏也麇集于此。一路之上黼黻相接，仪仗塞路，闹得小小的山东翻天覆地。

并不是皇帝在途中要开什么“扩大会议”，也不是山东省政府举行什么重大活动邀请大家参加。大员们争先恐后来到山东，只是为了满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个喜好：收受贡品。皇帝的此次山东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们的赛宝大会。每位大员的车队都是珠光隐隐，宝气四射。这些大臣老早就瞄准这个机会，上穷碧落下黄泉，开始搜罗皇帝喜欢的“玩艺儿”。

由北京到山东，一路之上，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着皇上。内务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贡品装车运回大内。

皇帝这一趟出行，可谓是满载而归。想必回京路上，御辇之内，细细把玩品鉴这些鼻烟壶、带钩、搬指儿、曹扇之时，心情一定非常愉快。

从一定程度上说，清代皇帝的生活质量与贡品直接相关。

和我们的想象不同，皇帝虽然富有四海，却并不能任意支配国库来满足个人消费。清代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治理水平最高，皇帝整体上自我约束能力最强，也比较节俭的朝代。比如许多人都到明十三陵和清东陵、清西陵去玩过，一对比就看出来了：清代的皇陵，整体上，都比明代的规模要小，没有明代的气派。再比如，明代太监的数量，一度达到十万人之多；而清代呢，多的时候也不过三千人。

因此，清代国家的收入和皇帝个人的收入，从顺治初年开始，就是严格分开的。顺治初年，清王朝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内务府。这个机构，是服务于皇帝个人生活的，相当于皇室的大管家。国家的收入入国库，由户部，也就是财政部来管。而皇帝个人的收入，归内务府来管。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皇帝就有了自己的固定工资，收入来源固定化了。

那么清代皇帝的个人收入，都从哪来呢？主要来源于三个部分：第一，皇帝在各地有皇庄，这些皇家庄园每年出产的东西，是皇帝的主要收入。清代的皇庄主要设在北京附近和东北地区，相当于清代皇家的“特供农场”，生产优质无公害的猪羊鸡鸭、瓜果梨桃和大量蔬菜，供皇家日常基本消费。第二，是内务府通过经商、放贷等方式，为皇帝创一点收。第三，则就靠各地给皇帝的进贡和“报效”了。

因此，大清帝国财政的蒸蒸日上并不能直接保证皇帝日常消费水平的水涨船高。一般来说，由于皇家庄园的规模有定制，内务府经营水平也有限，不管国家税收如何迅速增长，皇帝个人的收入却是基本固定的。皇帝要满足其日益高涨的物质欲望，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收受贡品。官员们进贡与否，进贡多少，贡品质量如何，直接决定着皇帝的生活质量。

实际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绝进贡而闻名的。

刚刚登上皇位之时，乾隆曾下达诏书，说自己身在丧中，无心享乐，要求各地大臣在三年之内停止进献各种贡品。

如果说守孝期间不接受贡品史有先例的话，那么三年之后即守孝期满，皇帝仍然不收贡品，就可以分明体现出皇帝对物质享受的峻拒态度。

那么何以到了晚年，皇帝会一反初衷呢？

主要是晚境顺遂，高枕无忧。更何况人生已经接近尾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这个时刻抓紧时间犒赏一下自己，报答一下数十年来的辛苦艰劳，似乎也不为过。

享乐之门一旦打开，就注定只能越开越大。专制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大臣一个个都是揣度上心、投其所好的好手。事实上，他们用于工作上的心思远远没有用在捉摸皇帝好恶上的精力多。全帝国内所有的高级官员都从这道谕旨里读懂了皇帝的心声。从此，为皇帝准备贡品，就成了他们分内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为重要的工作。时间不长，他们就摸清了皇帝的喜好：钟表、字画和古玉，最讨皇帝喜欢。另外，搬指儿、鼻烟壶、小刀等，也容易被皇帝收下。

人到晚年，优点前进一步，往往突破分寸，转化成缺点。而缺点则往往变本加厉，从抑制收敛状态变成肆无忌惮。步入晚年之后，皇帝无心进取，讲究和奢侈之间的界限迅速突破。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成例，仅督抚们有进贡之权，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三节：冬至，中秋，还有皇帝生日。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除了三大节——端午、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也都可以踊跃进贡。除此之外，大臣们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皇帝对贡品的需索已经达到失态的程度。

很多人都说，进贡之风的兴起，是打开乾隆朝政治腐败大门的钥匙。此语不为无见。

皇帝过度收受贡品，本身就是一种严重腐败行为。

官场上，送点小礼物，是人之常情。如果礼品价值过限，就是腐败。同样，按定制收受贡品，自是帝王维持正常生活的必需；但像乾隆这样晚年毫无节制地收受礼物，当然就是犯罪了。

皇帝的理论是，送给皇帝的礼物是由官员们“自行制办”，也就是自掏腰包，目的是“联上下之情”。既不会增加百姓负担，又沟通了君臣间的私人感情，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并不用太多的精明，就可以判断出“自行制办”之不可能。送给皇帝的“土特产”，几乎件件超出官员们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欢那种镶真珠的玉如意，臣下纷纷进献。当时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银四千两。而当时广东珍珠价格，重4分的珠子约值银四五千两，重5分的则需六七千金，如像龙眼果那样重3钱的大珠竟值2万两银。一柄如意的价值如此，其他礼物可想而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精美绝伦的礼品，每一件都是民众的膏血凝成。

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当时这一新词汇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荣，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皇帝的无比热爱之义，实际上却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官员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一张巨大的非法汲取之网就这样以“进贡”为由头编织而成，皇帝在贪婪欣喜之余却浑然不觉。

乾隆年间侵贪大案而与进贡有关者，除李侍尧、国泰、伍拉纳外，还有浦霖、阿思哈、卢焯、恒文、良卿、方世俊、高朴、彰宝、王亶望、勒尔锦、陈辉祖、郝硕等无数大案，而这类败露的大案充其量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整个国僚体系通过进贡这个借口直接汲取的财富，不知凡几。

进贡过程中的贪腐行为，不过是进贡的诸多后果中最轻的一种。更为严重的是，皇帝对物欲的不加节制的追求，给天下传达了许多不良的信息。进贡热的一个影响是官场上送礼之风的兴起。

乾隆早年，对进贡送礼之弊察之甚详。即位之初，他就规定，官场之上，不得以送“土特产”之类的名义给上级送礼。皇帝说，“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层屡递及，督抚之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不赀”。

然而，晚年皇帝自己公然需索重礼，对自己早年这个规定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从此，官场之上请客送礼之风迅速升温。章学诚说：“印官上任，书役馈送辄数万余，督抚过境，州县迎送必数千金。”